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突破源于严谨】
时间：2019-02-11 05:39: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吕立汉的《千古人豪――刘基传》立足于严谨的史实考证，从而在刘基研究上获得突破。它不仅描述刘基的生平，还揭示了刘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心理，对刘基后期悲剧的描绘也有深度。此外，该传记还富有文采，饶有辞章之美。
关键词：刘基研究 考证 词章之美
刘基（1311―1375）作为元末明初最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之一，以儒进身，是元代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以文自负，当着皇帝朱元璋的面都敢说,天下文章，宋濂第一，他刘基第二，张孟兼第三，还夸张到“往往以此语诸人，自以为确论”；又以经济天下自许，在处处碰壁，归隐南田故里之后，撰寓言集《郁离子》，“以待王者之兴”。然而，他生活的时代，进士并不显贵，文章也不当道，朝政腐朽，他的经济之计无法施展。而等到他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时，忠节的问题缠上身来；忠节问题了犹未了之际，朱元璋却过早地把他“抛弃”了。虽有爵禄，而归老不得，直至死到临头。刘基的一生，无疑是悲剧性的。但这一点后人越来越忽视，无论朝廷还是民间，不断地予以历史的补偿，如追赠、配祀；不断地拔高、神化，仿佛他生来就是为朱元璋打天下的，朱元璋的天下就是靠他打下来的。
由此，我们看到，在刘基的一生当中以及在后世的造神运动里，形成了诸多矛盾冲突，有矛盾冲突就有“戏”，就非常值得深入仔细探究，而且也必须要深入探究下去，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刘基。这是严谨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但是，长期以来，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是不多的。有一些刘基研究成果，由于缺乏严谨的考证，未免说得有些玄乎，令人难以信服；另一些刘基研究成果，考证似颇精详，但缺乏对刘基心理性情的准确把握，不仅有为考证而考证的嫌疑，而且容易误用史料，尤其是刘基本人的许多并不由衷之言。
这种史事考证与整体把握之间的矛盾，在文学研究，尤其是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是广泛存在的。关于文学研究是用“解剖刀”来分析这种传统的说法和做法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通过研究，仅看到这是刘基的骨骼，那是刘基的头发，诸如此类，到底刘基的性格形象如何，却不得而知，这样的研究，其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反之，如果我们用他人或想象的骨血与毛发来拼凑一个刘基形象，那更误人子弟。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基研究期待突破。
近日，读到吕立汉教授新著《千古人豪――刘基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气读完，打心底里认为，这才够得上刘基研究的突破之作，虽然尚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在此之前，我研读过吕立汉教授的《刘基考论》，虽然受益匪浅，比如他对刘基文集版本源流的考证，进而对刘基作品系年的辨析，在此基础上的对刘基行年的考实，都有相当的成绩。但感觉到对刘基的总体把握若有欠焉。不过路得一步一步走，从今日他推出《千古人豪――刘基传》来看，对前者是不宜苛求的。
吕立汉先生在《刘基考论》的基础上撰写的《千古人豪――刘基传》，我认为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优点，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是史实考证精详，为《千古人豪――刘基传》取得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充分发挥本土研究者的优势，搜罗掌握了大量方志、谱牒资料，使刘基某些行实得以定论，同时也开启了新的研究空间。比如说，笔者曾撰文考订刘基至正六年干谒事迹，考证到刘基从福建北返至桐庐，就再无线索。当时以为是去杭州等待儒学副提举的铨选候补，但杭城居不易，而且也没有材料表明刘基至正六年就到了杭州。吕立汉则分别从清乾隆《浙江通志》、光绪《桐庐县志》《桐庐县地名志》《桐江华氏宗谱》等方志谱牒中发掘出新的材料，并经实地踏勘印证，雄辩地证明，刘基北返，止于桐庐，一边设馆授徒，以为生计，一边等待新的任命。这样，不仅解决了刘基北返行程的悬疑，也附带解决了许多相关问题。比如说他与徐舫的订交，基本可以确定在这段时间。由此发现的多篇刘基佚作，对刘基文集的重新整理，以及其首次辞官赋闲期间诗文风格和心态的把握，都有大的帮助。又，刘基既可设馆于桐庐，那他在北上干谒前后数年的辞官岁月里，其他方志中所说的刘基设馆授徒材料，虽属孤证，但可信度也因此大大提高了。进一步，宋濂等人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刘基的门生，如《孝子丘铎传》中的丘铎等，当也是在这一时期所收。在吕先生的《刘基传》中，这样的例子甚多，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已经算得上刘基研究的突破之一了。
《千古人豪――刘基传》的第二大优点是，不仅不回避刘基在他人生转折时期的内心矛盾与困惑，而且是从史料到分析，深入开掘，力求有所突破。人生是复杂的，世道是复杂的，人的性情，也是复杂微妙的。如果我们单向度地把刘基写成一个半仙级的军师，再加上文学、教育、思想等等的杰出成就，那刘基依然似神如仙。说白了，这样的研究，与坊间的传说，并无本质的区别。学术研究，当以此为戒，要平视之，审视之，最多是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对古人“具了解之同情”而已。以此相衡，吕立汉先生的《千古人豪――刘基传》，与此前的一些刘基传记，是迥乎不同的。刘基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应当是弃元佐朱。刘基作为前朝进士，又对元朝有“孤臣孽子之忠”（钱穆语）；朱元璋的出身，甚至比他鄙夷的长期的对头方国珍还差，江南儒士，多以草寇相视。胸怀盛世理想，一身文人脾气的刘基，如何适应这一心理落差，确实是一件难事。那我们的研究者，如何合理解释刘基的这一转变，也确实是一个难题。对此，吕立汉先生在《千古人豪――刘基传》做了可贵的探索。
首先，作者当然立足刘基本人的性格心理分析，再从其所受的教育，二十余年来四仕四辞的人生遭遇，逐步揭示其弃元佐朱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元代社会政治的腐败，尤其是用人问题上这一最大的腐败，使刘基无法容忍下去，直至最后弃绝元仕。既已弃绝元仕，那么就意味着站到了忠节贰仕这一巨大转折的中间地带，也可以说完成了一半的转折。但是，这一半，还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仅仅是量变，仅仅是可能性。现实性在于当时形势的发展。所谓形势比人强，是社会现实决定人的取舍。在这种正确的理念指导下，作者抽丝剥茧，层层展开，广泛而深刻地分析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以及刘基的社会交往等个人背景等，为这种巨大转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一个层面是朱元璋的发展变化。朱元璋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最重要的是礼贤下士，任用儒者，文武并举；武以攻城略地，文以治民守土。这样文武干济，最合儒家谋国理想。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反复说，朱元璋是得国最正。而当时群雄逐鹿，比较而言，也确实是朱元璋最有王者气象。如果形势发展到令刘基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朱元璋当时无疑成了最现实的选择。一个层面是朱元璋当时既有霸业之图，又逐渐意识到，最具经国理世之才的士人群体，非浙东莫属，故一直在争取浙东士人的合作。因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刘基的许多故旧，相继与朱元璋合作。这时，作者又发挥其发掘地方史料的优势，通过新材料，做出新考辨，为复杂的心理分析，提供了很具说服力的史料支持。第三个层面是，刘基此时手里掌握一支地方武装，虽以抗御方国珍或者其他山寇为主，但这无疑更增加了他的分量，更加使他成为各路诸侯争取的对象。而形势的发展，也迟早会逼着刘基表态，到底跟谁？因为谁也不会容忍一支武装力量在卧榻之侧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迟了，恐怕会更被动。所以，在胡大海、朱升等人的举荐之下，当朱元璋做出礼聘之举，而前来致聘也堪称豪杰之士的孙炎时，刘基心动并答应了。但他的内心并不能释然。因为走出这一步，无论如何，在许多人看来，他都是元室的贰臣了。所以在行进途中，在受到好友徐舫的言语打击的同时，竟然还想拉其“下水”。即使到了南京，虽有朱元璋的崇高礼遇，还是心有不安。这些，可都是出自宋濂之口，可以说是绝对可信。至此，我们认为吕先生的这种分析，是足以让人信服的。
对刘基入明后期的悲剧性处境方面，作者也做了生动的揭示。这也是历来刘基研究所忽略的，尤其是本土研究者，更是有意无意地这样做。一个后来皇帝册封的“开国军师”，在新朝建立后，却是一个悲剧的现实，情感上似乎难以接受。但学术必须还原真相。而作者在还原真相过程中的努力，尤显学术功力的是，他并没有时下打着学术幌子，行所谓翻案文章的时尚噱头，而是从发掘丰富的史料入手，辅以严谨的史料鉴别运用和细密的心理分析，认为在明初朱元璋好雄猜而大开杀戒的严酷高压统治之下，刘基倔强书生的耿介性格偏偏不改；朱元璋将其置于御史中丞这个得罪人的位置上，他还天真地想要为君清道途，致太平。严格执法之下，外谗必入；用力太勤，内（皇帝）则猜以用心太过，有所企图。内外交攻之下，刘基就不免栽跟头了。这样的分析是符合逻辑的。作者的高妙之处还在于，让人认识到，在那种环境下，刘基还能全身而还，已属非常好的结局了。但是，这样的结局，对于一个在《郁离子》中宣称要“致天下文明之治”的刘基来说，我们无法不说是悲剧性的。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其实刘基悲剧在江西大战剿灭陈友谅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在太祖实录等史著中，刘基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刘基的边际效用已经大大降低了。
对于刘基的悲剧的揭示，其实首发于其子刘 。他在乃父的像赞里说：“武功已成而文治未竟，抑天耶？人耶？”武功，在刘基看来，实为末事，这一点他在《郁离子》中已经有过明确的表示；按体用划分，武功为用，文治才是体。可以说，刘基通过《郁离子》点燃的火种，尚未燃旺，入明后即遭当头浇灭，宁不为悲剧乎？
《千古一豪――刘基传》的第三个大的优点是，在严谨的考述中，能使文章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好读与征信，往往是一对矛盾，作者的高妙之处也正在于此。作者在传写刘基的一生时，往往将事、诗、史，通过人物经历和性格的涂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既生动而丰富地反映了传主的一生，又使人物走下神坛，显得那么生动而可信。比如说，刘基佐石末宜孙守处州，这一段时间，局势发展十分复杂微妙，除了北方的红巾军和南方力量对比尚不明朗的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三大势力，处州境内以及接壤的福建，也是山寇嚣聚。这是史。刘基承省檄佐石末平寇，是事。当时一帮俊彦之士齐聚处州，感怀时世，互相砥砺，互相唱和，尤其是刘基与石末，更为投契，唱和尤多。这是诗。对史的描述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分析刘基对于时世的态度；对于时事的展示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分析刘基对于时事发展的心态变化。要解决这些难题，最好的材料当数刘基自己的诗了。作者就此展开他作为文学教授的长处，深入体会诗人之心，准确把握微妙之处，诗、史、事互证，在诗性的光照下，使过往的史事复活，也使整个篇章复活了。如作者将刘基的《述志赋》，视为弃绝元仕归隐南田的告别辞。“将抑志以从俗兮，非余心之所怡”，表明刘基很不情愿（“非所怡”而已，并非绝对不可能）背叛元室，当然更不愿为元室效屈原之自沉，故只好“登高丘以首歌兮，聊逍遥以永年”，姑且归隐蓝田，以观时变吧。这种分析，当然很妙。通观全书我们看到作者不仅大量穿插了刘基自己的诗文作为分析材料，还引入大量的他人诗词，使全书增色不少。比如说，刘基行经桐庐一带，这里风景优美，人文饶富，作者写景抒情，有诗、有文、有掌故，读起来，仿如不止是跟着作者的笔墨，而是跟着刘基的步伐在前行。而且，这不是一处两处，是全书的写作体例，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许多老一辈的学者们一再告诫我们，文学研究，最后总应该回到文学上来，这是大体。在这种大体的要求下，文学研究著作，也应该富有辞章之美。经过研究、分析了吕立汉先生的《千古一豪――刘基传》后，我们会认为，在这么多的刘基研究著作中，将来恐怕这是最有影响的一本，因为既考述严谨，又笔底波澜，饶富辞章之美。
作者：范颖，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批判。
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