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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桥词典》] 《马桥词典》好词好句

    时间:2019-02-13 05:38: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乡土中国的重新“命名”      朱小如:我们关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十部经典的对话,上一篇讨论的是贾平凹的《废都》与王安忆的《长恨歌》,关注的是两者的城市书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我们这次就应该讨论乡土写作了。所以,我们紧接着就讨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吧?
      何言宏:好的,我很赞成。这部小说我一直都很喜欢。
      朱小如:《马桥词典》在《钟山》排行十六,我有点纳闷,怎么说,《马桥词典》都当在前十之内。我把它排在第八已有些不安,但我急切想谈的问题可能一直涌堵在心,觉得此刻不说出来,其他问题可能更没法深入谈了。
      何言宏:你说的是《钟山》举办的“长篇小说三十年:十二个人的排行榜”活动吧?这个活动影响蛮大的,我也参加了。但在我推荐的篇目中,是有《马桥词典》的。当然应该有!
      朱小如:你的评语如何?
      何言宏:我是这样说的:“韩少功《马桥词典》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它以‘词典’的方式结构和组织文本,开拓出了小说文体新的类型与可能,更在于它通过对马桥方言的释义与考古,来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出方言的文化潜能,从而颠覆和改写了被普通话所严重覆盖与遮蔽的民间世界,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实际上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我们精神、命运与生存的书写与反思,如何追究到‘词’的根部,《马桥词典》无疑是一部典范性的作品。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为我们所有的写作指示了方向。因为,我们的写作只有不断地深入‘词语’、追究‘词语’和清理‘词语’,才会变得真正的可靠。”
      朱小如:你在这个评语中所侧重的好像还是它在文体方面的成就,但我觉得它还是一部着力书写乡土中国的重要作品。理由就是韩少功书写乡土中国使用的“词典”方式,让我觉得他有为乡土中国重新“命名”的企图。
      何言宏:我很同意。而且我以为它的意义,首先还在于它是一部乡土小说,是对乡土世界的着力书写。但是它的独特性,却和它的文体创造很有关系。或者说,正是它在文体上的创新成就了它,使它成了一部不容忽略的当代经典。
      朱小如:对乡土中国的书写,我常常觉得当代文学中有许多作品都写得不错。一方面是我们有关乡土文化经验的丰富性的照耀,既有鲁迅的“批判国民性”,也有沈从文的“田园牧歌”,还有赵树理的“山药蛋”等等。另一方面是进入解放后的十七年间,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一直是作家们的创作重点,有柳青写“合作化道路”的《创业史》,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等。但是作家们对乡土中国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一个“统一”的大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的发展框架内。《马桥词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完全有别这样一个对乡土中国的“统一”认识。
      何言宏:是的,韩少功的这部作品其实是很有野心的,他就是要从我所说的语词的根部,重新书写乡土中国,从一个新的语言视界来建构自己的乡土世界,这就是你说的“命名”。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会很自觉地构筑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独特的区别于别人的文学世界。国外的福克纳等就不用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等也不用说了,像与韩少功同时代的作家,如莫言、张炜和张承志等人,都分别构筑了像高密乡、葡萄园和西海固这样的文学世界。对于韩少功来说,《马桥词典》中的“马桥”,无疑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世界,但是他的构建方式,无疑又是独特的、前所未见的。
      朱小如:《马桥词典》的结构世界是开放性的,在我看来,可能还不仅仅只是一个小说世界。
      何言宏:“马桥世界”是韩少功笔下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乡土中国的历史悲欢、风俗民情、逸闻趣事及世相百态,都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我们一旦深入这个世界,乡土中国的内在秘密,以及韩少功独特的观察方式与独特发现,我们都能够有所了解。
      朱小如:韩少功受“楚文化”传统的影响,可以说是不言而喻。韩少功笔下的乡土中国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枫鬼”,它让我想起“万物有灵”的古老哲思和敬“天地鬼神”的民间信仰。
      何言宏:《马桥词典》一共有一百一十五个词条,它们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文体特征,具有独特的结构功能与叙事功能,而且还是理解“马桥世界”实际上也即乡土中国的秘密通道,你说的“枫鬼”,果然便成了你理解马桥的通道。总体上看,这些词条大多涉及到马桥的苦难历史与传奇故事,涉及到它深厚的文化传统和马桥人的精神文化心理。作品中还有形形色色的很多人物,他们与词条一样,实际上都是我们理解马桥世界的重要通道。不知道你对哪些人物印象较深?
      朱小如:像马疤子、铁香和万玉等人,都是很有内涵的人物形象,我都印象很深。乡土中国里的处理生老病死和驱邪消灾的文化方式,以及“万物有灵”的古老哲思和敬“天地鬼神”的民间信仰都曾经被“封建迷信”的帽子扣得死死了,而韩少功的处理就不那么简单。
      
      汉语叙事的解放
      
      朱小如:关于《马桥词典》,汪政在《钟山》排行榜的推荐理由中说得好,他认为《马桥词典》是“汉语长篇叙事解放的成功标志之一”。顺着这个评价,我不能不再问一下:“何谓解放?”也就是我们必须先明白“汉语长篇叙事”没有解放前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才能明白其解放的意义在哪里。就我的阅读经验,汉语长篇叙事从古至今形式上变化不多,突出的是历史、传记流传下来的编年体式和章回体式,以及完整的有头有尾的线性故事情节结构。但这样的编年体式和章回体式,或线性故事情节结构,是否就一定对《马桥词典》所要表达的内容构成压迫和障碍呢?
      何言宏:之所以说《马桥词典》“是汉语长篇叙事解放的成功标志之一”,是因为在汪政看来,“它极大地彰显了话语在叙事中的生成功能,以及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意义的转换、跳跃与增殖。”他所关注或强调的,似乎还是《马桥词典》在话语或语言上的探索,而不是指小说的情节结构等等。在叙事的意义上,这部作品所实现的解放,自然也是语言上的解放。任何一种文学创新,其所针对的,都是既往的文学成规。对于文学创新构成着压迫或障碍的,也都是种种文学成规,比如《马桥词典》的写作所面对着的语言成规。――不过在另一方面,《马桥词典》所突破的叙事成规,当然也包括情节结构方面,这从作品中很容易看出。
      朱小如:编年体式的叙事似乎与历史记录的客观性要求有着一定的关联,前后的时间顺序容不得错位。而小说故事情节的逻辑结构则要求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方可构成其独立的完整性。《马桥词典》要表达的显然不是历史,也不是为了给我们讲故事。据《马桥词典》编撰者“序”之介绍:“较之语言,笔者更重视言语;较之概括义,笔者更重视具体义。这是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对于公共化的语言整合与规范来说,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一种补充。”如果就此推论,对《马桥词典》所要表达的内容构成压迫和障碍的其实也就是“公共化语言”,而不仅仅是汉语长篇叙事的形式结构。因为在我看来,虽然我们读惯了编年体式和章回体式,或线性故事情节结构,对于读《马桥词典》的词典式结构可能形成审美上的某种障碍,但就笔者更重视言语的具体义,也就是具体的人和事而言,故事情节不仅仅没有对其构成压迫,相反还起着突出的审美作用。因而,我们又不得不对“公共化语言”作一番更仔细的推论。东西有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里,一对瞎子和聋子成了夫妇,生下一个孩子,不聋不瞎。但孩子在村子里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村子里的人们给他家编排的“瞎子和聋子成一家,生下一个……” 的类似儿歌,孩子回家后把刚学会的这个儿歌说给爷爷听时,却被爷爷一烟锅打成了哑巴。这个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公共化语言”的危害是什么。东西的这篇小说也发表在《马桥词典》发表的前后,并且获得了那个年度的“鲁迅文学奖”。言宏,我们先不讨论那个年代的作家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聚焦在“公共化语言”的问题上。
      何言宏:“公共化语言”之成为问题实际上是“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现象,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来,除了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像一些“晚生代作家”和“女性主义小说”的语言实践都有反抗或逃逸“公共化语言”的倾向,而且还非常自觉,基本上是以个体语言的策略来反抗公共语言的,在此方面,我曾专门讨论过。不同的只是,《马桥词典》对公共语言的反抗,是以方言来进行的。方言强调的是地方性,而不是个体性,地方性所体现的,仍然是局部的、大于个体的公共性。
      朱小如:何谓“公共化语言”?在我理解中也就是那类以“我们”、以“群众”、以“集体”、以“大家”、以“社会”、以“国家”、以“主义”、以“阶级”为“中心指向”的言辞。就韩少功而言,他的文学主张为“寻根”派,并极力宣传“民间语文”,由此,我想在“公共化语言”和“民间语文”的对立面――“官方语文”之间,也许可以画上等号。“公共化语言”一旦变作“官方化的语文”,那就不仅仅只是对《马桥词典》形成压迫,而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语言共同面临的一种时代语境。
      何言宏:很有意思,发现你对“压迫”问题非常敏感,似乎成了我们今天讨论的精神基础。语言的压迫、成规的压迫,以及与此相应的叙事的反抗与逃逸,成了我们很大的关切。我所理解的“公共语言”,实际上所指涉的,就是“公共经验”,是大于、甚至吞没或压迫着“个体经验”或“地方经验”的公共性的东西。现代以来,你所说的上述公共性的东西,而且大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公共性的东西,一直在我们的文学、政治和思想文化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非常有力地排斥着后者。韩少功的对“民间语文”和方言的重视,实际上体现着他对这些公共性的质疑与解构。
      朱小如:说起来,文学语言从来就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因此,也注定了文学的语言必然会受到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深重影响。《马桥词典》显然是感觉到了这种时代语境的深重影响和社会意识形态中心的压迫。于是,以“词典”或“民间”的方式来“去”社会意识形态中心化。这个“去中心化”写作的意义,正如你所说的“方言写作”的意义,都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影响很大,如阎连科的《受活》等等,“去中心化”写作,其实还带来了近年来对“地方性”写作和“文化差异”性写作的广泛关注。如前年在西宁讨论龙仁青的作品,和去年《芳草》“青藏专号”的讨论,以及你们江苏“兴化文学现象”的讨论,都涉及到了一系列有关的理论话题。但是,如果用“民间语文”来仅仅反对“官样文章”,在我看来无疑是用大炮打蚊子,更主要的是要通过“民间语文”来建构起属于作家自己 “独立、自由”的个别性文学语言。
      何言宏:是的,这些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了。自觉地以方言来对充满了意识形态污染的官话进行去中心化,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应该是最早的一部,也应该是最为成功的一部,是先驱,也是高峰。但你刚才最后说的我很赞同,而且也非常重要,这就是要建构每一个作家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个别性文学语言。记得当年我的出站报告中,有一章关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与汉语现代性问题,总结了以“晚生代”和“女性主义写作”为代表的写作中的“个体语言策略”。但是我们又知道,哪里有真正纯粹的个体语言?语言的交往性或它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这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我主张的是,应该建构和想象一种“辨证的个体语言”。
      朱小如:看来我们是很有共识的,但你“辨证的个体语言”的说法是不是有点抽象?
      何言宏:确实有点抽象了,让我把当时的说法再引述一遍,应该能够解释清楚。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提出“辨证的个体语言”主张的前提是要高度评价个体语言的追求。你用“独立、自由”这样的字眼来表述其基础,或者是作为其应遵守和捍卫的语言伦理,非常精辟。当时我在分析和肯定了个体语言实践后,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对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个体语言策略,亦应进行批判性的辨证。在此意义上,我在肯定前所论及的个体语言策略的同时,更愿倡导和想象一种‘辨证的个体语言’。‘辨证的个体语言’并不否定个体语言的自觉追求,相反,它以个体语言的自觉追求作为必要的实践基础,它亦重视个体语言的对于个体经验的深刻表达以及它的‘对抗性’、‘创造性’和‘差异性’的基本特性,重视女性写作的语言追求,但是,在此前提下,它还强调语言的社会本质,强调‘词语是一个双面行为,它同时由谁说和为谁说这两个因素决定,二者难分伯仲’。因此,个体语言实践不仅与其接受者之间,而且与历史及现实之中的其他语言创造个体之间,均存在着相当复杂的语言关系,在此意义上,‘辨证的个体语言’,又是一种强调‘个体间性’的语言策略,它既是对个体语言的追寻,又是对个体语言的超越,其与语言成规、语言历史以及其他语言创造和语言接受主体之间,又应有着自觉的‘对话’关系。如果从个体语言的表征基础――即个体经验的角度来看,由于并没有纯粹的所谓‘我’的个体经验,个体经验亦有其相当突出的社会指向与社会内涵,因此,也并没有纯粹的所谓个体语言,个体语言的实践实际上仍然超越个体、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所以,个体语言策略就应对个体语言的所指,即个体经验中的社会性的方面有着相当充分的自觉,并且将对后者的表达,作为个体语言的应有使命,这就是我所倡导和想象的‘辨证的个体语言’的书写内容。”
      朱小如:所以,我以为《马桥词典》“解放”的成功意义,首先就是这个语言的“去中心化”,其次才是反小说叙事的“线性故事情节结构”的审美习惯。从语文思维本身的特点,自然地往“横阔”方向无限“延伸”,而不是遵从数学思维的“线性”方向作有限长度的“归零”――也就是故事情节的结尾通常自然会呈现的终结意义。这样的好处,是在于打开了小说惯常的整体“封闭性”。但坏处却在于不能将作者的主观意图、思想躲藏在“虚构性”的客观叙述的故事情节之中。比如,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枫鬼”一章里就不得不主动跳出来,用了“元小说”的方式来直接讨论:“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何言宏:你所说的这个语言的“去中心化”,由方言对官话或者意识形态之类公共语言的“去中心”,到个体语言对方言之类“次级公共语言”的“去中心化”,终于抵达了我们的语言理想,这就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性语言。但我认为,我们真的同时也要警惕形成新的“中心化”,即“个体语言的中心化”。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而是要充分注意到“理性”与“辨证”,当然具体实践起来可能很难。实际上,作为第一阶段“去中心化”实践的最高成果,《马桥词典》的经验非常值得总结,它的巨大的语言创新,它在创新的同时与公共语言的张力性关系,都很值得我们思考。
      朱小如:但是,从当年“独创”到“抄袭”的评价不一,以致引发官司的社会影响中,我们还是能体会到与其横空出世的“创新”,不如扎扎实实的“求异”来得稳妥,也有具体努力的方向感。其实,正如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所言:“中国人言思想贵主通,西方思想则贵有别。西方人须一家有一家之特出思想,而中国人则贵在共同问题中有共同态度、共同思想。故西方人贵有一人内心思想之独特异人处,中国人则贵观察于外而有其共同之标准与尺度。”
      何言宏:所以,韩少功后来又有“创旧”的主张,似乎又对创新作了反思。不过,他的主张仍然是“创新”――在大家都一窝蜂地忙于创新,甚至是忙于浅薄的创新的时代,“创旧”便有了真正的创新性意义。没有自觉的创新,哪里会有真正的“解放”啊?!
      
      重评“寻根”
      
      朱小如:再谈谈《马桥词典》的“民间”立场,这显然不仅仅只是叙事策略的权宜之计,而是涉及到叙事的伦理问题,因此也多少让我感觉有些疑惑不解。我在八十年代的阅读经历中,伴随着社会的“思想解放”,文学写作从“工具论”中解脱出来,一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立场和自由独立精神的创造,所以,才有了“纯文学”的提出,才有了“先锋派”和“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宣扬。
      何言宏:在我前一阵评审的很多博士论文中,有一篇专门研究的就是“寻根文学”。这篇论文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寻根文学”之外,又寻绎出一种叫做“后寻根文学”的现象,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作品都被归入其中。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在比较宽泛的方面,《马桥词典》确实可以说是韩少功以往“寻根”的继续,所以我们讨论《马桥词典》,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寻根”。你从精神立场的角度上来重新评价“寻根文学”,并且将它看成是当时文学知识分子寻求独立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实践,我都很同意。但把“寻根文学”以至于《马桥词典》的精神立场简单化地归结为“民间”,我是不怎么同意的。实际上,“寻根文学”的精神立场远比有关作家的主张或声明要复杂得多,其中有“民间”的方面,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知识分子启蒙精神。
      朱小如:“民间”立场,究竟是怎样一种立场?与传统的民本思想有什么联系?在传统的中国文学里之所以把杜甫尊为“诗圣”,就因为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里的民本思想(那时还没现实主义一说)。韩少功在使用“民间”一词时是否有意识地回避“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人文主义”这样的泛滥之词?
      何言宏:这我倒未认真地思考过。但是否可以说,民本思想实际上更主要的还是一种政治思想?而且以我粗浅的理解,民本思想在本质上还是以“天”及“君主”为前提的。而“民间立场”的重点则在于文化,在于思考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与文化策略,人们对于“民间”概念的使用大体还应该如此理解。
      朱小如:据我的观察,人们最初对韩少功笔下“丙崽”的形象有误读,并没有从现代派“审丑”的角度出发,而是延续着批判现实的路数,理解成鲁迅笔下的“阿Q”。 然而从“寻根”的理论出发,韩少功的立场是否就一定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立场构成了某种逆反?
      何言宏:你这个质疑很有道理。人们将“丙崽”形象中阿Q的方面发掘出来并且给予鲁迅精神或“五四”启蒙意义上的高度评价是有道理的,我也同意这样的评价,记得当年好像是刘再复先生发表过文章,专门讨论过“丙崽”的形象。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韩少功的创作并不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精神的违背,某种意义上,倒是一种可贵的继承。实际上,“寻根文学”在总体上都可以这么看。不过在另一方面,“寻根文学”对传统的回归,特别是有关作家的文学文化主张中对“五四”的指责,以及他们“跨越文化断裂带”的企图,又都存在着对“五四”背离的一面。具体在《马桥词典》这样一部“后寻根文学”作品中,便既有对“马桥”人的精神蒙昧与文化传统的批判,也有为他们的辩护。
      朱小如:由此,我还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寻根”文学均出自知青作家之手?这是否意味着知青作家大都还清楚记得自己的“草根性”文学写作出生和来路,一般都比较讨厌被人当作“知识分子”,即便是在他们念了大学之后,即便是“知识分子”从“臭”变“香”之后。
      我理解知青作家的文化“寻根”,应当首先是有感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抵牾,进而感悟到了传统和现代的抵牾,感悟到了中西方文化的抵牾?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是坚定地站在了城市、西方、现代的这一边,而知青作家的立场却不仅不是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相反更多地站到了乡村、中方、传统文化的这一边,其原委大概是知青作家对自己下乡之后,始见到的被长久地边缘化和深层遮蔽的民俗文化特别有新鲜感,有好奇心,同时又印象深刻。于是,记忆和探寻“被长久地缘化和深层遮蔽的民俗文化”的魅力,自然而然地成了知青作家有别于“书写自我”(厌倦了知青文学共名写作)而“书写他者”的一个突出对象。
      何言宏:对于知青作家来说,乡村之类的“广阔天地”就是顾彬所说的“异”。对于顾彬目前在中国文学界的形象,大家可能很容易被他的一些颇有新闻效应的观点所遮蔽或误导。实际上,他有很多很严肃的研究成果,比如很多年前他在北大出版的一部著作《关于“异”的研究》,对我就很有启发。你问到为什么“寻根”文学均出自知青作家之手?我以为就是与他们对“异”的发现很有关系。当时的知青作家都是已经被现代文明所熏陶的主体,他们来到广阔天地后,那里的自然、民风和积淀在民间的文化遗存当然会给他们以冲击,对于这些“异”的表现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说他们与鲁迅一代不同,更多地站在了“乡村”、“中方”和“传统文化”的一边,我觉得也不尽然。还是来说《马桥词典》,在这部作品中,韩少功在对“话份”、“格”和“科学”等语词的“编纂”,对马桥人的等级观念、性别观念和对科学的蒙昧,实际上都有明确的批判。
      朱小如:九十年代忽然避开“知识分子”立场,转向“民间”,似乎还大力进行理论化的支撑,这就有点让人读不懂了。如果是因为提“知识分子”犯忌,于是不得不向后撤,我还能理解。但这样的后撤毕竟是以放弃“独立”为代价的。其实“民间”立场,也仅仅只能说明文学写作具有了低水平的合法性,但却说明不了文学写作的正当性。自古以来文人写作无不是为了 “立(代)圣贤言”,除非你写“通俗文学”而不是“纯文学”。
      何言宏:实际上,知识分子的退却并不是从九十年代对民间的倡导开始的。而且我也认为,陈思和老师对“民间”的倡导也并不是大家所误以为的“退却”,而是在很自觉地为知识分子重新寻找精神资源。他所倡导的“岗位”,也是为了更好和更加“坚固”地“进击”。还是来说退却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退却从“寻根文学”中便已开始了。不错,“寻根文学”确实有我所说的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批判传统的一面,但也有着偏离的方面,特别是“寻根作家”的很多主张,有很糊涂和混乱的地方。记得“寻根文学”兴起时,李泽厚先生曾经在《文艺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寻根文学”“战斗性”的丧失,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一直想写一篇东西,就是重新评价所谓的“一九八五新潮”,将其勘定为当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精神退却的转折性标志,这你可能会有疑问,容有机会,我再阐述。
      朱小如: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主张为一棵树“立传”,和蔡翔最近在《何谓文学本身》一文中提出为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代言,其实有没有叙事伦理上的差别呢?我怀疑的并不是他们的立场问题,而是怀疑能够为一棵树“立传”的人和替“沉默的大多数”代言的人,其身份并不就是那棵树,也未必就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虽然,我们的确有必要把自己和“一棵树”同“沉默的大多数”的感受拉近,同他们共呼吸同命运,但有必要把自己书写者的身份也后撤到“一棵树”或“沉默的大多数”吗?当代书写者的身份,即便不是什么“圣贤”,也绝对不是什么真正的“民间”。同是知青一代在“书写者的身份”问题上,蔡翔是坦荡的,韩少功却显得有些“暧昧”。更可笑的是后一代批评家因没有在八十年代亲身体验过时代语境的险恶,反而把书写者的“自谦”身份,加以理论的高度化概括,这就不仅有些画蛇添足,而且错位地几乎将“知识分子”应当“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卸脱给了“民间”,这岂不是要让真正的“民间”没法活了吗?诗人于坚有一名言好像是说,可以像老百姓那样生活,但要像上帝那样思考问题。这个“像上帝那样思考问题”的立场,我以为也就是当下文学书写的伦理标的。
      何言宏:你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的身份后撤到一棵树,这我非常同意,同时也让我想起了张炜在他的一篇著名文章《融入野地》中的一段文字:
      我与野地上的一切共存共生,共同经历和承受。
      来时两手空空,野地认我为贫穷的弟兄。我们肌肤相摩,日夜相依。我隐于这浑然一片……
      我的声音混同于草响虫鸣,与原野的喧声整齐划一。这儿不需要一位独立于世的歌手;事实上也做不到。我竭尽全力只能仿个真,以获取在它们身侧同唱的资格。
      眼看着四肢被青藤绕裹,地衣长上额角。这不是死,而是生。我可以做一棵树了,扎下根须,化为了故地上的一个器官。从此我的吟哦不是一己之事,也非我能左右。
      一个人消逝了,一株树诞生了。
      从此尽是树的阅历,也是它的经验和感受。一棵棵树就是这样生长的,它的最大愿望就是一生抓紧泥土。
      你看,张炜无疑也是像你说的把自己的身份后撤到一棵树了,其中所隐含的问题非常明显。我以为这段文字,更像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单纯而又诗化的美文,而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实际上,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回归并不应该彻底放弃自己的精英身份,从而变成“故地上的一个器官”,和一株将“一生抓紧泥土”作为自己最大愿望的树木。相反的,“抓紧泥土”的小树在从大地吸取源源不断的激情的同时,更应该成长为一棵昂然风雨、抗击雷电的参天巨树。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对于民间话语资源的寻求,就不应是万事大吉的彻底皈依,而应在从民间大地吸取营养、吸取诗情之后重新出发,在与现实、与历史以及包括民间话语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话语资源进行对话与交战之中,重新建立知识分子现代性的话语体系。我们对这里所讨论的《马桥词典》,还有整个的“寻根文学”,以及一些“民间写作”中的匆忙和简单化地对某种文化、某一阶层或某一族群寻求皈依的倾向,都应该做如此评判。
      (责任编辑:王倩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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