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名门之后　精忠报国_廖承志 海棠依旧

　　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他系国民党元老之后，却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了共产党;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却戴着手铐走完了长征路;
　　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却每次都奇迹般地生还;
　　他曾因“海外关系”被批判，却藉此在外交战线上独树一帜。
　　他就是童年被叫作“肥仔”，晚年被尊为“廖公”的杰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廖承志。
　　今年是廖承志同志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廖公伟大的一生。
　　
　　
　　战火中的有志青年
　　
　　廖承志，广东惠阳人。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1908年9月25日廖承志出生于日本东京，广东人喜欢称胖乎乎的小男孩为“肥仔”，小承志敦厚壮实，虎头虎脑，这昵称就伴随了他的一生。
　　廖承志东京的家，实际上是孙中山主持反清、反袁、讨论三民主义的主要聚会场所，所以他从小便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随父母的国内外漂泊中，他一边上学一边经受着大浪淘沙的洗礼。1924年回到广州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来家找父亲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后他又见过周恩来几次，渐渐熟悉起来，他们虽然年龄悬殊，但一起谈论时倒像是“同辈朋友”。从此周恩来就称他“小廖”，并几次救了他的生命。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害，随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大规模被屠杀，腥风血雨使廖家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何香凝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所有职务，开始了隐居作画的生涯。廖承志也毅然退出国民党，决心寻求共产党。何香凝为防止再被谋害，就送他们姐弟俩到了日本。廖承志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参加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学生组织，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警察数次拘捕入狱，最后被校方开除后驱逐出境。此时，国内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广州起义被镇压，白色恐怖加剧，斗争形势进一步严峻，然而廖承志依然义无反顾，于1928年春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20岁。
　　当年11月，廖承志被党组织派往德国柏林亨德第二大学学习，翌年任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书记，发动领导中国海员的声援活动和政治运动。不久何香凝也因不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而流亡巴黎，靠卖画度日。廖承志知道后，立即把母亲接到了柏林。在这里何香凝意外地碰到了宋庆龄，这一对中国政坛上的巾帼女杰，互相激励，撞击出一束束炽烈的革命火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们马上赶回上海，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她们上前线慰问第十九路军，组织义勇军医疗队，创办伤兵医院，向海外募集援助。
　　1937年12月，廖承志根据中央决定，前往香港组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何香凝接到儿子的电报知道了赴港日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偕女儿、女婿及“准儿媳”经普椿从上海乘船提前到了香港。廖承志一眼就认出了已在码头迎候的日夜思念的经普椿，经普椿也认出了他，两人紧紧握手，眼里迸出喜悦的泪花。1938年1月11日，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廖承志马上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经普椿看到他整天疲劳的样子，总是劝他注意休息，爱护身体，他摊开双手笑笑说:“这没什么，比起前方的抗战将士，我们还差得老远啦！”经普椿常给他熬汤补身子，同时积极参加香港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形势日紧，廖承志甚至来不及和母亲、妻子及刚出生的女儿告别，就奔赴了新的战场。
　　
　　
　　逆境中的铁血男儿
　　
　　廖承志一生中的许多时光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有人统计，他平均7天中，就有1天是在坐牢。头四次坐牢是在国外，其中三次在日本，一次在荷兰。后两次是在国内被国民党逮捕的。还有一次是被张国焘迫害，被内定“枪决”，但因情况特殊被铐着随同行军走完了长征，称之为“流动坐牢”。廖承志命运坎坷，然而在逆境中，他却笑对苦难，什么时候都是潇洒，豁达，幽默，风趣，多情多义陪伴了他的人生，铁血男儿铸造了他的风骨。
　　1933年3月28日，由于叛徒告密，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廖承志，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监禁在租界拘留所。他们突击审讯，逼迫廖承志说出上海地下党名单，又暗示他母亲可能危险，但他毫不退缩，怒斥国民党勾结外国人迫害革命志士的罪行。3月30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分院刑事一厅开庭审理，主持审讯的厅长是和柳亚子相熟的郁华。柳亚子前往旁听，郁华告诉他，南京军法处要求将廖引渡到南京。柳亚子赶紧到何宅与何香凝商量，他们认为廖承志若到南京，营救的难度就大了。两人决定去找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吴铁城。病中的何香凝叫人用藤椅抬上汽车，来到江湾叩响了市长官邸的大门。吴铁城叫她客厅里坐，何香凝大声嚷道:“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骂蒋介石要算我骂得最多了，你们为什么不抓，却把无辜的青年抓起来!”柳亚子也喊着:“廖夫人坐牢，我也作陪！”吴铁城犯了难，怕廖夫人有个好歹无法交待，就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蒋吩咐“瞧着办，不要搞得不可收拾”。吴铁城向何、柳二人作了同意保释廖承志的答复。与此同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宋庆龄的主持下，召开了临时执委会议，随即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这样，廖承志在经亨颐、柳亚子和宋庆龄的担保下获释。
　　廖承志获释后，时刻处在国民党鹰犬监视之下。他足不出户，一边陪母亲作画，一边等待党组织的指令。1933年8月的一天，廖承志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在川陕苏区，担任川陕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廖承志，看到张国焘的一些做法很有问题，就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肃反的做法是否‘左’了”的疑问，张国焘拍着桌子把廖承志压了下去。事后派人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张国焘等人在11月的一个晚上，亲自突击审讯，逼问廖承志来川陕苏区的目的，煽动一些人批斗廖承志，让一个被屈打成招的干部指证廖是“特务”、“奸细”，廖承志当晚便被铐起来。
　　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负责人周纯受张国焘指使，在会上说廖承志出身国民党要人家庭，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海外关系复杂，这样的人够格当共产党员吗？如果不够格该怎么办？结果廖承志被开除党籍，打成“反革命”，并准备将他处决掉。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到了黄河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下部队，却看到了被押送途中的廖承志，很快意识到他的处境，只是紧紧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上马走了。晚上，他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面，佯装发怒地说:“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廖回答:“认识了。”“改不改？”“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周恩来机智地将张国焘的嘴给堵了起来，也为廖承志的“错误”结了案。张国焘本来要处决廖承志，可是见周恩来站在自己一边训斥了他，顿时觉得周恩来给了面子，心头的火气也消了，下令说:“不杀廖承志，以观后效！”
　　
　　1936年12月，张国焘在预旺堡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等人是错误的，使他们“受了委屈和冤枉”。廖承志在周恩来的挽救下捡回一条命，恢复了党籍和自由。
　　廖承志在被羁押的日子里，仍发挥自己的音乐美术方面的特长，画马克思的像给连队张贴，教干部战士唱《国际歌》，还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伤员。他挺胸抬头，带着手铐和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周围的同志们以敬仰的眼光看待这位特殊的“犯人”，和他一起唱着歌走完了万里长征。廖承志到延安后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日、英、德、法文的电讯翻译，后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极强的业务能力，很快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
　　不久廖承志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兼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主席，宋子文为会长，廖承志积极协助他们联系美、英、法、加、澳等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筹集药品、食品、医疗设备和资金，再通过办事处转送八路军和新四军。鉴于香港形势吃紧，1941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指示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廖承志冒着炮火在市内寻找散居的爱国人士并安排隐蔽。1942年元旦之夜，廖承志和连贯二人在日军枪口下乘小船偷渡到九龙，找到东江游击队和粤东省委负责人，交待营救任务，安排转移计划，把他们顺利撤至海丰马宫港，再转往内地。到5月初，安全转移了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胡绳、梁漱溟、胡风、宋之的、邹韬奋、蔡楚生等800多名著名爱国人士、文化精英和党的干部;此外，还接应2000多名去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护送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和海外。
　　1942年5月30日，由于郭潜叛变告密，廖承志在广东韶关乐昌县坪石镇被国民党军统逮捕，秘密押解到赣南马家坝集中营。他托人给仍在韶关的妻子经普椿送来一信:“我被关在江西监狱，死不足惜，但决不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百姓的事，请放心。”关押期间，廖承志受到非人折磨，得了肺病，面黄肌瘦，但他依然不向恶势力低头，并做好了随时牺牲赴死的准备。
　　1946年，中共根据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一再提出释放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也再三向蒋介石交涉，才迫使蒋介石把廖承志列入交换政治犯的名单。廖承志于1946年1月22日终于获释。廖承志回延安后担任新华社社长，适逢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他又告别了刚生产不久即将撤离延安的妻子，同新华社大队人马奔赴太行山区。
　　
　　两岸之间的“手足袍兄”
　　
　　建国后，廖承志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全国青联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此间，他给蒋经国写的那封文采斐然、语重心长的公开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晚年外交生涯中闪光的一笔。
　　1982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她感到文章中透露出一种“温情”信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促进两岸关系的打通。于是立即召开对台领导小组会议进行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以私人身份给蒋经国写封信，大家也认为老廖是写这封信的最佳人选。廖家与蒋家是世交自不必说，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过去只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罢了，而现在不一样了。如果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不仅可以展现大陆强大的政治力量，还能以同窗兄弟的口吻对蒋经国进行鼓励和劝慰，话说重了也不要紧，具有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此举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这样，一封温润感人的公开信便在1982年7月25日发往台北，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时将这封信传遍了全世界。
　　据说，蒋经国戴着老花镜看完廖信的电文后，表示“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能沉默，要公开表明坚硬的立场。考虑到自己的政治身份，不便亲自答复，于是搬出远在美国纽约休养的继母、国民党中常委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尽管表面上蒋经国对廖承志的信持抵制态度，但实际上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了。他曾派密使沈诚三度赶赴北京进行联络，得到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机会;特别是大陆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世界投资热潮，蒋经国不得不考虑台湾的利益，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国会”改造及加快台湾开放步伐等多项重大决策。蒋经国还下令在中央成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他觉得“中共还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廖承志的公开信似乎成了一道分水岭，由原来两岸的彼此对立，铁板一块，到打破坚冰，出现悄然的松动，甚至国共两党重新走向接近。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是大势所趋，综合因素的结果，但廖承志这位“袍兄”的信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两岸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日友好的“民间大使”
　　
　　廖承志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在日本生活、学习了16年;回国后又重回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并曾因参加革命活动3次被日本投入监狱。因此，他不仅谙熟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而且练就了一口地道的日本话，以致他后来在北京通过电台发表日语讲话时，日本民众都说其声音“和本国人说话一模一样”，这就使他在日本民间极具亲和力。另外，新中国刚诞生时，与美国、日本以及台湾还存在着对立，而廖家仅在香港就有400多个亲属，美国、日本也有不少朋友，廖承志就是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进行民间沟通，协调和改善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从事中日两国间的交流活动，他如鱼得水。他以“交朋友”的方式，作了真正的“民间大使”。
　　建国伊始，周恩来提出:“先在中日两国人民间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便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这年5月，作为会议中方负责人之一的廖承志，在北京接待了二战后来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廖承志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会议期间与他们频繁接触，用流利的日语同他们亲切交谈，称赞他们到中国来的勇气，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回忆他在日本时的趣事，描述当年到过的地方，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这批日本客人都成了廖承志的朋友。
　　这年12月，廖承志率团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他结识了日本参议员、外务省嘱托（顾问）西园寺公一，会议最后一天，西园参加了中国代表团的晚宴，并即席发表了希望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讲话。宴后他又到廖承志的房间，二人热情交谈，廖了解到他出身名门，热衷于日中友好事业;西园表达了前往中国访问的愿望，廖承志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很快安排他于当月来到中国。西园寺公一做的第一件事，是就抗日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以及滞留日本的中国人员归国问题的谈判。廖承志坦诚相见，使西园寺公一更加了解中国。西园后来成为亚太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的日方代表常驻北京，1958年起全家定居北京，他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呼吁奔走20多年。西园寺公一有事便找廖承志，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廖承志与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岐世民也是老朋友，二人情同手足。他们是世交，当年廖仲恺和宫岐的父亲宫岐民藏就是挚友。廖承志每次到日本，都要登门拜访宫岐世民，向他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宫岐世民从1953年起访问中国多达21次，每次到北京也都去拜访廖承志姐弟。有一次廖承志访问日本，在宫岐家中做客并题诗:“再遇蓬莱须满座，年迩七十石为奇。心交两代情长久，并肩百岁举红旗。”宫岐世民对大家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日本人的观点，他熟知日本的表里。”
　　1973年4月，廖承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发前，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他阐述了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的关系，向代表团交待一定要去看望为中日邦交尽过力的老朋友，要饮水不忘掘井人。
　　抵日后的第二天，田中角荣首相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廖承志将笔记本中夹着的几片绿叶呈给他，说:“这是从首相为庆祝中日邦交而赠送给中国人民的樱花树上摘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特意吩咐让我带来的。大山樱如今已在北京扎根落户，长势良好，为感谢首相的好意，请留作纪念吧！”田中郑重地接过叶片，连声道谢。第二天的日本各大报纸都采用了廖承志赠送首相樱花树叶的大幅照片。
　　1978年10月，再次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他特意交代外交部:此次访日，一定要带上廖承志这个“日本通”。出访前，廖承志就有关问题与日方驻华机构进行多轮谈判;到达后，日方给予了极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廖承志陪同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两国政府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签字仪式，多年的努力见到正式成果，廖承志不由地想起故去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想起自己与日本官方和民间交往的一幕幕，不禁感慨万千！廖承志奋笔手书了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创作的著名诗篇《雨中岚山》，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刻在一块椭圆形的大石头上。这块象征中日友谊的诗碑，至今仍矗立在日本京都的岚山公园里。
　　廖承志心脏一直不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时，周恩来曾劝他不必参加每次谈判，但他一知道消息，哪怕服过安眠药也要马上爬起，坚持谈判的全过程。
　　1980年5月廖承志的病情加重，经普椿陪他去美国作了心脏搭桥手术。廖承志的体重明显下降，但他很是乐观，有时一天会见七、八起日本、台湾、港澳等地的客人，深夜还在阅读报纸、签署文件。妻子和许多朋友都劝他注意休息，他都一笑了之。他以忘我的精神与病魔抗争了整整3年。
　　可是1983年的一天，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了由新华社发布的不幸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1983年6月10日5点22分于北京逝世，终年75岁……”噩耗传到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失声痛哭:“他还比我小一岁啊！”前首相铃木善幸沉痛地说:“廖承志先生与已故的周恩来先生，将永远铭记在我国国民的心中。两位先生不愧是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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