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传千古 风范励后人:名楼风范照千古上联
时间：2019-02-17 05:47: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孔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海关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41年5月到1943年6月，孔原同志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战时首都重庆，任中共南方局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国统区和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他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党的若干决定，为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我曾在重庆直辖前后两次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和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在自己的任上组织开展了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因此，有幸与孔原等南方局老同志接触。特别是当我不断收集积累了一些孔原同志的生平资料，了解到他在南方局工作的情况后，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孔原同志无论在革命斗争岁月、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还是在人生暮年，都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鲜活的红岩精神的教科书。他的崇高风范，传之后代，令人敬仰。
2005年11月，我曾在《红岩春秋》第6期发表过一篇关于孔原在南方局的文章，许多老同志纷纷来电鼓励并希望对孔原同志的精神和事迹作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这里我从四个方面谈谈孔原百年留给我们的启示。
坚定信念矢志不移
孔原1906年9月6日生于江西萍乡安源一个理发匠家庭。因家境贫寒，他在十一二岁时便在安源一个杂货药店当学徒，受尽了师傅的凌辱。他经常随在安源矿当工人的表哥童水生到矿上，得以目睹矿工的苦难生活。共同的境遇使他产生了对矿工的同情心，表哥经常带一些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宣传品供孔原阅读，使他从中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接受革命的思想。1924年12月，孔原由钟俊杰和贺近仁介绍加入青年团。1925年春，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孔原很快由团转党。从此，他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生之路。
孔原同志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是他人生追求的自觉选择，是他经受革命斗争锻炼，不断追随革命潮流，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而奋斗的结果。因此，这种信念一旦确立，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险阻，他都始终矢志不移，终生不渝。
皖南事变发生后，反共逆流席卷整个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生与死的考验随时面临。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已经准备破裂国共关系。出于对南方局领导和工作人员安全的考虑，1941年1月中旬，在两天的时间内党中央从延安发来三封急电，指示南方局，要求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孔原等重要干部在最短时间内迅速撤返延安。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其他负责同志，处变不惊，经过对形势的缜密分析和判断，认为国民党还不敢与我党分裂，而为了团结抗战，我党更不能与国民党分裂。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重庆阵地之重要，和向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展开猛烈政治进攻的需要，他们不能离开重庆。周恩来向中央表示要坚持到最后。作为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孔原亦表示，一定要与周恩来、董必武等留在重庆争取时局好转，不到最后决不离开，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最终，中央同意了这一意见。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孔原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同志一起，怀着必胜的信念坚持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应对日趋紧张的局势，孔原代南方局组织部专门制定了六条保密工作条例，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的外出行动以及各方面应付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作了详细规定。特别是对工作人员的外出，专门规定必须两人同行。当时，国民党特务搞了一种“短促突击”的伎俩，就是半路上秘密抓人，在两小时内，施以严刑拷打，迫使不坚定、无气节和贪生怕死的家伙，投降变节，然后立即释放。神不知鬼不晓，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让他重新回到原位，再从内部进行破坏。孔原对此非常重视，反复对大家详细说明这种恶毒办法，反复交待外出一定要“两人同行”。这种办法有效地击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阴谋，保护了同志，保全了组织。这种“两人同行”的规定，一直到解放后外交部驻外使馆还在延用。
作为组织部长，孔原非常重视对坚守阵地的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使大家从思想上作好准备，万一在突然袭击中被捕后怎样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保护党的组织，保护党的机密。
为勉励大家学习先烈们坚贞不屈的献身精神，周恩来、董必武、孔原等南方局领导同志经常给大家讲许多共产党员英勇的斗争事迹，孔原还专门翻译了《季米特洛夫传》，撰写了题为《伟大的楷模》、《反法西斯的旗帜》等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他在文章中花了许多笔墨介绍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表现，显示了季米特洛夫“大无畏的英勇和刚毅的精神，为党、为主义、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高超的斗争艺术。在文章中，孔原号召大家向季米特洛夫学习，在严酷的斗争中经受考验，取得胜利。
南方局领导同志的以身作则，使全体红岩人倍感鼓舞。在皖南事变后最险恶、最黑暗的时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于1941年1月27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这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孔原等共产党人在生死面前发出的铿锵誓言，是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的生动展现。
耐心细致平易近人
红岩人都叫孔原“孔老板”。我听南方局老同志谈话时他们提起了“孔老板”，那种熟悉和亲昵的语气，让我感到非常新鲜和亲切。
“老板”这个称呼，在当今是使用率极高的一个词。但显然与当时共产党员彼此之间的称呼挂不上钩。然而，当年的红岩，就有两位令人尊敬的“老板”，一个是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孔老板”，一个是新华日报报馆的总经理熊瑾玎“熊老板”。大家喊得亲切，他们也回应得自然。即使多年后，一提起孔原，红岩人仍会说，哦，我们的“孔老板”。
为什么称孔原为孔老板，这与他谦虚随和的性格和作风密切相关。红岩生活非常艰苦，但也不乏乐趣。尽管条件简陋，大家仍想方设法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跳舞、唱歌、演戏以及举办体育比赛等。孔原总要参加。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孔原不太爱说话，但嘴角经常挂着一丝笑意，使人感到亲近和蔼。有人拿他开玩笑。说他皮肤那么白是在苏联洋面包吃多了。对同志们的玩笑，孔原并不回应，只是笑一笑。他的随和亲切，常常让人忘了他是领导。
当然，孔原的确是领导，而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领导。只是因为他善于用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去引导人，从而让人感觉不到他的领导。
我在做宣传部长时，重庆日报社的老党员贾唯英给我谈起她的一段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贾唯英是当年南方局的一名普通党员，皖南事变后，鉴于贾唯英没有暴露，又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可以掩护，组织让她留在四川做地下工作。年轻的贾唯英一心只想在“家”工作――回延安或留在办事处。邓颖超知道后，专门找她谈了几个小时，详细介绍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况，反复解释中央荫蔽精干政策的意义。邓大姐亲切和严肃的谈话，使贾唯英终于轻装上阵，到成都工会当了助理教育干事。
1942年春节前的一天，突然有特务冒充地下党员和贾唯英接头，贾唯英识破后，只身一人返回红岩。孔原接见了她。
“怎么回来了？呆不下去了吗？”
一句温暖的问话竟让贾唯英伤心地哭了出来，在成都隐蔽一年的种种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不要难过，有什么委屈和困难，说出来。”孔原和蔼地说。
贾唯英擦干眼泪，哽咽地说：“我不隐蔽了，像没娘的孤儿一样，日子太难过了……”并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孔原点头说：“立即离开是对的，但还要另找地方，继续隐蔽。”
贾唯英固执地说：“我不隐蔽了，我要干革命，死也要和你们在一起！”她感到在温和如长者的孔原面前，自己像一个可以任性的孩子。
孔原并不生气，而是慢慢开导：“隐蔽不是不革命，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以便时间一到，更好地进行革命……”同时，孔原又严肃批评了贾唯英组织工人参加一些进步活动的行为，指出她暴露了进步面目，不符合隐蔽的原则，要坚决改正。接着，孔原把“三勤”策略作了详细的传达和解释，最后通过询问贾唯英的各种情况，确定她暑期投考大学。
事隔40多年后，贾唯英大姐说，要是当年没有孔原同志的耐心细致的教诲，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迅速的成长。的确如此，正是由于这样耐心细致的工作，贾唯英等一个一个的普通党员，组成了大后方党组织“巩固的坚强的战斗堡垒。”
严于律已艰苦奋斗
1941年，是红岩最为艰难的岁月，在那段极为严酷的工作环境中，红岩的共产党人还要超负荷地工作。为了改善在红岩的中共重要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也拟定了一个大后方干部保健标准，作出如下决定：
……南方局、南委、省特委拟三级给以物品
A，甲级书记（副书记）、各部、省委负责人，六年以上党籍健康差的，年三十岁以上给以下物品：鸡蛋二个（日）、豆浆一碗（日）、肉五斤（月）、鸡六斤（月）、糖果1.5斤（月），按渝物价系200元
B，乙级书记、副书记、委员，党籍六年以下，年龄三十岁以下身体差的发：鸡蛋二个（日）、白糖1斤（月）、鸡六斤（月），按渝物价系82元……
到1941年11月，南方局又进一步形成了更为具体的文件，指出“以下同志参加甲级待遇：孔原、颖超、克坚、之光、梓木、瑾玎、梓年……”
以上同志，都是一批对革命有突出贡献的重要领导干部，且他们都担当着极为繁重和责任重要的工作，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实属必要。南方局也开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同志们认为：中央的决定当然必须贯彻，而党的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同样还应不折不扣坚持。南方局责成孔原负责落实。但是这一规定在红岩和所辖国统区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中都难于贯彻。鉴于此，1942年初，党中央竟因为党的高级领导人身体状况极差，干部保健不能认真落实专门又发了一个文件，文件阐述了适当保障领导干部生活待遇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继而就如何落实领导干部待遇作出了严格规定，对不执行者将“以违背中央决定处置”。但是，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却把自己的名字从享受甲级待遇的名单中划去。
孔原同志曾经回忆到，这虽是件小事，但在红岩这个集体中却引起了强烈反响。南方局领导同志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无形地影响着其他同志，深刻地教育着青年们，从而使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成为了红岩每一位同志的自觉行动。
如果说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做到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并不困难，那么，当革命胜利，手中掌握了权力，工作、生活环境大大改变，仍然能够坚持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但孔原同志却始终做到了。1949年7月，孔原从抚顺市委书记任上被火速调派进京。他受周恩来亲自委派，负责筹建新中国海关总署。当时，各地海关情况复杂，建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海关的任务迫切而艰巨。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比较详细地了解海关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具体业务和接管的情况，孔原顾不上休整，只身来到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接管的第一个大海关――天津海关蹲点。海关工作人员是见惯了长官奢华作风的，当身着粗布衣，脚蹬布草鞋的孔原在天津海关一亮相，就给他的下属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然，孔原给海关属员们的印象认识不会只停留在粗布衣和布草鞋上，在他领导新中国海关工作的8年时间里，他根据中央精神和中国国情，确定了新中国海关的方针、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等一系列重要的海关法规，亲自领导了占总人数90％以上的旧海关人员的团结和改造工作，大胆提拔了德才兼备的人才，使一个崭新海关形象树立在了国人面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原是新中国海关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尽管身为新中国海关的掌舵人，以后又先后担任了党、政府和军队的许多要职，但严于律已、艰苦奋斗仍然是孔原一以贯之、终身遵守的人生准则。直到他人生的暮年，还留下了一段严于律已的佳话。
孔原很早就离乡参加革命，但老房子仍然还在。1986年11月，孔原回老家江西萍乡考察，发现本该破旧不堪的老屋已经焕然一新。原来是村里给维修好了。要是换了某些习惯向人民伸手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事根本微不足道，衣锦归乡么，地方上要是给修个豪华别墅都不为过，何况只是维修一下老房子。但孔原并不这样想。他对当地领导说：“谢谢你们把房子修好了！但你们不要挂牌子，我算不得什么，参加革命，为党为人民工作是我的本分，没有什么可宣传的。此房子我也不会再回来住了，就让家庭有困难的邻居住吧。”孔原走后，当地领导按照他的意思将老屋给了困难户居住。孔原让老屋的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更是他严于律已品格的见证。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孔原性格温和，说话声调也是徐徐缓缓，不紧不慢。但是，温和不等于没有主见。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非常清醒。杨尚昆晚年回忆，孔原曾亲口告诉他，自己对康生和王明在莫斯科时的表现十分不满，因此遭到他们的厌恶和打击。延安整风开始时，康生权力很大，孔原却不畏惧，向毛泽东直接报告了康生在莫斯科时的实际表现。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甚至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同志这种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了他一生的革命实践，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为革命烈士张国庶恢复名誉的事，充分体现了孔原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1984年9月，孔原到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发现没有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张国庶的内容，他严肃地问工作人员：“张国庶同志是萍乡人，是烈士，而且他牺牲得很壮烈，你们为什么不展他呀？！”并说：“不能因为他哥哥是张国焘犯了错误，而影响他。”在一旁陪同的同志解释说：“是因为省革命烈士纪念馆也没有展出，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发现了张的脱党声明，登载在当时的《南昌新闻晚报》上，还收集到了一份证明材料，说他指捕了同志。所以，我们这里也没有展出。”孔原沉思片刻马上说：“不对呀，当时我在省总工会组织部，如果他叛变自首了，我肯定知道，但我一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采取这种办法，伪造自首书，特别是对那些被捕入狱后表现好的，顽强斗争的人，特务机关妄图采取这个办法使他动摇，说共产党不会相信你了。所以那些东西，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是敌人的挑拨离间和阴谋。从1931年到现在（1984年），我还没有看到有材料证明张国庶自首叛变。这不是张国庶一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党的形象，我们不要上当。”他叹了口气，接着深沉地说：“张国庶同志是我省中共早期领导人，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江西省委遭到了破坏，他奉命去恢复党组织，工作很艰难，他上任不久就被捕了，没过多久又被国民党杀害了，为党为人民他们夫妻双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而且又了解情况的人，不去为他说公道话，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冤呀！”
事后，孔原同志为弄清历史真相，避免自己的记忆失误，专门派人到中央档案馆、上海、南京等地查阅相关报刊（《上海申报》）资料，调查结果证明，张国庶同志没有自首。1985年9月26日，孔原在北京京西宾馆约见了江西省委有关负责同志，郑重其事地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张国庶终得以烈士的身份被展出和宣传，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86年11月，当孔原再次到萍乡，看到烈士的照片被挂上了展览馆的大厅，烈士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感到非常高兴，赞扬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你们辛苦了！”
晚年的孔原同志十分重视对党的历史的总结，对于历史事实，他同样以真理至上、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展开，许多老同志开始撰写历史回忆录，这对党史工作来讲是一件大好事情。可是由于时间久远、记忆不准等诸多客观主观原因，一些回忆文章的真实度不高，因而史料价值不大。孔原同志对此非常关注，他在许多场合强调：“现在写传记、回忆录、人物志、党史，这里面有些问题很复杂，相当多的回忆录是好的，但也有片面的、不准的，有的有水分，有的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有的是亲属要把人物拔高，‘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一个派性。陈云同志说：‘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是很正确的，我们就是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讲真实情况，这样才有史料价值。”
孔原同志不仅这样讲，而且亲自这样做。从1983年开始，在以孔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组织和领导下，一批当年曾在南方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有关省区市的党史工作部门，对南方局的历史资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征集、回忆和编纂，相继编辑出版了由胡耀邦题写书名，并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六本，成为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最重要、最直接的参考材料。
孔原同志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品格与作风，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