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小中能见大相似的 泥龙竹马眼前情
时间：2019-02-14 05:45: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樗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笺装宋版书”。有这样的雅藏，兼得雅室明窗，小语春风，恐怕已是今人难得躬逢的一种雅遇。不过，虽为粗人，也不妨碌碌之中偷半日闲，偕一二好友，逛逛琉璃厂。在沧痕遗沈间仿佛有凌烟经眼，也略微知会古人所津津乐道于“柔篇写意”的那种滋味。固然是“门外”徘徊，一时也小有悠然。
转思藏书读书之乐，李清照《金石录・后跋》有“甘心老是乡矣”的话，其体会亦非个中痴人所不能道：“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于是几案罗列，枕籍会意，心谋目往神授，其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念此又想，像她夫妇当年那样“枕籍会意”的快活，也不一定非有高古的楮墨不可罢。读书，倘能潜心会意，也无异于世间得一性情相通的知己，虽无雅室明窗，笺装宋版，也乐得随心置取，宜冬宜夏了。那书也有幸做一回小梅花树――“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杨万里)
自己的书架，真是寒伧，一如敝斋之陋。好在还有两三本惬心的书，虽不算珍本，承它们不弃，可作浮生伴侣。久了，便有些感情。其中有丰子恺所作《缘缘堂随笔集》一本。几年前拾读，便喜其负暄之谈，经常得见，渐成故人。自认此书的装帧、版式也好，纸质墨色、天头地脚皆称匀当，于枕畔消磨、案头清供都无不可。这随笔集，在文学史书上固然没什么位置，就由我在阅藏中赠他个位置又如何！别人的看法，也许又不一样。但正如袁中郎的意见：若惬意，正不必俟他人。
以“缘缘堂”室名为题，集合了丰氏大半生百来篇随笔。体无一律，所写起于青年时的感怀，终于暮年忆旧，寥寥也跨过近半个世纪。那样的文字好像没什么“中心”、“纲目”，说是一苇航船且行且泊，卧看云起，月下小窗，也差不多。倒是随笔的意思。此类文字一般也被归入散文了，只是比我们惯见的散文还“散”一些：自然、社会、家庭、个人，或旅行或平居、或写生或谈天，不必“应景”、“应制”，也不如惯见的散文用力。用力有用力的好处，但有时也会病在用力上头。不用力就随便、不拘束，等于任你漫读。随便，虽然难免不大合规矩，总显得近人情一些吧。恰如青菜豆腐家常饼之于正式的酒肉宴席，兴之所至而无厌腻。当然，要是觉得读了心里有一个“好！”，大约也是说不出好在哪里的好处。我想，《缘缘堂随笔集》的这一特点在这一则里已有足够的表现(也并非篇篇如此)：
打开十年前堆塞着的一箱旧物来，一一检视，每一件东西都告诉我一段旧事。我仿佛看了一幕自己为主角的影戏。
结果从这里面取出一把油画用的调色板刀……但我取出这调色板刀，并非想描油画。是利用它来切芋艿，削萝卜吃。
这原是十余年前我在东京的旧货摊上买来的。它也许曾经跟随名贵的画家，指挥高价的油画颜料，制作出帝展一等奖的作品来博得沸腾的荣誉。现在叫它切芋艿，削萝卜，真是委屈了它。但芋艿、萝卜中所含的人生的滋味，也许比油画中更为丰富，让它尝尝吧。(第74页)
据说好文章是可以浓圈密点的，其实有“说不出来的好”，本该是“妙处难与君说”的另一境，尽管要使评点家沮丧。
再延申了想，文章是做出来的，然而又有无“不做文章”的文章呢？或者，声音是听到的，又有无“听不到”的“想像”的声音呢？读了《山中避雨》，觉得正可转回来想想“无文章”的文章及其它。譬如作者写他游山遇雨，雨不止，山既游不成，文章恐怕也该“枯”到这儿了，况且茶也越冲越淡。作者却写道：
……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除雨声外，这是我们当时所闻的唯一声音……可惜他拉了一会就罢，使我们所闻的只是嘈杂而冗长的雨声。为了安慰两个女孩子，我就去向茶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他很客气地把胡琴递给我。
我借了胡琴回来，两个女孩很欢喜。“你会拉的？你会拉的？”我就拉给她们看……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
似乎不见经营，一经营倒掩其本色。意思也淡，浓了，弦外余音文外余味反不易得。这情形姑且算到丰子恺随笔的第二特点。
或许还有第三个特点……
若说这种随便，也算一种风格吗？随，当然不是夫子所谓“行成于思毁于随”的“随”，或多在一种“不执”的态度，流露于文字间，既不能拉扯上文论家确定的文体风格，只有归于“无风格”了。不过，这种“无风格”亦未始不成一种特别的风格――读多了正儿巴经的文章，会觉得“随”有随的好。失之东隅，收在桑榆，同是感受，“意外”有“意内”不具的滋味。
风格其实含有“外形”与“内赋”两个因素。或可分为两组，一组“质料因”、“形式因”，一组“动力因”、“目的因”。人们一般容易注意前者，或者也重视写作中的目的设计，实际上作者的性情及其自然的表达(我以为这是个主要的动力因)却往往被挤到无足轻重，又不觉地给“矫情”开了路，恐怕“打起黄莺儿”不够“郁郁乎文哉”呢！细想，不独丰氏随笔肯于适性自在，古来如河沙数的诗歌、散文，总归是见性情的生命更清新久远些，工拙倒还在其次。
即便不讲究，凭一份性情，就让创作“不期然而然”也未尝不好。固然，这样的随笔难免不实用或者琐屑，比如丰子恺也喜欢作漫画，开头喜欢把信口低吟的古诗词句译作小画，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人相忆在江楼》等，聊聊数笔，绝说不上多么好，却不乏情趣，朱自清看到也说：“好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那味儿也许并不足道。但一来作者的性情使然，只得不管别人的好恶高低。二来，江河不舍涓滴。如果说，一个人对世间卑微的生灵事物是热爱、亲近，能够设身处地孜孜不倦地去体验、理解的，他也才有可能进入更伟大、更有价值的境界。换句话说，因事小而不为，便能事大么？在这一方面，“于世何补”不是个好问题。丰子恺也只能说：其然，岂其然哉！又比如“鹤立鸡群”，鹤当然不如鸡有用处，但倘有“煮鹤焚琴”的人定要派它实用，而想杀它来吃，它就嘎然长鸣，冲霄飞去，不知所至了！
“随笔”中有一篇题为《野外理发处》。看去不过是写人生中一个无聊的瞬间，搁到别人未必有此闲心，怕是终归落到无聊索然。即如野渡系舟，取蓬窗眺望，眼前总像镶在框里的一幅画。凑巧“画”中得一副剃头挑子，此种世相小景正在有味无味之间。“我”一面姑且就此来斟酌方寸作一幅画，一面不妨随想玩味：“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但若从绘画的角度看呢？“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了”，甚至这“画”中又“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这看法可能让人别扭，说是不合情理又未尝不在情理――据说人的豁达无过于发现自己的可笑。想到“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心里会“格登”一下，尽管知道做“剃头傀儡”还不算可笑，兴许由此又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也未可知。
写“平淡”本身并不比干别的低一格，从平淡里写出意思来，倒是需要悟性。或者说需要感应能力。现代人的这种能力，难道不应该更丰富、更细微才好？
读了《作父亲》、《吃瓜子》、《车厢社会》等篇，觉得原也不必想到“化腐朽为神奇”上去，有时，生活本身很有的可感受，何须一定非这么“化”那么“化”不灵。
“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丰子恺画集・代自序》)“缘缘堂”缘于其性情，仿佛上述的情形。
上世纪末，丰子恺生于杭嘉湖平原上的小镇石门湾。少年时负笈杭州，曾师从李叔同、夏丐尊，逐渐走上艺术一途。他后来以漫画闻名，一些表现人情世态的小幅，笔墨间的清新，大都透出为人的清和。他一生中除了短期游学日本和抗战中举家西迁，多数日子度过于故乡、杭州、上海几处的山水风物之间，或教书或作画或写作、译书，似与时代风云有所隔。有人评他是后继陶渊明，若说近自然真率的人生态度相似，却不一样隐逸。这种较平静的文人生活，容或有研究者去这样那样地评价，不过总该充分估计到环境、际遇、性格、艺术事业对丰子恺人生定位的综合影响，给予他精神上的调适，又反过来在他的笔下得到体现，就像山色与湖光的相为映照。
再广而论之，调适着一定理想的现实主义，总是比较合于自然的选择。即使箪食瓢饮在陋巷，也还有精神上的补偿。“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丰子恺爱引用这两句咏儿童的诗，用到艺术上，便是说对着物象能够撇开其意义而看见其本身的意思；用到生活上――做能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勉强不虚伪，还不妨享受人生，静观和体悟已知和未知的一切。“能缘所缘本一体，收入鸿蒙入双眦”，(马一浮题诗)这大约能使“缘缘堂”聊以自慰、自娱。此堂此人此心，有草木相伴，飞鸟暂止，语燕频来，或可“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武侯的这两句话，见出他文韬武略之外的另一面。淡泊、宁静有“逃避”的意思，同时也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砥砺考验，向来为仁人胸襟所向往。虽然丰子恺的“静处”与儒家的“内圣”不是一回事，但也未至消极的逃避，所谓“闲居的岁月往往正是作品多产的时期”，闲笔漫画，静观人生，也有他自己的且及于广大的爱憎与悲欢。过了几十年或许更久，人们还能咀嚼这悲欢：“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给我的孩子们》)也像是在限制中寻求个我的自由，礼崩乐坏，虽不能扶危济颠，持守着“真善美”的价值祈向，或可不落于乡愿、市尘。然而此生当下，超然是否也是一种参与？“入而不入，不离而离”，也许这徊徨的意态，得失难计，只在唤取了解人生意义的真诚。正如“无常”的旅途，觅一瓜豆可依的栖园，总觉得亲切。尽管在时光圆滑的“渐渐”中，舞台上如花的少女，将来会是火炉旁的老婆子，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到头来飞入寻常百姓家，只要不失通过探索自我去探索人生的真诚，又何妨“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姜白石)……
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主题，毕竟，“随笔”和它们的作者难以独自担承。正如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者常常谈到，入世与出世、忧患与风流的矛盾困扰了许多代人。所以“二重人格”不过是不断被经验到的事实。“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第227页)《作父亲》写到该不该对天真的孩子说“合理”的谎话，很像这情形的微妙写照。承认这一矛盾，并把它艺术地揭示出来，不是逃避到自奴于人或自欺欺人的安全感中去，却吐露了真率和自我调适的可能性，即在现实的向度之上加诸理想的向度，加诸情感的与智力的潜能的表现。人生是不圆满的，但人格是可以趋向完整的，通过了解自身，通过创造活动肯定自我的个体性，实现与自然的统一。在我想，心理的、文化的调适，既非压抑或分解自我的人格，也非简单地调和心性中的矛盾，而是趋向完整人格的自发活动。“自发活动的字面意义即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动。所谓‘活动’，这里不是指‘做某件事’，而是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它体现在人的情感、理智、感觉经验方面以及意志方面。”(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丰子恺的笔下，无论是泛着依恋童心的色彩，还是对自然、艺术的心驰神往，大抵在肯定着人生活动的自发品质。
“渐行渐远，萋萋刈尽还生。”终究，百来篇随笔的生命不过在于它寻觅非强迫的响应。虽然世上的文章以煞有介事为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总之，看起来，没有多少特色似的。到十年浩劫，对特色更施以严格的规定，焚琴煮鹤，“没有特色”的特色也彻底归于零。许多人搁了笔，被迫干些糟蹋自己的勾当。包括和了血泪来写检讨、交代。不用细表，丰子恺的遭遇与别的受迫害者没有两样。所幸因染病受伤(说幸也不怪)，可学习“新丰折臂翁”，免去做“长工”的苦，回到“日月楼”里度其日月长。七十年代初，那是什么时节；难得他竟能不为势数所迫，暗自续写随笔，就是《缘缘堂随笔集》中后一部分“朝华夕拾”式的篇什。几乎除净烟火气、止水微沦的漫忆，读来或可相忘于江湖了。
或许并不容易解释，那种琐屑的回忆那种历历如在眼前的人伦物事有什么意义。诸如在劳动、喝酒、骂人中陶然自乐的癞六伯，有着与闰土一般经历的王囡囡之类他们恐怕已经在世上痕迹全无，却因在记忆的描写里，永是生动地展开。意义，就在于那是生活自发活动的本身。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包含着“时间”的主题。时间不仅是已经逝去的日子，还意味着难以言尽的心理内容以及在失去与获得之间挣扎的人的性情，也许还有渴望着濡沫的悲欢。当我们正自信弗往不至地认识和把握生活时，回头想想，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篇故事写个豆腐店司务，“每天穿着褴褛的衣服，坐在店门口包头腐干”的，人称阿三。阿三偶然被人劝购一张彩票，未料竟中了彩。一时便闹得很热闹。阿三阔了，到了年初一，穿一身花缎皮袍在街上东来西去，大吃大喝，滥赌滥用。穷汉向他讨钱，一摸总是两三块银洋。有人奉承，赏赐更丰……老人倒看得清楚，说：“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天他还是要穿的。”
“果然到了正月底边，歪鲈婆阿三又穿着原来的旧衣裳，坐在店门口包头腐干了。只是一个崭新的皮帽子还戴在头上。把作司务钟老七衔着一支旱烟筒，对阿三笑着说：“五百只大洋！正好开爿小店，讨个老婆，成家立业。现在哪里去了？这真叫没淘剩！”阿三管自包头腐干，如同不听见一样。我现在想想，这个人真明达！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来路不明，去路不白。他深深地懂得这个至理。……他可给千古的人们作借鉴。”(《歪鲈婆阿三》)
这种故事讲起来真是平常，又怪有滋味。“煞有介事”的招数倒兴许作不来。
文革后有“写文革的文学”，这儿却是文革中写“非文革文学”。别人搁了笔，丰子恺却忘形于被迫的桎梏，使心地暂时脱离了当下尘世。是逃避么？逃避也是对抗，用他的性情，他的理想的调适来实现并不悲壮的对抗。当然还有“随笔”。
到了还是说：人生真乃意味深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北京，小街
(《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1.4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