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论《史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悲剧精神]
时间：2019-02-12 05:34: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史记》 悲剧精神 民族精神 摘要: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奋斗的豪歌;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的快慰。它不仅能激起人们对悲剧英雄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唤起人们为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既是《史记》的悲剧所蕴含的催人向上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特有的民族精神特质。
“《史记》悲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私欲野心和卑鄙的灵魂,而是超越了个人自我的狭小天地,或为生活不合理而不平,或为民众不幸而痛苦,或为社会受阻而焦虑。他们渴望社会进步,这种对生活的要求与希望和社会的发展的内在规律相一致,充分体现出具有真善美价值的正义感力量,而且,悲剧主人公还把这种主观精神外化于行动,在与不合理生活相冲突的紧张的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1}“因此,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奋斗的豪歌;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的快慰。它不仅能激起人们对悲剧英雄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唤起人们为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的伟大精神。”{2}悲剧人物虽然以悲剧结束人生或在生命中不断被困苦厄运所缠绕,“但他们的精神气质却经天贯日,永世长留天地间”{3}。这种精神就是悲剧精神,张法说:“所谓悲剧精神,就是悲剧主体(人)与否定生命的一切因素顽强对抗、坚定地创造和捍卫生命尊严与意义的一种态度,一种愿望,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一种百折不挠的内在意志激情的体现。”{4}而《史记》的悲剧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大量的笔墨彰显了这种精神,我想这也是有人把《史记》比作中国的民族史诗的原因吧。
“《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对古老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5}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正是在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感召之下自勉自励、奋进不止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深入中国民众之心,构成中华民族之魂,对后世影响极深”{6}。“名”在《史记》中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据统计“名”共出现了近六千次,除指称事物、姓名这一基本义项外,涉及名誉、名声、名望这一义旨的就有近百条之多,“名显诸侯”、“以此显名”等不胜枚举。司马迁自己也非常看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多次提到的这个“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司马迁所看重的“名”意味着被认可的程度,意味着人生的价值所在。扬名后世在司马迁看来是一个人立于天地间不枉为人的最高表现。刘兴林先生认为“《史记》悲剧精神表现为悲剧人物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顽强抗争”{7},而顽强抗争与求显名是行动与目标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悲剧人物顽强抗争、积极进取以显名的奋斗精神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
司马迁生活在一个敬仰英雄、崇拜英雄、积极进取、追求功利的时代,雄伟昂扬的时代风气和汉人普遍具有的积极进取的功名心态也同样激荡着司马迁。普列汉诺夫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他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这个时期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越是大作家,他们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烈,愈明显……”(《两篇关于古朗松〈法国文学史〉一书评论》)丹纳也说过:“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艺术哲学》)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做到了以“时为大”(刘熙载《艺概》),全面反映了时代风貌,表现了“海内一统”时代人们心胸的开阔,气魄的雄沉,以及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精神构建了悲剧人物的崇高美。项羽虽没有真正成为一代帝王,但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所建立的功业几近于真正的帝王,司马迁把他列于“本纪”已体现出他对项羽的钟爱与称许。而司马迁所以如此称颂项羽的,绝不单单是项羽的功业,最主要的是项羽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精神。正像他在《项羽本纪》中所赞美的那样:“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司马迁对于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精神的讴歌既可以在战国纷争时期谋臣策士的奔走游说中窥见一斑,也可以在楚汉战争的英雄豪杰身上一睹风采,即便是在汉代久战不受封的李广那里悲叹之时,或是在为李斯的阿顺苟合气愤之余,我们仍会为他们的建功之夙愿、进取之决心而震撼。
苏秦是战国时期“游说诸侯以显名”(《苏秦列传》)的谋臣策士的典型代表。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却从此“闭室不出”,发愤阅读,“出其书遍观之”。游说三次碰壁的苏秦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终于以“合纵”抗强秦的游说,实现了他“取尊荣”的人生理想,“并相六国”。虽然“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其学术”,但苏秦发愤苦读、积极进取以求建功立业的精神是被世人所称慕的,这也正是他的悲剧精神所在。
在楚汉相争、天下未定的乱世,涌现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他们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与那个时代共同载入史册。如魏豹、彭越、黥布、韩信等。司马迁在《魏豹彭越列传》中对魏豹、彭越为建功立业而忍辱负重的进取精神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韩信的人生更是为建功立业而金戈铁马的一生,为等待施展抱负的时机,他能够忍受胯下之辱,为寻求志同道合的领袖也曾明珠暗投。韩信是幸运的,有萧何的赏识、刘邦的重用,屡建奇功,在“楚人迫我京、索”之际,“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而韩信又是不幸的,他一生为建功立业而奋斗,却又因功高震主而自危,但韩信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不朽的。
李广和李斯表面上似乎是境遇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连匈奴人都畏惧且知其贤,却终究不得封侯,而李斯则官至丞相,连他自己都发出感叹:“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李斯列传》)但实际上李广和李斯又有着极其相近的一面,那就是他们二人的一生都是为建功立业而积极进取的奋斗的一生,又都是由于为建功立业而以悲剧告终的一生。李广一生的进取精神自然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将军列传》),而李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一并把李斯的进取精神也否定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认为李斯的悲剧性就有了精神上的超越。
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一直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主旋律,《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以其执著奋斗的人生历程,为后世的仁人志士奏响了壮行的凯歌,他们的进取精神融注于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凝结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普照后世。
二、坚忍不拔、奋发图强的抗争精神
韩愈曾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亦好。”司马迁从自己忍辱负重、求证人生的生命体验出发,对在屈辱中巍然屹立的坚毅之人给予了高度赞扬,这种坚守自己的人生目标,面对困苦却能顽强抗争的英雄品格成为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伍子胥是《史记》中隐忍不死以就功名的典型形象。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饱含感情地记述了伍子胥替父兄报仇的不平经历。荒淫残暴的楚平王听信谗言,加害伍子胥一家。伍子胥在“俱灭”与“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弃小义、雪大耻”,逃离楚国。他先后逃至宋、奔于郑,历尽风险,最后不得不逃往吴。即便是在“窘于江上,道乞食”的困境中,伍子胥也不曾有一刻忘记楚国的仇恨。伍子胥凭借他杰出的才智、坚忍不拔的精神,历尽艰难困苦、辛酸曲折,终于在十五年后,利用吴国的兵力击败楚国,鞭尸楚平王替父兄报仇。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充分表现了伍子胥为复仇而经历的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以及他与艰难困苦作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隐忍精神、坚毅品格和坚决彻底的抗争。伍子胥在吴国潜心致志,辅佐阖庐,为破楚做准备。在佐吴兴邦、佐吴破楚、佐吴争霸的长期奋斗中,伍子胥的才智、潜能得到了超常发挥,终于“五战,遂至郢”,掘坟鞭尸,申报冤仇,实现了“隐忍就功名”的人生价值与奋斗目标。
纵观《史记》,胸怀大志、饱受苦难考验而奋发图强的形象比比皆是。孙膑被断足黥面,在身心受辱的重创下自强不息,终使庞涓兵败身亡;范雎“厄于魏齐,折胁摺齿”、蔡泽“困于赵,被逐弃鬲”,最后二人所以能“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正如司马迁所言“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范雎蔡泽列传》)困厄的遭遇所以能激发他们的斗志,是因为他们有隐忍抗争的不屈品格。还有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强吴”(《越王勾践世家》),“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太史公自序》)等,都是在困境中崛起的非常之人。司马迁他本人更是一位以忍辱著述的方式进行顽强抗争的超拔之士。史莱格尔说:“人性的精神力量,只有在困苦和斗争中才充分证明自己的存在。”{8}司马迁与这些在屈辱中愤然抗争、尽显英雄本色的悲剧人物虽隔代相望却心气相通。这种“隐忍就功名”的人生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在逆境中坚忍不拔、顽强抗争的精神支柱,“为身处逆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榜样、一种出路、一种向上的力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一种民族精神”{9}。
三、变法改革、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不断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便是中国历史上接踵而来的变法改革运动。改革是人类智慧最惊心动魄的表演,是生命活力的集中体现。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目光,看到了改革在历史上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以如椽巨笔描写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变法图强、开拓进取的改革家形象。虽然有的改革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其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有的改革家得以保全自己,有的改革家以身殉职,但他们开拓创新的精神却万古长存,尤其是后者。
变法改革既有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如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社会的急剧变化诊脉开方的诸子,无论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还是道家的老子、庄子,抑或是法家的韩非子等,他们都有“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游说;变法改革也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尤其是吴起、商鞅、晁错等人的变法之举,司马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他们的传记或其他人的传记中对他们的精神进行了由衷的赞美。
司马迁在《范雎蔡泽列传》中评价商鞅、吴起的改革说:“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擒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司马迁称他们的改革行为是“以义死难”,赞他们的改革精神为“视死如归”,肯定改革是一种义举,“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他们为改革献身是“死而荣”,远比“生而辱”高尚得多。
司马迁通过他笔下为改革创新而大胆探索、锐意实践,甚至牺牲生命的改革家的进取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的大胆探索和积极创新,这种创新与进取使人感受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些改革家形象所闪现的思想光辉和所表现的思想品德,汇集、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改革变法、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炎黄子孙不断改革进取,推动着我们民族不断发展前进。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的士林阶层重建一统天下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10}。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着力记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士林阶层为“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太史公自序》)所呈现出来的“扶义倜傥”(《太史公自序》)的精神面貌,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育化作用。所以说,《史记》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悲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
作者简介:关秀娇,文学硕士,吉林师范大学职业技能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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