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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塞芦子》创作时间考辨】 杜甫流寓成都创作的诗

    时间:2019-02-12 05:45: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塞芦子》是表现杜甫战略思想的名篇,但对其创作时间颇有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此诗作于肃宗至德二载收复长安之前;另一种认为此诗作于收复长安之后。笔者根据《通鉴》《旧唐书》等有关的记载,认为此诗应作于乾元二年三月至七月。
      关键词:杜甫 《塞芦子》 创作时间 考辨
      
      《塞芦子》是表现杜甫战略思想的名篇,但对其创作的时间颇有争论:有认为作于肃宗至德二载收复长安之前的,也有认为作于至德二载九月收复长安之后的。本文将一一进行考辨。
      附《塞芦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一、质疑此诗收复长安之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两派:一派认为此诗作于至德二载正月至四月陷贼时。朱鹤龄、仇少鳌①、张远②、浦起龙③、杨伦④、李春坪⑤、冯至⑥、萧涤非⑦、邓魁英⑧、张忠纲⑨以及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等认同此观点。依据为《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引兵共十万,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余团练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以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遂长驱取朔方、河、陇。”⑩但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第一,至德二载初凤翔太守并非薛景仙。《塞芦子》曰:“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张忠纲注曰:“岐,指凤翔府扶风郡,本岐州,天宝元年改扶风郡,至德元载改凤翔郡,二载升为府,治雍县(今陕西凤翔)。薛大夫即薛景仙,至德元载七月任扶风太守。乾元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为凤翔尹,本府防御使。”{11}但据《旧唐书》卷十:“(至德元载)十二月戊子,以王思礼为关内节度。彭原郡百姓给复二载,郡同六雄,县升紧、望。以秦州都督郭英 为凤翔太守。”{12}又据《文苑英华》卷891《故定襄王郭英 神道碑》:“至德二年诏公为凤翔太守,转西平太守加陇右节度兼御使大夫。”{13}诏公即郭英 ,可知当时的凤翔大守是郭英 而非薛景仙。
      第二,对“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理解不一。浦起龙云:“‘思明’四句,指出时事危机,趁势将长安、灵武一笔囊括。言两寇乘锐西冲,略西北而大荒尽,则灵武去矣。回马崤函,长安至是终非我有矣。统曰‘大荒’不敢斥言灵武也。‘盖虚尔’者,犹俗言此是空帐,非无备之谓。时已为贼有也。”{14}如果“崤函”已被叛贼所占,那么“空帐”之说就显得可笑,“回马崤函”也多此一举。冯至云:“回略大荒,史思明等攻取太原,他们的意图是长驱西进,争取朔方、陇右之地,对关中包围。朔方边军即用于东征,那边是空虚的。崤函句,崤是崤山,在河南陕县。函是函谷,从崤山到潼津,通名函谷,战国时秦国设有关,名函谷关。‘崤函之固’是成语,言秦国地势险要,不易进攻,指从东方仰攻而言。假如掠取河套,则包围关中,‘崤函之固’是虚话了。”{15}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一,如果此诗作于至德二载九月收复长安之前,那么此时长安早已沦陷,“崤函之险”也已在安、史叛军手中。无论掠取河套、包围关中与否,“崤函之固”已是虚话。二,如果长安已沦入敌手,那么史、高叛军完全可以从长安近郊到达芦子关而攻取灵武,“回略大荒来”就显得多余。三,对“崤函”理解不当。“崤函”原指崤山、函谷关两地,后又引申为指险要之地势。冯至的看法倾向于后者,但诗意并非此意,“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指史思明与高秀岩的军队要迂回包抄大西北,把唐王朝的抵抗力量彻底摧毁,而不是把崤山、函谷关作为主战场。因此“崤函”应当指崤山、函谷关两地。这两句诗是诗人对当时军事形势的预测,前提是“崤函”在官军手中,但这种情况只有官军收复长安之后才有可能。
      因此,此诗作于至德二载正月至四月陷贼时的说法不可靠。
      另一派认为《塞芦子》作于至德二载四月杜甫脱贼至九月收复长安之前。持这种观点的有蔡梦弼{16}、钱谦益{17}与卢元昌{18}等,其中钱谦益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钱谦益笺:“是时贼据长安,史思明、高秀岩重兵趋太原,崤函空虚。公以为得延州精兵万人,塞芦关而入,直捣长安,可以立奏收复之功也。”{19}认为“崤函”本在叛军手里,由于重兵趋太原,致使崤函空虚无备,官军可以乘机收复长安,故“塞”乃进攻之意。钱谦益这一说法引用了《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至德二载正月史、高合攻太原的史料。但据《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肃宗至德二载正月)会安禄山死,庆绪使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等围太原……(二月)李光弼将将敢死士出击蔡希德,大破之,斩首七万馀级。希德遁去。”可知引用《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史、高合攻太原这一史料以证《塞芦子》编年者,其下限离至德二载二月不会太远。因而认为此诗作于至德二载四月至九月是不可能的。钱谦益也意识到这一编年上的冲突,故在《钱注杜诗》卷二云:“此诗所论,乃至德二载未收京时事,与《留花门》似非并时之作,或事后追记之也。”认为此诗是杜甫事后追记之作,但从《塞芦子》“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的焦虑口吻看,诗人不会做事后诸葛。
      二、质疑作于收复长安之后
      认同此观点的有单复{20}、吴见思{21}和张缙{22},张缙《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卷三:“钱谓此时贼据长安,思明、秀岩重兵趋太原,公欲得精兵乘空直捣长安,以成收复。然是诗列在收京之后,有‘东征’、‘塞芦子’、‘扼两寇’等。钱注杜每牵强以就己意,何也?”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杜甫写此诗的目的就是保卫长安,但细细考察却发现又有可疑之处。《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肃宗至德二载正月)会安禄山死,庆绪使思明归守范阳……(二月)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封 川王……先是安禄山得两京,珍货悉输范阳。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可知史思明自至德二载正月归守范阳之后,即开始极力经营范阳,拥兵自重,不受庆绪调命。至德二载十月,安庆绪败走邺郡,各路将领如蔡希德、田承嗣、武令 都率领部队来支援,唯独不见思明来援。至德二载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将窦子昂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所部十三郡中亦无怀、卫二州。故诗句“思明割怀卫”就无法说得通。又据《通鉴》卷二百二十:“至德二载十一月,张镐帅鲁灵、来 、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唯元皓据北海,高秀岩据大同未下。”可知高秀岩尚不自保,更遑论“秀岩西未已”了,也无“岐有薛大夫”之蛛丝马迹。因此,《塞芦子》创作于至德二载九月收复长安之后也不可靠。
      三、应作于乾元二年三月至七月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此诗应作于乾元二年三月至七月。理由如下:
      第一,《通鉴》卷二百二十:“(乾元二年三月)思明勒兵入邺城,收其士马,以府库库赏将士,庆绪先前所有州县及兵皆归于史思明。遣安太清将兵五千取怀州,因留镇之。”邺城即相州,相州州界与卫州州界毗邻,{23}且卫州曾为安庆绪所据,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收复卫州。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使溃败,安庆绪死,卫州又落入史思明手中。史思明遣安太清领兵五千攻取怀州,不久即据为所有,命安太清镇守。由此可知乾元二年三月,怀、卫二州皆为史思明所据,与杜诗句“思明割怀卫”契合。
      第二,《旧唐书》卷十:“(乾元二年三月)甲午,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凤翔尹,本府防御使”与“岐有薛大夫”相吻合。又据张忠纲注曰:“《旧唐书•李抱玉传》载:‘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诸军溃卒及村闾亡命之徒相聚为盗,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盗颇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为五谷使招讨。’这是后来的事。想叛军攻陷长安时,亦有此类情况。”{24}以广德元年时事证明至德二载春的史事,接近乾元二年三月可能性更大,那么,“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与乾元二年三月间事就更为切合。
      第三,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使兵败相州,“(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震骇,散奔山谷”(《通鉴》卷二百二十)。此时当务之急无疑是保卫两京,而崤函之险无疑又是保卫长安的天然屏障,但如果史、高之徒“回略大荒来”偷袭长安,那么崤函之险对于他们而言就形同虚设了,与“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就不相符。再者,乾元二年三月,杜甫正在自东都返回华州的路上,七月才度陇入蜀。目睹九节度使兵败的惨象后,杜甫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其中便有注重关防的诗句,如《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提醒官军不能徒恃崤函天险而麻痹轻敌。所以,乾元二年三月至七月,杜甫作《塞芦子》提醒官军不可徒恃崤函之险,应急塞芦关以防史、高之徒“回略大荒来”偷袭长安,这种假设无论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还是与杜甫的创作心境都是极为契合的。
      
      ① (清)仇少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页。
      ② (清)张远:《杜诗会粹》,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150页。
      ③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页。
      ④{14} (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第14页。
      ⑤ 李春坪:《少陵新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⑥ 冯至:《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4页。
      ⑦{15}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第46页。
      ⑧ 邓魁英:《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⑨{11}{24} 张忠纲:《杜甫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3页,第84页,第83页。
      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15页。
      {12} (后晋)沈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页。
      {13} (宋)李 :《文苑英华》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页。
      {16} (宋)鲁 编次、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见《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2页。
      {17}{19} (清)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页,第220页。
      {18} (清)卢元昌:《杜诗阐》,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0页。
      {20} (明)单复:《读杜诗愚得》,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130页。
      {21} (清)吴见思:《杜诗论文》,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180页。
      {22} (清)张缙:《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 ,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27页。
      {2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
      
      参考文献:
      [1] (清)仇少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四库全书丛目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97.
      [3]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 (清)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 李春坪.年谱丛刊[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6] 冯至.杜甫诗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7]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 邓魁英.杜甫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 张忠纲.杜甫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 (后晋)沈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宋)李 .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 袁易.丛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 (清)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5]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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