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曹七巧人物分析_《春阳》中蝉阿姨与《金锁记》中曹七巧对比分析
时间：2019-02-11 05:32: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在施蛰存《春阳》里的蝉阿姨与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对比分析中，揭示他们作为海派作家的相同与传承之处，即表现家庭生活，展示被压抑女性的性心理；而作为后辈，张爱玲表现人性恶的一面更加深刻老到。
关键词：被压抑女性 性心理 对比分析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上海，将近百岁的施蛰存老先生离开了人世。比起六天后给巴金老人过百岁生日的普天同庆，老先生的去世显得格外寂寥。施老先生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以其作品的先锋意识独树一帜。他的心理分析小说，以弗洛伊德学说观照人性，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派文学叙事由外部城市景观叙述进入家庭生活叙述的转折点，为此，李欧梵称他是“张爱玲的先驱者”。
张爱玲出道晚于施蛰存，却在施蛰存之后将家庭生活题材的抒写发扬光大，将笔触探入人物心理，剖析人性的极险极恶，奠定了海派文学创作的日常生活意识和凡人意识这一基调。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曾在面世之初风行一时，尤其是张爱玲的小说被认为是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坛“最美的收获”，但因其创作题材和写作意识的不合时宜都在建国后一度沉寂。施蛰存转向古典文学、金石碑拓研究，而张爱玲则远走海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作品在九十年代又再度走红，充分证明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会如陈年老酒愈久弥醇。他们都写过旧时代家庭的被压迫女性在新旧意识冲突中的骚动，下面就施蛰存《春阳》中的蝉阿姨和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做一比较来理清二者之间的传承与创新。
一
这两则小说的发生地都是上海，时值封建社会统治摇摇欲坠，而国外自由之风徐徐吹入。在中国这个封建思想统治两千多年的大国文学史上，女性多是男性作家赏玩的对象，在这两则小说中的女性，则是作为感觉主体而出现。蝉阿姨与七巧都是年轻时为了钱财嫁入豪门，一个守着牌位，一个守着个活死人，都是盛年寡居，忍受着性压抑和灵肉分离性饥渴的痛苦，中年后，手里掌握了财政大权，便允许自己稍稍放纵，但这一放纵只是心理的暂时神游，结果还是回到家中，守在阴森森的厅堂，将钱财抓得更紧。
这是两个不快乐的女人，在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中，成了“妇”的女性多与一种郁闷幽怨的情绪相伴生。蝉阿姨和七巧的故事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代表。相对于男性化的“怒”或“愤”，她们将“怨”常指向自己，使自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终其一生，她们不断为“怨”找出路：蝉阿姨嫁个有钱的夫家，把着大笔遗产，偶尔在幻想中感受与心仪男子互通款曲的美妙；七巧亦要嫁入豪门，争取家族遗产，与小叔子目挑心招，调教听话的儿女。“何其可怨的事，她（们）每一步自求解脱之道只会招致更多的空虚与愤懑；她（们）陷在一个闷葫芦似的循环中，难有救赎”①。
克里斯缇娃的“不堪”理论亦可解读蝉阿姨和七巧的命运遭际。“不堪”指的是身心的厌恶及反动症候群，肇因于主体无法承受、超越来自外界的冲击。这一冲击常与生理现象如食物、废弃物及性别连锁在一起。（父系权威）的符号象征系统讲求意指与意符的“理性”连锁，“不堪”的主体则在“门槛”经验中体会到另类的模糊经验。所谓的“门槛”常由身体的孔道来显现，这些孔道模糊了内外、爱憎、生死的界限②。“不堪论”描写了女性欲望与失望、越界与反挫交接时，那种暧昧抑郁的生存经验③。蝉阿姨和七巧正是站在这一“门槛”位置上，为自己的（性及社会）身份寻得认证，结果却未能尽如人意。蝉阿姨当年要嫁个有钱的夫家，却守着牌位度过一生，年轻时常年孤灯伴佳人，到老了又难抑心性的勃发；七巧妙龄之时选中有钱有势的姜家，却和一个骨痨患者结为连理，年轻时春心难耐，年老了又见不得儿子与媳妇恩爱无间。她活得最痛苦，却活得最长久，在漫长的人生中感受着生的磨难。在生命历程中，她们兴伏起落，但总是事与愿违，总是不断寻求突破，不断遭遇挫折。这是一条不归路，是她们自愿的选择，既然选了，就无法回头，只能“一级一级走入没有光的所在”。
二
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背景，是封建中国最早沐浴到欧风美雨的地方之一。这在“春风和熙的上海的南京路上。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的那么样年轻，那么样美丽，又那么样小玲玲的”④。这对于长年生活在阴暗古宅里的女性，是多么大的诱惑，紧闭数年的心扉也被这熙暖的春光烘得蠢蠢欲动，郁郁待发。来自相对封闭落后昆山的蝉阿姨，情欲压抑了十几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自己都习惯了这种生活，感觉也麻木了。所以“在昆山的时候，天天上大街，可并不觉得累，一到上海走不了一条马路，立刻就像个老年人了”⑤，这是为什么呢？借用朱天文小说中的一句话，“时间节奏太快的话，二十五岁就觉得老了”，蝉阿姨的心理感觉还停留在抱着牌位成亲的那个落后封建年代，而时代在进步，尤其是来到上海，这是个要比昆山时尚几十年的地方，物质文明自不必说，“眼前的一切都显着明亮和活泼的气象，每一辆汽车刷过一道崭新的喷漆的光，远处摩天大厦的圆瓯型或方形的屋顶上辉煌着金碧的光”⑥，大都会的气息随处可见，一向贞静的蝉阿姨也难以安分，终于借着春阳，反抗的心骚动起来，一任春思荡漾，流连幻想于年轻异性。七巧自嫁入姜家，就如同进了笼子的金丝雀，虽然吃穿不愁，名义上的丈夫却是个骨痨，正常的欲求得不到满足，怎奈姜家权高位重，七巧虽是暗地里心性早已熬煎了千百遍，表面上也不得不柔顺恭从。随着这个大家族的崩落瓦解，从封建传统权力中心的北京搬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海，七巧渐渐感到家族统治的松动，又兼生活在这花花绿绿的繁华世界，压抑许久的春情开始萌动，作为家中适龄男子的小叔子季泽成了她一吐情愫的对象。蝉阿姨和七巧都是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来到开放的城市，城市是个具有临时性的地方，这一特性决定了她们萌动的短暂、易逝，可是毕竟城市为她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一动作也就充满了二元形式的象征――城市／农村，梦幻／苏醒，性幻想／禁欲。
然而由于蝉阿姨和七巧出身不同，生活道路也各有异，所以她们长久压抑后爆发的方式也不同。蝉阿姨年轻时是个有“卓见美德”的小姐，想必在家中也受了不少三从四德的训诫，抱牌位做亲是她两日两夜考虑的结果。为了得到大宗财产的合法继承权，她自愿作了这一切，她从来没和一个正常的男人生活过，如同一口枯井，根本没体会过欲如泉涌的滋味，更没有凿井求泉的意识。“她感觉到寂寞，但她再没有更大的勇气，牺牲现有的一切，以冲破这寂寞的雾围”⑦。她的本能欲望的呈现只是一闪念，而没有发展成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和价值。现实中的封建伦理道德时时悬在她头顶，在这个没有浪漫激情的世界中，人物偶尔的幻想也往往被现实击得粉碎。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心态，作为生活在琐屑中的凡人，她没有足够的反叛勇气和力量，就连在上海吃顿中饭也要算计半天。这个表面上标准的善女人，套着封建伦理观念做成的桎梏，她的欲望已被压抑地失去了生机，欲望的展示只是在街上逛一逛，这是她唯一采取的实际行动。这一欲望的骚动是没有杀伤力的，最多只是想象中的眉目传情，是活在自在世界中，与外界没什么关系，只是畸形集聚的女性“力比多”爆发的独角戏。在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里是没有她的容身之处的，只有回到昆山――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只有在那里她才能维持心灵的平衡，继续作个善女人。
七巧不同于蝉阿姨，她出身低微，从残疾丈夫那里，又得不到正常的性爱，然而她又是一个正值盛年的女人，心理和生理的饥渴灼得她如同久旱的禾苗，需要倾盆大雨的滋润。她的情欲要比蝉阿姨强烈得多，年龄相当的小叔子季泽就这样进入她的围猎范围，怎奈又遭拒绝。过剩的“力比多”化作炙烈的复仇欲望，她在寻求机会行凶使坏。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写道：“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就恶的无孔不入。”⑧当得知年轻时的情欲对象季泽的登门拜访竟是为了钱，七巧对爱情彻底失望了，一颗火热的心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渐渐冷却，一点点扭曲变态，转而利用手中的财产压迫弱势对象，落魄的季泽不得不在她面前低下头来，甚至家人――生命中唯一真正属于她的儿女：一手破坏了女儿的最后一桩姻缘，挑拨儿子与媳妇的关系，逼得媳妇上了吊，用鸦片将儿子牢牢拴在身边，让他们一辈子得不到正常的婚姻生活。从一个被压迫者到一个压迫者，七巧一步步获取了权利，并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的自私残酷较之那些男性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示了女性惊人的反叛力量。她的堕落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张扬的生命力如见风之火烧得泼剌剌作响，漫卷之势铺天盖地，直至要拉上亲人做陪葬，在坟墓一样的公馆中一心作着自己王国的慈禧太后。
三
对于善女人蝉阿姨成功揣摩诠释的内心，离不开作者施蛰存的城市边缘人叙事身份的确立。他少年时生长于上海近郊，家境虽是小康却也和乐融融。江南乡镇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给他以深深的浸淫，同时感受到了乡村封建道德的保守力量。上海又是他青年时求学和工作的地方，在这里不但获得了学识上的弥足进步，而且在都市快节奏的生活中窥见了“半殖民地城市的畸形和病态方面”⑨。往来于乡下和城市之间，施蛰存以平和的心态将写作的焦点对准乡间的旧式妇女，用心理分析手法，探寻在封建专制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夹缝中挣扎的女性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一系列善女人表面平静而内心不安，蝉阿姨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忍受着性的压抑和生的苦闷，在封建宗族势力面前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无从发泄，在无欲无爱的生活中苦熬了一辈子。
而作为最后的贵族的张爱玲，虽出生于名门望族，却是生活在不务正业的父亲、留洋的母亲、懦弱无能的弟弟、冷酷邪恶的继母中间，从小得不到家庭温暖，少年时更在父亲的毒打之下逃出家门。人性温情的一面早早在她面前关上大门，对人间的冷漠、无情倒是深有体会，于是暴露人性之恶便顺理成章了。求学香港又值战乱，看惯了炸弹将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于是在战火、死亡、窒息中品味人生的张爱玲，写作姿态就如《传奇》初版封面那个探入人家的现代女子一样，冷眼旁观着世间的饮食男女，他们讲求实效与世俗的算计，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性的目的做着你死我活的争斗。她的这种俯瞰姿态深刻地将人性的冷漠、自私、残忍以至畸变一一道来，含着一种淡淡的疏离，一缕温婉的宽容与嘲讽。七巧就在精神欲求极度匮乏而无法得到满足的状态下，由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女渐渐变成一个恶毒尖酸的怨妇。这种变态人性的爆发，一方面是作者压抑情绪的曲折表现，另一方面是对人间丑恶的大胆揭露，这是长久压抑的爆发，“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出生之泼辣”⑩。
游走于城市――乡村之间的施蛰存，置身于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中，深感在新与旧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女性的无奈。他的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多取材于身边琐事，都是发生在家庭中、邻里间的平凡人生中的一个镜头，一朵浪花。在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他学会了运用弗氏理论进行心理分析的手法，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解构人物的心理流程，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可以说是弗氏理论的感性显现，但又不是生搬硬套，在作者细致生动的笔下，这一切道来又顺乎自然。他以平等的女性观正面展示与分析女性心理，探寻造成女性扭曲心理的社会历史原因，回归到女性的本真状态，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半梦半醒之间，仅存的少许知觉往往也是片刻闪现，在茫茫人海中亦很难激起什么反应，没有大喜大悲，只有平平淡淡的人生。
而作为香港――上海这类畸形城市的居客，张爱玲在中华古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撞击中，在沦陷区的颠沛流离中，永远维持着一种放逐、病态的生活。她的文艺观自然受她人生观的影响，趋向于表现人生的平凡与不确定。她完全站在男性社会的地位看女人，只重视她们性别的一面，截取人生的一段，细腻的心理描写更多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发展，演绎女性人物不为人知的苦楚，亦有对弱势者（子女）女巫般的威慑。这类人物将以父权社会最为暴虐的形式，玩味着支配他人的权利，对他（她）实行种种残酷的精神上的虐待，以此报复父权社会加之在她身上的一切。
张爱玲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她的英文造诣也甚深，有着与施蛰存类似的文学熏陶，同样生活在上海这一中西文明交汇的国际大都市，同样擅长心理描写，取材世俗人生、敷衍凡人小事、洞察世故人情成为二者共同取向。施蛰存作为海派前辈，他的创作既为海派文学的发展拓宽了新路径，又在潜移默化中给后来的张爱玲以间接影响。上海对于施蛰存和张爱玲来说，有着同样的心理地图，施蛰存往来于松江与上海，张爱玲往来于上海与香港，他们只是上海的居客，上海是他们上演人间悲喜剧的舞台，于他们是不相干的故事。他们笔下的人物也是活在过去的人，新的时代、社会唤醒了他们久封的情欲，却由于自身的惯性和无适于实现欲望的环境而如同那个永远吃不到鼻子上香肠的狗，绝望而饥渴中，他们的欲念四下游走，却找不到出口，一任自身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
海上的传奇故事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无论是之前的施蛰存，还是后来的张爱玲，在世事变幻的云起雾散中，他们注目的是饮食男女的家长里短背后的人类真相。无论是在熙暖的春阳下，还是在幽怨的月光中，人间都在上演着同一主题的悲喜剧。这样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路晓琳（１９７９－ ），河北阳原人，现为河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４级硕士研究生。
①②③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９页、第２００页。
④⑤⑥⑦施蛰存：《善女人行品》，上海书店印行，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８页、第１００页、第１０１页、第１０５页。
⑧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８页。
⑨严家炎：《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０页。
⑩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