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苦忆《弹花》】 弹个花
时间：2019-02-13 05:46: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编辑与作家有不解之缘，二者常常合而为一；编辑同时又是作家，作家多喜爱也善于干编辑。二、三十年代不少著名作家都办过刊物，做过编辑，如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他们编辑的刊物既风靡文坛，影响深远，又发现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作家。编辑于文学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一般，编者与作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编者离开作者，他的刊物园地便会荒芜；作者离开编者，他的作品无从开花结果，便会枯萎，湮没；所以编者与作者最后必成为朋友，知己。当然，这还须他们的目标一致，都是为国家，为人民的需要而耕耘。
刊物比如百花园地，有时也可以比作战场；把编者和作者比作共同战斗的指战员；这样比是确切的，编者和作者历来都是为了各种正义的事业而战斗；为真理而战斗，他们的战斗阵地就是刊物。
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救亡的烽火煮沸了爱国志士的热血；有的从戎上征，有的挥笔作战；谁都不愿偷生苟安，谁都不甘消极落后。随着这种时代激流，一九三七年底我到了抗战中枢的武汉。当时四面八方的作家也都汇合到武汉，并为保卫祖国作出各自的贡献。我刚刚结束了《妇女文化》月刊的编务，象着了迷似的，一心想再编一个宣传抗战的文艺刊物；于是在华中图书公司的同情合作下，《弹花文艺》月刊于一九三八年三月诞生。
《弹花》创刊的经过，我已在《漫忆写作与编辑》一文写了一些，这里再谈谈过去的甘苦感受，回想过去，就会看出今天的优越性。那年头编刊物不是容易的事，要巴结书店老板，还要巴结作家。私营书店出版一本刊物，总是希望赚钱，赔钱生意绝不肯做。华中图书公司的老板唐性天，又是北京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和他打交道还较有共同语言；比如对《弹花》的创刊宗旨便能一拍即合，都主张宣传抗战救国。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销路好；销路好，要靠名作家，他认为名作家才有号召力，这等于是他的条件。至于作家的政治倾向他不在乎，他表示：反正大敌当前，抗战第一，各党各派的作家，除了汉奸都会是抗日的。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也反映了《弹花》的立场观点，反映了文艺界的普遍愿望――团结抗战。
《弹花》是抗战后出版的第一个文艺刊物，华中图书公司抢先出版这一刊物，是很明智的；它既适应了国家形势，广大人民的需要；又恰值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时。我是“文协”会员，就为《弹花》组稿带来了便利，保证了一定质量，相应地销数也逐渐增加。“第二期出版不几天，两千册销尽，第三期加印至三千册。”(见《弹花》第四期“编后记”)此后抗战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刊物也多起来了。陆续出版的有文协主编的《抗战文艺》，马彦祥主编的《抗战戏剧》，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等。有了这些内容雄厚的文艺刊物，宣传抗战的力量大大加强。相形之下，《弹花》就显得十分单薄。但只要能起一点马前卒的作用，我也很高兴。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弹花》也本着这个原则精神进行组稿。我统计了从《弹花》创刊到停刊，为她撰稿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共有四十二位，绝大多数是属于革命的，进步的作家、艺术家，包括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如郭沫若、老舍、应云卫、穆木天、魏猛克、欧阳山、安娥、王莹、草明、罗荪、金满城、锡金、梅林、张恨水、张十方、陆志庠、高龙生、赵望云、谷剑尘、朱双云、卢冀野、谢冰莹、陈雨门等。不少作家、艺术家还在延安，如丁玲、左明、椰子、邵子南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的作家、艺术家是国民党，如冯玉祥、华林、王平陵、曹雪松等。通过这些作家、艺术家的阵容和他们的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弹花》的倾向性，看出她是个忠于贯彻团结抗日方针的刊物。正如老舍在《弹花》创刊号的一篇《我们携起手来》的文章里说的：“伟大的是能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这些中国作家，散开来，我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我们也是一团精兵，只要我们能迈齐了脚步，一同朝着暴日奔去，我们的势力不可侮！战略如何，须待大家和和气气的商议讨论，已具有携手同行之心是最可庆幸的，齐心第一，怎么‘大’第二。”又如穆木天在《调整文化队伍》一文中写道：“肯定‘八一三’后文化队伍的团结，在文化大军团里，我们必须有利地发挥文化部队的战斗力。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文人，我们多年积成的习惯，还不能让我们完全把自己的个人主义要素克服下去。”(见《弹花》一卷四期)也是这一光明正大的方针，使我和作家、艺术家们同心同德地奋勇前进，使《弹花》得到了读者们的同情爱护 。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我从外来稿件中发现了优秀的青年作者和作品，我曾在《弹花》二卷二期的“编后记”里满怀喜悦地说：“我很快活，异于往日编后的快活。当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批外来的稿件时，我发现一般所谓‘无名’作家的那种不苟且不滥造的写作精神，他们用灵活的笔致，精密的思想，写成了充实有力的作品，于是我欣然毅然地采用了他们的作品，如罗鸣先生的小说《连长》和烽崇先生的散文《一片血痕与一片泪迹》，以及秦光银先生的诗《武汉，如今的屠场》等篇，都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佳构。”(罗鸣后来成为名作家)由此证明我当时编《弹花》固然依靠名作家撰稿，也很重视和采用外稿。我总觉得“名”作家也都是从“无名”作家过来的，如果没有编者的发现和培植，无名作家永远成不了名！一个尽职的，对文艺事业富有责任感的编者，也应该这样作。记忆中过去的编者与作者之间还没有什么“关系”、“后门”风。许多老作家他们又是编辑，都能热衷提携后进；鲁迅先生就经常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采用无名作家的作品，或介绍给别的刊物；甚至自己拿钱为他们出书，培养成了不少优秀的青年作家，象柔石、萧红、萧军等。我对此感受特深。个人经验里，三十年代的女子书店、商务印书馆也很提携后进，不以无名嫌弃；我在这两家书店发表和出版的作品，都是冒然投稿，没有任何熟人的引荐，所以我也愿学习这种无私的作风。不过那年月政治偏见和文艺派性，给编辑的影响和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即使在“抗战第一”的时代，带着有色眼镜的人依然执固不化；他们对《弹花》的态度不作具体分析，不从大局考虑地加以诋毁；造成我和《弹花》陷入几面责难的处境。华中图书公司又因战争原故，发行网越来越小，销路不佳，出了十期便不愿再出下去了。但我还要挣扎着自办，这时我住在北碚，每期发稿都须冒着空袭的危险往重庆去；从编辑到跑印刷所、排字房，看清样校对，全是一个人包干，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气。和我同客北碚的女作家方令孺，见我贫病交迫仍不动摇，笑我太傻了！是的，就是这点傻劲，使我坚持又出了九期。而且最后我还利用这个小小的阵地，为了一家官方《学生之友》的杂志，指责青年学生所谓“思想左倾”问题，与之进行了一场论争；于是得罪官方，终于《弹花》在政治威胁、经济困难的压力下，于一九四一年忍痛停刊。记得郭老曾赠我一首诗，有“锦心一弹花”句，我向他摇头不迭说：不是“锦心”是苦心！至今回忆起来，还有些酸辛之感，但当时朋友们给我的同情和鼓励，也是一种安慰。
尽管《弹花》给我带来许多烦恼，我并不后悔，我想，为抗日救亡做一点应当做的工作，心安理得。不过限于水平，做得不好罢了。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我对自己的作品都进行了自我批评，乃至一笔抹杀；而独对我主编的几种刊物没有这样。因为刊物是集体产物，只要编辑方针不错，我不能随便全盘否定。比如《弹花》宣传抗战，作家们满腔热情地支持她，为她写出宣传抗战的文章；如果轻率地否定，势必也顺手否定了作家们的作品，因为作品是刊物的具体内容；而这是不恰当的。“文革”时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拿去了我保存的全份《弹花》和其他我编的报、刊，他们说解放前的旧报刊都有问题，都是反动的。我要求他们审查内容，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批判。这些拿去的报刊迄今未还。近几年为了写回忆录，需要这些资料，我便只好上图书馆借阅，但也都不全了。我重新翻阅《弹花》，觉得她的时代感很鲜明，其中文章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爱国，反侵略；这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今天看来也仍有一定意义，至少她完成了她的历史任务。最近领导同志们还一再强调，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去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弹花》发表的文章体裁多样，每期虽然篇幅不多，主要文章约十五篇左右，也还包括了理论、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随笔、杂感、报告文学、战地通讯以及外国文学，木刻、漫画。不少作品的质量相当高，如老舍的论文《我们携起手来》，应云卫的论文《战斗的戏剧》，丁玲的论文《略谈改良主义平剧》，穆木天的论文《调整文化队伍》，金满城的论文《忠于文艺、忠于抗战》，朱双云的论文《平剧界的延年益寿汤》等；梅林的小说《旅行家》，张十方的小说《泥棒》，欧阳山的小说《爸爸打仗去了》，草明的小说《荣誉大队》，谢冰莹的小说《倭寇的暴行》，罗鸣的小说《连长》等；左明的剧本《王八旦才逃》、《神枪手》，谷剑尘的剧本《紫金山下》，谢冰莹的剧本《野战医院》，高尔基的剧本《伊格・布里珂夫》，罗曼・罗兰的《总有一天来到》等；老舍的散文、杂感《话剧中的表情》、《我为什么离开武汉》、《兔儿爷》，魏猛克的随笔《写什么好呢》，王莹的散文《成长与死灭》，罗荪的散文《江上》，安娥的随笔和诗《残翼》、《歌手》；冯玉祥的诗《汉奸》、《夜袭》，锡金的诗《伟大的开始》，陈雨门的诗《战争》，老舍的诗《剑北篇》等；邵子南的报告文学《公演“黑山白水”的意义》，刘菀苹的《村民大会》；王冥的《徐州的劫运》；陆志庠的漫画《敌人往哪里去》，高龙生的漫画《骄者必败》，赵望云的速写《抗战金钱板》，段青的木刻《袭击》等；这些文章和画幅使《弹花》在战争中起了一丁点的星星之火的作用，也因此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我都愿含辛茹苦地维护她。
转眼间《弹花》已经停刊四十二个年头了，对于这一渺小的刊物，原不值得一谈；不过想到当年为她写稿的作家也相继凋谢，所剩寥寥无几；想到他们对《弹花》的慷慨支援，却是感念系之！解放前作家撰文多为稻粱谋，而为《弹花》撰文的朋友，不但不嫌稿费菲薄，有时还分文不取，反赔上笔墨纸张。这曾使我非常不安，如今回忆起来犹觉歉疚！是什么促成这种可贵的合作情谊呢？是编辑和作家的良心，是他们的共同奋斗目标――为了抗战，为了爱国！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