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敞亮不容遮蔽的生存处境】
时间：2019-02-12 05:31: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生存 人文关怀 摘 要:汪曾祺的创作近几年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关注,他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和美学价值基本趋向共识。本文从存在主义美学的视域,考察汪曾祺小说中那群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或卑微庸常,或顺从琐碎,或粗糙懒散,但无不是真实的生命存在。对贩夫匠人等小人物存在境况的倾心临摹,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入作家及其作品。
文学的使命要求它不能逃避对个体生存的关注。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存在的重要性,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有生命个人的存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文学作品不能忽略人的生存世界。但是,曾几何时,中国文学成为集体、国家的代言,成为政治理论的工具,文学与人的心灵、命运、生存疏远的时候,也是与本真的生存分道扬镳的开始。汪曾祺小说恰恰来自于作家对集体、形象、典型这些抽象名词的拒绝,作者把个体的人从“人民”话语中还原出来,并把它们放在了更能展示人本性的生存处境中去,写出了他们的本真和坚强,同时也写出了他们所忍受的屈辱和处于困境中的盲目和茫然。
存在论美学观重要的哲学方法是:走向身情本身――亦即反对一切飘浮无据的虚构与偶发之见。这就是说,通过将一切实体加以“悬搁”的途径,回到认识活动最原初的意向性,使现象在意向性过程中显现其本质,从而达到“本质直观”,这也就是所谓现象学还原。这种走向身情本身的哲学方法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便是还原生存的原生相,回到生存本身。因此,回归具体的人的生活,也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非常关注,钱中文说:“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2}
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作家以独特的视角,独具个性的体验,关注故乡高邮、求学之地昆明以及老北京的民情人生,展示人们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汪曾祺用他的语言、他的人生体验叙写了生存在“限界状况”中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姿态。
俗世中的庸常与窘迫
按存在主义的观点,人是被一次性抛入世界的。{3}人在被投入世界的开始,便生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是琐碎的、具体的、零乱的、无法理性梳理的。也就是说,人在被置入世界的一刹那,同时就生活在各种关系构织成的俗世中。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最后一个士大夫,士大夫的典型特征是风雅、清高。但是这并不能排斥汪曾祺对庸常人生的展示。因为汪曾祺作为一个人,他也生活在各种关系之中;他也无法逃脱此在物的牵制,他以他敏锐的艺术触角感应着人类生存的艰辛、困惑与不安。
他早期的小说《老鲁》,记录了老鲁大半生断断续续异地谋生的境况。十几岁就当兵的老鲁记忆中的行伍生活是吃过猪食、棉花,部队下来后到过很多大城市攒了点钱,弄了个磨坊,一打仗,磨坊丢了,钱也慢慢花完了。辗转多年,老鲁到“我”在的学校干点杂活,挑挑水,又攒了点钱,买了豆子囤积起来,不料,豆子直跌。文末这样写道:“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是啊,老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忙碌着,对于这样的生存,他没有疑问、抗争和重新选择自由的意识,只能置身于社会历史环境中,顺从固有的生活模式和价值。因此,老鲁终其半生奔波流离,作为限界状况中的存在,无力躲避超脱于现存状况,他最终成为物在。他抛弃了抗争和选择的自由,只能作为大机器零件而生活。与老鲁有着相似命运的《落魄》中的扬州人,先前经营着兴隆生意,过着优游闲散的生活,招得“我们”几个学生都羡慕。后来被南京人挤压。南京人会抓机会,被作家喻为“会堆砌‘成功’”的人,并“知道钱是好的,活下来不容易,举手投足都要代价。为了那个代价,所以他肯努力”。所以南京人占了饭店更多的股份。扬州人落魄了,失去了先前的生活。在异乡谋生的南京人与扬州人,经营着一个小饭店,扬州人在南京人(他人)的支配下不是作为自己而存在,他的存在实际上是非存在。扬州人起初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并沉溺于其中,将生活视为一种纯粹的享乐,以至于温饱的基本需求被搁置。任何时候温饱都是个人生存的最底线。但扬州人懒惰、自足、好享受的生存观念,使他丢掉了小饭馆的经营权,在南京人的支配下苟且偷生,他不是作为自己而存在,最终失去自我和个性成为非存在的个人。但是知道“钱是好的”的南京人,他的肯努力只是解决了作为肉身存在的个人生存,他并没有从感性、世俗的“常人”生存过渡到精神性、本真生存,他只知道“他的床是睡觉的,他的碗是吃饭的,他不幻想,不喜欢花,不上茶馆喝茶,而且老打狗,因为虽然他的肉在梁上他还是担心狗吃了”。可见,南京人的生存感就是最基本的温饱满足,只知道活着,却不晓得为何生存,不思考如何生存得更好,这样的生存仍是作为物质性的自在的人。小说文本以感性的文字掀开存在者的面纱,为大家打开限界状况中的“你”、“我”、“他”、“南京人”、“扬州人”的生态本相。
庸常与窘迫的生存体验是大多数人“自在存在”的生存写照。“自在存在”的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生存目的性,没有自我变化。大多数人是置身于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常人”的存在,都是一种笼而统之的杂然共生,人人都在互相参照、互相异化、互相效仿、互相磨灭个性,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因而最终成了一种失去主体精神的“常人”,“常人”的习惯和行为又成了每个人无师自通的默默遵守的“公众意见”。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以北京世俗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如《安乐居》中老吕、老聂、老王,《异秉》中的王二、陈相公等等,不仅为我们诠释了“常人”生存的命题,而且还真实地展示了老北京们的生存群相。
困境中的守望与戏谑
汪曾祺在一篇散文里写道:“XX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得开些。”{4}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汪曾祺面对生存困境的心态。这里提出的“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生存体验,揭示了个体生存在面对“限界状况”这堵看不透的墙时,由于被强大社会政治力量所钳制,丧失了超越现存状况的可能,以至于丧失了实现选择的自由。正是作者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间接地影响到其小说中的人物面对人生不顺境遇的存在方式。
“随遇而安”是汪曾祺面对困境时的一种心态。虽然不是以苦为乐,但却能够“化逆为安”;不是直接的迎进,而是退而求其次的观望。这毋宁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寻求隐匿生活心态的另一种形式。中国传统文人向来有一传统,退隐山林,寄情山水。面对现实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仕途的排挤、家道的破落等等人生困境,中国传统文人往往缺乏一种积极与之抗争的勇气和精神,大多采取退避、迂回的生存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极深的汪曾祺在深切感受自身存在的无助和困难时,也就“汲取”了此种面对困难的守望姿态。《寂寞与温暖》中年轻的女技术员沈沅被打成右派,起初“在毫无自卫能力的情况下,忍受着各种离奇而难堪的侮辱,精神完全垮了”。沈沅最终被定为一般右派,就在本所劳动,她反而很镇定,甚至觉得轻松,每天好像过得挺好,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平静而寂寞地生活着。沈沅无力抗争限界状况,她只能默默地忍受,继而平静地守望。但守望并不是放弃选择自由的权利,沈沅默默的守望换来的是劳动、工作的权利,她还可以继续她的研究,在创造的过程中维护着生存的价值。其实,在历史狂热、理性失落的时代,人们几乎被受制于其中,往往也就失去自由,无法超越,守望或许是保护自我的较好的生存方式。《寂寞与温暖》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生存困境的一种生存姿态。
《异秉》这篇小说前半部分讲的是小镇上卖卤味的王二自己及身边人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模式,人们或经营着维持生计的小店铺,或在小店铺干活,这样的生存方式对他们是自然而然的,谁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改变这一存在方式。有天晚上保全堂那些无家可归的光棍们谈起人生有命,就以卤店王二而论,认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必有其异秉。王二答曰:“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陈相公、陶先生立即起身去厕所验证。小说在这里结束,其中的味道就如北京人所说的“哄自己玩儿”,慢慢体会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戏谑”意指用诙谐有趣的话开玩笑,《异秉》带有黑色幽默的故事就有诙谐的因素,但是汪曾祺叙述故事的语调是严肃的。小说前半大部分表现了在日常生活习惯中人们的生存方式,直到文末却揭开了被日常生活习惯及制度所埋没的人的生存境况,即人的生存的荒谬。戏谑也是多数人的一种生存样式,它或许可以缓解人们生存的压力、不安,却无法彻底摆脱压力与不安。那么《异秉》的所指是什么?其实王二、陈相公、陶先生都已陷落于“状况”之中,他们于人生处境中陷落沉沦,含糊混沌,自欺欺人,而无法到达存在的彼岸。其实,迎挡人生困苦的利剑就握在自己手里,只有克服限界状况中的挫折,在沉沦中发现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回归人类生存的“自为”状态。
历史叙述中的无奈与悲凉
汪曾祺曾说:“小说是回忆。”既然是“回忆”,就是“历史”或“过去”的事。在他的小说中,极少写当下的故事,多是几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的事。但汪曾祺小说的历史背景比较模糊,一般不作直接的文字交待,只是信笔写下来,读者却能体味到字里行间的历史余韵与沧桑。
汪曾祺晚年写道:“重读一些我的作品,我是很悲哀的。”{5}“悲哀”是作为有感情的人的一种心情体验和感受。按海德格尔的观点,心情即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那么“无奈”“悲凉”作为一种心情体验也即此在的生存方式。海德格尔认为人有两种心情即阴性心情和阳性心情,阴性心情(忧郁、悲凉等)是人最根本的心情。{6}汪曾祺的小说总体上也是两种基调:温馨与悲凉。研究汪曾祺作品的评论家一般只看到其作品的温馨的一面,其实整体观照汪曾祺的小说,特别是后期的创作却潜伏着一股悲凉的调子。陈小手(《故里三陈》)辛苦为团长的女人接完生,不料被团长一枪打下马来。《虐猫》中孩子们人性的扭曲、丑恶。《八月骄阳》写的是老舍之死,虽然叙述得很平和,但整个语调及字里行间却是掩饰不住的悲凉,是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人间悲情。小姨娘章淑芳(《小姨娘》)敢爱敢恨,为了爱情离家到上海,可是婚后,“她的大胆、倔强、浪漫主义全是没有一点影子了”,“穿得很时髦,但是有点俗气”。章淑芳已经“泯然众人矣”,她在“大众社会里”,同他人一样,受人支配、操纵,失去了为自己活而转为他人而存在。章淑芳为了爱情离家出走的选择无疑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人之获得存在,就是不断地超越现存状况,通过不断地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永远面向未来。章淑芳冲破了封建家庭礼教的束缚,毅然去选择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只是具有一种打破当时旧婚姻礼教的可能性和潜能,之后的自在之路则更需要生存个体不断去选择和设计。但是婚后的她并未完全摆脱社会状况的限制,她曾经大胆、倔强的生存积极因素婚后荡然无存,又落入新一轮的“共在”状态,她从一种生存困境冲出又陷落于另一种困境的生存之中。在汪曾祺温和的叙述里,是他对故事里人物命运的沉痛的惋惜,之中潜伏着无尽的悲凉。他的温和是绵里之针,愈是表面的平直温和,愈是传达出对人们生存现状的深深忧虑。
汪曾祺小说中有一组悲苦的女人形象,最能体现汪曾祺历史叙述中的无奈与悲凉。裴云锦(《忧郁症》)漂亮、贤惠、能干。结婚后“又要照顾一个穷困的娘家,又要维持一个没落的婆家,两副担子压在肩膀上”,却往往顾了婆家、顾不了娘家;加之结婚三年没有怀孕,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最终上吊死了。一个年轻的生命无力承担生存的责任与不安,就这样消失了。《小嬷嬷》中的谢淑媛与侄子谢普天相依为命,却又陷入乱伦的痛苦中,无法摆脱犯罪感,难产而死。辜家豆腐店的女儿,迫于生存的压力,卖身给王老板和他的呆儿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这些个体女人命运汇成旧时代中国女人的生存群相,她们或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或是放弃选择的自由,甘于沉沦;或是在状况内生存,无力自救。她们几乎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发现自己的存在,她们的生存是在旧势力和旧话语体系支配下的“共在”。尽管汪曾祺本心想用文字留下人类生存的“和谐”音符,但他毕竟不能无视自己的生存体验和感受,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他看到、听到、感受了太多的人类生存的无助和现代中国人命运的苦难。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在他已是一种自觉。
汪曾祺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思想:“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7}进而指出“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8}。汪曾祺小说的人物、结构、情节的确很“朴素”,有些几乎都用白描的手法,没有什么太强的故事性,他自己也说:“我的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9}正是客观地、原汁原味接触人类变幻莫测的生存境况,一直处于被遗忘状态中的生存才浮出水面,呈现在人们面前。汪曾祺朴素的人道主义和客观描述的写作姿态,为我们打开了一些不该被忽略的底层人的生存世界,还愿了五光十色生活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一部分,给中国文学注入一份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艺术作品在其根源上,是通过直观地表现此在中存在的一种确认功能,照亮生存的东西,因此文学作为人类直接体验的一门艺术,不仅要描绘人的生存艰辛,还要关注人类的各种吁求和对人生存在普遍性忧患的体味,而且文学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应以人类本真的存在状态为切入点,真实而朴素地展现。汪曾祺的小说则在这方面给当代文学的影响已显而易见。
作者简介:王彦锐,文学硕士,西安财经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2} 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日]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4}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 [日]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7}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9}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