生命异化 [生命的畸变与异化]
时间：2019-02-11 05:31: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路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异的一位作家，十七岁时便以天才般的笔力创作出近八十万字的青春史诗――《财主底儿女们》。目前文学史对于路翎的评价也主要集中于这一作品以及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而另一部长篇《燃烧的荒地》则因为种种原因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事实上，这篇作品较《财主底儿女们》更为成熟、含蓄，较《饥饿的郭素娥》更加雄浑、大气，如果要全面地了解路翎，《燃烧的荒地》将是一部无法回避的重要作品。在出版于一九八六年的《路翎小说选》序言中，路翎这样回忆自己四十年前的文艺创作：“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生活里的积极性，也指出我所察觉到的消极性；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也就是很多类别的人物以及他们，这些人物，这些形象的倾向；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这时代的正面人物，连同生长他们的土壤；连同这他们的土壤也描写出反面人物。” ①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路翎的创作理念中，“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相比，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正如路翎自己所说：“我探求着正面人物，同时也探求着反面人物。” ②的确，路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作品中存在着诸多“反面人物”，这些“反面人物”又多具备扭曲、变异、疯狂、而又神经质的性格特征，乃至有人戏称之为路翎的“疯子”系列。 而《燃烧的荒地》中的主人公郭子龙，显然又是这些“反面人物”中最光彩夺目的一个。小说一开场，路翎就对郭子龙有一个总括性的评价：“他是一个狂妄、放荡、聪明而大胆的角色，这种角色，是由山地里面的强悍的风习，袍哥的英雄主义，以及几十年来的社会动荡培植起来的。” ③显然，川地特有的“袍哥”式的英雄主义，给郭子龙的性格注入了顽强、凶悍、好勇斗狠等基本元素，但是，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呢。郭子龙远比一个有着古旧、陈腐“袍哥”气的流氓大兵要复杂、深刻得多。
被作为反面人物塑造的郭子龙，同时也具备路翎笔下正面的英雄式人物的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漂泊流浪情结。“漂泊”这一特定的情境在路翎的作品中已经是研究者所公认的一种存在，有的研究者将漂泊者作为一个形象系列来看待，而笔者则毋宁将“漂泊”视作路翎笔下诸多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所具备的一种共同情结，或者说是性格特征。无论是《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还是《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都是这种“漂泊”情结的集中体现和代表。
郭子龙，一个反面的、堕落腐朽的下层军阀，也同样是这种“漂泊”性格特质的代言人之一。年轻时的郭子龙如同任何其他热烈、冲动的青年，有着对壮阔生涯的渴望与追求，他甚至为此而同封建家长决裂，出外闯荡漂泊，想在动荡的乱世中成就一番事业。可是，时代给予这个青年的只有无情的戏弄与嘲讽。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与漂泊生涯之后，郭子龙的身心均受到极大创伤。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与其说是主动，毋宁说是无奈地返回了家乡――兴隆场。此时的郭子龙，除了军旅生涯留给他的满身伤痕之外，一无所有，一文不名，落魄不堪，但性格中与生俱来的顽强以及身上留存的“袍哥”式英雄主义，让他仍然以一个复仇者的身份出现在故乡的每一个公共场所。“他不仅要清算他的财产，他还要清算他一生的失意。” ④而这“清算”的对象，就是乡场的恶霸地主吴顺广。已经在漂泊岁月中腐化的灵魂让郭子龙脑子里除了钱便是女人，但同时，一种想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强烈愿望和个人英雄主义追求让他企图对命运作最后的搏击，他希望在故乡获取他想得到的一切，在漫长荒芜的漂泊生涯中苦求而终不可得的一切。“从命运的战场里败阵了下来，他是如乞丐一样的狼狈和饥渴，也如乞丐一般的卑鄙和下贱。但在这些的里面，却又屹立着怎样的一个英雄，握着他的左轮手枪。” ⑤
强烈的生命意识及旺盛的生命突进力是郭子龙所具备的另一个性格特征。返回故乡后的郭子龙野心勃勃，一心要扳倒兴隆场土皇帝一般的实权掌握者吴顺广，他的确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先是在公共场合对吴顺广进行态度上的侮辱与挑衅，继而挑拨、怂恿老实忠厚的佃户张老二与吴顺广公然对抗，甚至在最初的阶段，郭子龙的确维护着张老二与何秀英的某些权益，尽管这维护完全出自他自身复仇的目的。到后来矛盾一步步激化，直至吴顺广恼羞成怒，雇佣了一帮打手在观音殿阁楼中与郭子龙发生正面冲突与交锋，在这一系列层层逼近的事件中，郭子龙都呈现出一种粗野、蓬勃的旺盛生命力，在它的支配下，郭子龙面无惧色，镇定自若，顽强地对抗着实力远高于自己的敌手。这种生命意志并不全部来源于“复仇”的动机以及对于权力、金钱的重新分配欲望，应该说，这种雄强的人性是来自人物性格的最深处，来自对于“功绩”、“英勇”、“成就”等一些抽象事物的自发追求，它让我们看到，郭子龙在生命最后阶段一个拼尽全力的身影，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年轻时未尽的梦想对郭子龙来说具有绝对的精神魔力，正是它激发了郭子龙剩余的全部生命能量，尽管这梦想的内核已然完全腐败变质。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吴顺广对郭子龙采取依顺、忍让、纵容态度时，郭子龙反而觉得疲惫无趣，相反，在吴顺广被彻底激怒，与他的斗争公开化之后，郭子龙反而变得精神百倍斗志昂扬。在观音殿中的那场正面交锋中，郭子龙在阁楼里孤身一人与吴顺广雇来的一群流氓周旋搏击，斗智斗勇，生命力的张扬与勃发让读者也忍不住为之心潮起伏，暗暗叫好。只有在这个短暂的片刻，郭子龙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愉悦与满足：“郭子龙毫不在乎的靠在他的窗洞口吸着烟，对于他们快乐地看着。这孤零的角色这才尝到了他的勇壮的人生的滋味，他是像感觉着恋爱的青年一样的狂喜。” ⑥
但是，无论郭子龙最初的反抗姿态多么动人和绝决，无论他多么沉醉于自己的英雄梦想与生涯，作为一个下层军阀，他自身就是封建乡场黑暗势力的组成部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无论源头还是目的地都包含太多腐朽、黑暗、反动的因素，因此他很快被吴顺广所收买，并迅速加入了对底层民众迫害与奴役的行列。观音殿中他自认为以一当十、“英勇”无比的一幕，最后只落得个“大粪营长”的头衔。当郭子龙替吴顺广炸掉外省人煤矿之后，这个一心要当“英雄”、一心要创出自己“英雄”事业的郭子龙，已然成为封建乡场黑暗、反动势力最得力的助手。路翎平静而刻薄地写道：“这就是郭子龙的英雄行为……他的一半少爷一半流氓的英雄主义，是敌不过这个社会的冷静的生活，和其中的懒烂的感情的。” ⑦
郭子龙这个人物的复杂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向黑暗中堕落，向封建乡场势力屈服并为其利用，劣迹斑斑，另一方面他在精神上似乎又不断地进行自省和忏悔。郭子龙粗野堕落的生活经常让他觉得精神上无限苦痛与空虚，在观音殿与吴顺广的正面冲突中获胜之后，郭子龙得到了一些实际利益，但他马上觉得厌倦与痛苦，而且充满对自己的鄙视与憎恶。他甚至开始羡慕观音殿中的和尚，于是就出现了下面啼笑皆非的一幕：当见到庙中老和尚的素朴、宁静的生活方式时，“郭子龙顿时觉得自己是非常的渺小。纯洁、受苦、孤独的老和尚，是比他这个浑身血腥的人要神圣得多了。”于是，被震撼的郭子龙请求老和尚收他做徒弟，“‘师父，你不以为我是一个坏人吧！譬如一个人落水了，师父，你是要救救他的吧？……师父，我的良心跟我过不去！我做的坏事太多了！我看破了，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我总是受人利用，其实我自己的心像小孩子一般的！真的，师父！＇他用力的说，并且温柔的笑了，而他的眼睛是闪耀着欢喜的眼泪……‘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做大事业，打倒一切腐败的东西！我简直发疯了！可是呢，中国还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倒腐败了！” ⑧
尽管这忏悔中有着许多矫饰与虚伪的成分在，但仍然让我们看到郭子龙灵光一现的本心，正如路翎自己评论的那样，“这是他这么多年以来唯一的一个纯洁的时间。” ⑨当然，这昙花般的“纯洁”极其有限，这场极富戏剧性的忏悔与剖白最终以郭子龙因妒忌吴顺广而破口大骂不了了之。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小说中出现过好几次，在郭子龙帮吴顺广炸完外省人的煤矿造成五名无辜矿工死亡的时候，在何秀英因为郭子龙的欺侮而境况日益凄惨最终被向大个子摧残得生不如死的时候，在张老二被吴顺广剥夺了几乎所有生存资料的时候，郭子龙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自省、忏悔的情绪，而且发展到后来，这种情绪出现得愈来愈频繁和明显，几乎成为一种精神自虐。如同精神病人一般的言行成为郭子龙在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要呈现方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郭子龙一直没有认清自己的真正对手。他从回乡开始，就将吴顺广当作最大的敌人，尽管迫于现实被吴顺广收买也没有改变他心中的刻骨仇恨。但事实上，吴顺广充其量不过是个假想敌，郭子龙真正的敌手是他自己，他自身顽强的生命意志与他所要达到的反动目的间的矛盾冲突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吴顺广的抵抗的姿态没坚持多久就被其收买的原因，对假想敌的仇恨事实上毫无根基，轻轻的撼动便动摇了一切。但郭子龙自身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成为吴顺广的爪牙之后，他一直处于不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斗争状态中，一方面对张老二何秀英的不幸怀着歉疚与愧悔，一方面又对权势与财富有着痴执的迷恋。他的精神世界终日扰攘不宁，翻腾起伏，最终在疯人般的呓语与自我磨折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种作恶与作恶之后的忏悔交互出现并纠缠在一起的表现形式让郭子龙这个反面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丰富，他不再是一个扁平单一的恶的形象，而是有着壮阔梦想却被残酷现实所腐蚀、诱堕的一个鲜活立体之人。路翎直接从他的堕落之后写起，我们却从点点的蛛丝马迹中回溯出了他的一生。郭子龙回乡不仅仅是为了复仇，他同时亦想为自己那颗颠沛流离、漂泊沧桑的心找到真正的故土，以求得精神上的安宁与澄静。也就是说，郭子龙这样一个“恶人”以一种奇异的、畸形的、非常态的方式去实现他精神上的高远诉求。成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一个有着雄强生命力和伟大业绩的人本是郭子龙精神诉求中最重大的内容，但因为这“英雄”的内容是“一半少爷一半流氓”，因此他不可避免地犯下诸多恶行，并且日益颓唐懊丧，无法自拔。郭子龙晚年的反省与忏悔，也不过是这个人物行将沉没于历史黑暗泥沼之前泛起的最后涟漪，旋即随着他自身的毁灭而消失得踪影全无。
跟随着路翎雄浑的笔触，我们眼见了郭子龙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我的毁灭与消亡，我们陪着他一起经历所有跌宕起伏激烈挣扎的内心风波，并随之大起大落疲惫不堪。人物并不长久的一生却让我们仿佛经历了几个世纪。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物性格深处极强盛的生命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带来的全部不饶不休的物质和精神活动。郭子龙对于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的追求是毋庸置疑的，但他所追求的生命内容是蒙昧的、腐朽的、甚至反动的。这也就决定了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必然结局。
在郭子龙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强烈旺盛的生命意识是以一种扭曲和畸变的方式呈现出来：先是对于复仇的疯狂与执着，到后来疯狂的施虐甚至自虐，实际都可视作人物强烈的生命意识与生命力的外化表现，只不过对于这种生命意识的内涵来说，蒙昧腐朽和反动的内容占据统治地位。实事求是地说，这里有着“病态”，路翎对于雄强生命力与激昂的生命意识的刻意追求，使得郭子龙这个人物在某些地方过于抽象化，概念化了：郭子龙在面对吴顺广的正面挑衅与宣战时显得狂喜不已，斗志昂扬，一旦为吴顺广所收服，则疲懒不堪，空虚倦怠。为了有力，为了“原始强力”，为了生命的激昂与壮阔，与其疲弱，麻木，而宁愿野蛮，宁愿残酷，宁愿处于永不停歇的斗争与搏击状态。这里隐隐地透出路翎式的人物生存逻辑。
因此，这种生命意识有些类似于叔本华所说的“生存意志”，甚至也有点像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冲动”，它既包含着人性，也包含着兽性，既有阶级性，也有非阶级性。这种生命意识的爆发与释放往往有伴随着剧烈的反抗性、破坏性，表现出突发性、痉挛性等非理性非常态的特征。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人物生命意志的高扬与自我堕落倾向的矛盾倾轧。这也就是为什么路翎这些作品中往往出现一些非常态人物的原因。 而郭子龙，也许是这些“疯子”之中，最令人过目不忘的一个，我们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这个人物，他一面是黑暗的残孽，但另一面又有着强盛的生命意识与追求，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还会有某些“英雄”特质的闪现。
相对于那些积极的，与社会、历史、道德发展相符合一致的正面人物形象来说，以郭子龙为代表的畸变、异化的反面人物形象是路翎对于现代文学史一种更为独特的贡献。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谭旭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博士生。
①路翎：《路翎小说选》序言，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３月版，第８页。
②路翎：《燃烧的荒地》新版自序，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版，第３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路翎：《燃烧的荒地》，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版，第１３页，第２２页，第２３页，第８９页，第１７６页，第１４６－１４８页，第１４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