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边缘人 [迟子建小说中妇女的边缘形象]

时间：2019-02-11 05:41:1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迟子建始终致力于人性善恶与美的挖掘，注重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回归和对小人物的观照。她所关注的处于“边缘”、“弱势”和“底层”的小人物形成了“边缘人”形象系列。本文界定了迟子建笔下的“边缘人”形象，分析了这个形象系列中妇女的形象。
　　关键词：迟子建 “边缘人” 妇女
　　
　　迟子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一路走来，一直“执著于困境的发现与出路的寻找”①。她徜徉在民间生活的河流中，深情地注视“北国一片苍茫”的故乡大地和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底层民众。这位边陲作家在自己的生活与创作经历中深深地参透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永远都存在着对立。“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的对立。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她始终关注着处于“边缘”、“弱势”和“底层”的小人物，不断发出对生活在底层的边缘人物的悲悯。这形成了她笔下的“边缘人”形象系列。
　　
　　一、“边缘人”形象界定
　　本文采用描述性的方法，从三个层面对“迟子建笔下的边缘人”予以界定。界定一：本文的“边缘人”处于与“中心”相对的“边缘”状态；界定二：本文的“边缘人”处于与“强势”相对的“弱势”状态；界定三：本文中的“边缘人”并非安于“边缘”现状，他们渴望以自己的方式向“中心”努力，向“强势”靠近，但总是归于失败。
　　细数迟子建笔下的人物，大约包括这样几种：成人眼中的“边缘人”――儿童和傻子；男权世界中的“边缘人”――妇女；还有在城镇和乡村，由于灾难、疾病、先天缺陷等原因不能受到同等待遇的“边缘人”。总之，他们都是生活在世界的边缘，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都是被遗忘、被轻视的对象。
　　在迟子建的“边缘人”世界中，最突出的是妇女形象。
　　
　　二、妇女：男权世界的边缘人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父系文化的演变差不多都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社会里，妇女被排斥于生产领域之外，受男人的宰制是全方位的，由体态心理、经济政治，到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历史，无不渗透着、积淀着男人将女人贬抑为他者的权力痕迹。在漫长的男权制社会进程中，女性几乎被推至历史的幕后，她们的意识被遮蔽，她们的权利被剥夺，女性成为了历史的盲点。②
　　迟子建的《秧歌》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映女性悲剧的作品。
　　在女性的天空中，没有什么比爱情更耀眼，无数红颜女子都在为爱情流泪。也正因为爱情在女性心目中这种无可取代的地位，使得她们的悲剧在这一层面表现得更凄美、更残忍。
　　神奇人物小梳妆一出场就让人心潮澎湃，所有的人都会被她深深地迷恋，男人和女人都会在正月十五她扭秧歌的这一天疯狂地寻找、追逐她的踪迹，以至于有些人会因想她而死。美艳绝伦的小梳妆恋上了首饰店的老板付子玉，在一句承诺都没有的情况下，空等了付子玉一生。有三位太太的付子玉不过是将其看做生命中的过客；他期待的，也只不过是看场小梳妆的秧歌表演而已。小梳妆最终难逃被付子玉蹂躏、抛弃的命运。小说正面描写了小梳妆风烛残年的境况，也冷静地阐释了她对人生的认识：“世上没有薄情的男子，是有痴情的女子。”③一句话道出了她空等了付子玉一辈子的悲凉。青春空耗了，理想破灭了，小梳妆唯有死去。
　　迟子建是个理性、冷静的作家，她用白描的形式再现现实，以求得人们的关注。迟子建并非只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她对处于社会弱势的女性有一种怜悯，更有一种责任，她要揭出这层伤疤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她用体会与感受去抒写这一段段辛酸的故事，表明自己的爱憎。
　　迟子建笔下的另一人物――《逝川》中的吉喜，也在用一生来承受爱情的悲剧。吉喜的家乡阿甲是个小渔村，“这一带渔妇大都有高高的眉骨，厚厚的单眼皮，肥肥的嘴唇，她们走路时发出咚咚的响声，有极强的生育能力，而且食量惊人。”④吉喜却比她们美丽许多。年轻时的吉喜发髻高绾，明眸皓齿，在月光下织渔网时就像一条美人鱼。吉喜人美，手也巧，她会捕鱼、制干菜、晒鱼干、酿酒、织网。吉喜不仅会经常帮助村里各家织渔网，还喜欢请村里的男人去她家抽烟，喝她酿的酒，吉喜总想用辛勤的劳动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她的这种想法却酿造了她一生的悲剧。她的恋人胡会在娶了别的女人后竟然对她说：“你太能了，你什么都会，你能挑起门户过日子，男人在你的屋檐下会慢慢丧失生活能力的，你能过了头。”⑤吉喜的优势竟成了无法弥补的缺陷。这个迂腐又守旧的胡会明明喜欢吉喜，却因为虚荣娶了各方面都不如吉喜的彩珠，这是女性的悲哀，更是男性的悲哀。虚伪又卑劣的男权主义一方面以权威压制、欺侮弱势的女性，另一方面又主动抛弃和逃避强势的女性。男性的狭隘和自私在这一刻显露无遗，而可怜的女性只有在不平和隐忍中度过余生。胡会的想法是普遍的。大多数男人都喜欢在女人面前有一种强势的感觉，喜欢女人崇拜和依赖他们并且无条件地服从他们。而像吉喜这样的女人，自然就谈不上崇拜、依赖和服从男人了。所以千千万万个胡会们宁肯去娶任何方面都比不上吉喜的彩珠们，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吉喜的悲剧源自于她的聪慧和勤劳，但是吉喜并没有被这狭隘的男权思想所束缚。吉喜仍旧剐生鱼、采蘑菇、晾干菜、喂家禽，人到中年后，她还会频繁地出入一家家为女人们接生。即使在一年一度的泪鱼游来的季节，吉喜也会冒着捕不到泪鱼而遭灾祸的危险去给胡刀的妻子接生，而胡刀的爷爷胡会正是毁了她一辈子幸福的薄情男人。可爱又可怜的吉喜只能以劳动作为生活的唯一寄托。她在捕鱼中珍藏生活的喜悦，在碾烟末、唱山歌中体会被欣赏的欢乐，以为自己昔日的恋人接生重孙来追忆逝去的爱情。
　　在迟子建的笔下，女性形象往往具有类型化的倾向。比如，女性往往是美丽的，大多有着善良可爱的秉性，但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并没有圆满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女性的优秀是悲剧的根源，男人对她们只是欣赏，但不接纳，甚至是遗忘她们。”⑥《树下》的七斗期望的爱情幻灭，隐忍地过起了农场的主妇生活；《秧歌》里的女萝不得已嫁给了王二刀，而这样婚姻还要以腹中的孩子相逼，再加上两个响亮的耳光为代价；《庙中的长信》里的被园艺师玩弄的阿媚；《回溯七峡镇》里被南和北抛弃、为情而死的秀水；还有《旧时代磨坊》里一厢情愿幻想着老爷对自己专情的四太太，等等。迟子建通过众多女性的经历来探寻生活的本质，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情怀揭示了女性悲剧的根源：这些心甘情愿被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女人自我意识完全丧失！
　　知道男人不可靠却仍然要依靠，这就是女人生存的悲剧，并且女性似乎无法挣脱这样的宿命。就连看似强悍的吉喜，其实也在故作坚强中期待着男人的垂青。她唱起令人心如刀绞的歌曲，是在呼唤男人们来向她讨烟吃并安慰她；她时刻拒绝给胡会烟吃，其实是时刻期待他能回心转意。吉喜孤老一生，始终没有逃离出男人这张巨网。迟子建赋予了她笔下女性美丽的容貌及善良的品性，却没有给予她们同样美好的命运；相反，男性虽然猥琐，他们在女性的生活中却占据着支配的地位。那些焕发着光彩的女性仍然逃脱不了在男权统治的藩篱中生存的可悲境遇。她们都或主动（小梳妆）或被动（吉喜）地将美好的生命消逝在男权的漩涡中。当妇女在自己生活的漩涡中想要自拔却无力自拔时，我们才看到了在平静的生活中所蕴含着的残酷。值得提出的是，迟子建总是站在“边缘人”的立场上来诉说、来表达与展现，以平等的目光来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揭示他们生存的困境。正如著名评论家谢冕在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颁奖会上宣读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辞：“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发出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精神高度。”
　　
　　① 姜桂华：《迟子建中短篇小说通解》，《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第91―97页。
　　② 王喜绒：《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
　　③ 迟子建：《亲亲土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④⑤ 迟子建：《亲亲土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4页。
　　⑥ 迟子建：《我伴我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大荒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0BZW088
　　作者：董慧，文学硕士，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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