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喻经 [略论《百喻经》之四字格]

时间：2019-02-12 05:45:3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百喻经》之句式较为整齐，多为四字一格。此句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当与四字格自身的特点有关，句型短小、富于节奏感，故有利于佛经的记诵与书写，同时亦是受汉文化富含“四字格”以及当时四六骈文影响的结果，是为了便于传播接受而所采取的迎合中土人思维习惯的手段，是该经中土化的重要外在表现。
　　关键词：《百喻经》四字格中土化
　　
　　一、《百喻经》四字格现象阐释
　　经研究发现，《百喻经》的句式较为整齐，以四字为一格。现做表统计如下：
　　除上表所列举之外，即使在由混合的句式所组成的故事中，亦以四字式为主，偶尔出现其他句式，数量也极少，不占主体地位，五《渴见水喻》，通篇故事之中除“尔时众人闻其此语”、“以己不能具持佛戒”、“致使将来无得道分”之外，其余皆为四言；九《叹父德行喻》中除“犹如世间无智之流”之外，亦皆为四言；四四《欲食半饼喻》之中除“设知半饼能充足者”、“于半饼生于饱想”外、皆为四言；七二《米决口喻》中除“其父即唤医治之”、“堕于地狱、畜生、恶鬼”二句之外，其余皆为四言，经查四言句占到该经句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该经句式的主体。
　　要而言之，四字格为《百喻经》之句式的主要特征，而促使此现象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是四字格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所致，亦是受中土文化、当时四六骈文风靡文坛这一文风影响所致，于此简而论之。
　　二、《百喻经》之四字格成因探析
　　首先，由四字格自身的特点所致，以便使《百喻经》更好地被记诵。现查阅《百喻经》中的四字句，其字的组合非常具有规律性，亦即每句由四个字组成，求那毗地之所将《百喻经》的句式处理为四字格形式，当是此形式有助于对佛经的记诵所致，孙昌武先生持此观点“汉译佛典多用四字一顿的形式，少用虚词，这主要是为了朗诵方便，特别是齐诵时音节和谐整齐”①。朱庆之先生亦有相同的观点：“可以讲求节律。通常是以四字为一顿，组成一个大节拍，其间或与逻辑停顿不一致；每个大节拍又以二字为一个小节。基本上通篇如此。这与中土散文迥然同。……显然，这种独特的文体即由于严格的节律而造成的循环反复、易于上口的节奏感，满足了佛典作为宗教宣传品在语言上应当具备的通俗流畅、容易记诵的要求。”②若从功能学的角度来看此阐释亦通，四字格具有句型短小，富有节奏感，便于听、记、诵等诸优点，而这些优点又符合佛经的需要，对佛经在多方面有补益之功效，故被佛经采用亦在情理之中，此乃“水到渠成”之事。该经之句式以四字为一格而无长句这就不易使人产生阅读疲劳，而使人在轻松的状态下诵读。
　　其次，汉文学中不乏四字格，此为求那毗地将《百喻经》之句式处理为四字格提供了基础。四字格在中土有着悠久的历史，始于古谣民谚，《伊耆姓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四字格随后在诸多文作中屡屡呈现，如《周易》和《尚书》，尤其是在《诗经》之中的运用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并且取得很高的艺术成：“《诗经》中已经有了汉语四字格的几乎全部格式,并出现了四百七十六个四字格词语。”③此后四字格连绵不绝，为后世所传承，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传散文及《孔子》《孟子》等诸子散文，简而举之，《左传・成功九年》“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孔子・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屈原《天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宋玉《高唐赋》“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态”。
　　降至秦汉，此风格亦在延续，李斯《琅琊台刻石》“万国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四字格在汉之文作中屡见不鲜，枚乘《七发》“客日：‘ 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上林赋》，太史公之《史记》等。俞理明先生甚至认为四字格在汉代已成为一种修辞手段，《汉书》纪传卷末的“赞”文，四字格的使用频率明显要比《史记》“太史公日”高。至东汉，时人已经非常善于运用四字格句叙事说理，以四字格句作文，已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研究》）。
　　降至建安，此风格亦得延续，曹公之诗、曹植之《洛神赋》当为典例，竹林七贤之嵇康紧步随其尘，《琴赋》再起四字格之风。降至西晋，李密之《陈情表》首开其风：“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张华、陆机、潘岳步随其尘，如潘岳之《夏侯常侍诔》“甘食美服，重珍兼味。临终遗誓，永赐尔类”。总之，建安至西晋为四字格的初步形成阶段，文人们已经重视其内在的审美特征，并在自觉地将其应用到创造之中。
　　由此可知，四字格在汉文学中连绵不绝，有着悠久的历史，求那毗地对此岂能无知？因为他于南齐建元初（479年至482年）至建业，至永明十年才开始翻译出《百喻经》，在这十余年间其有可能广泛学习汉文化、熟悉汉人的思维方式，可能接触到四字格并了解到其独特的特点，故该经的句式呈现为四字格亦不足为怪。
　　最后，受当时四六骈体文风的浸染。四六骈文基本定型于宋齐时期，钟涛持此观点，他曾对颜延之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以及王融的同题之作做了统计对比：“各类四字句或六字句的对句句式，占颜延之《序》对句总数的84%，而王融《序》则高达90%。这说明在宋齐，骈文的基本句式确已形成。”④在齐梁达到鼎盛、风靡当时文坛，古今学人对此多有论述，于此不予赘述。而《百喻经》翻译于齐十年，恰好在骈文风靡的环境中进行，故不可能不受此文风的浸染。求那毗地在翻译《百喻经》的过程之中可能对四六骈文予以借鉴，台湾学者丁敏先生持有此观点，他认为当时的译经助手甚至主译者皆有很高的骈文修养和素质，在翻译的过程之中出于佛经自身特点的要求不可能完全采用该文体的形式，但在翻译的过程之中当借鉴骈文的形式，流露出与骈文相似的体式，表现出以四字为主的整齐句式（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丁先生的论说甚为精当，因为《百喻经》是在四六骈体文盛行的环境中翻译的，不可能置身于此文风之外，故在所难免地或多或少被打上骈文的印记。
　　《百喻经》之四字格句式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四字格本身具有句型短小，富有节奏感，便于听、记、诵等诸优点，而此恰恰符合佛经的需要，因而被佛家所采用，这是促使《百喻经》之四字格句式形成的内在因素。四字格在汉文化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为中土人所熟知，故求那毗地在翻译该经时，将其句式处理为四字格，以便符合中土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以有利于其传播接受。再者，《百喻经》的翻译活动是在四六骈文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不可能不受该风气的浸染，此乃促使《百喻经》四字格形成的外在因素。故《百喻经》以四字格的句式是众多因素促成的结果，是该经实现中土化的具体外在表现。要而言之，它是“汉语文化改造融摄印度佛教文化的精神产物”⑤。
　　
　　①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②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③ 陆志韦：《汉语的并立四字格》，《语言研究》1957年第1期，第77页。
　　④ 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⑤ 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
　　新计划资助项目“汉译佛教譬喻经研究”（CXZZ11_0894）阶段性成果
　　作者：赵纪彬，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陈洪，文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佛教与中国小说。
　　编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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