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微不至的关怀　无可奈何的追思] 无微不至的关怀

　　今年8月24日，是著名现代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殉难42周年。笔者曾在老舍先生的夫人、著名画家胡�青老人晚年时多次登门拜访，留下许多珍贵的访谈资料。这些资料记录了世纪伟人周恩来与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交往中的许多不曾被披露的往事。谨以此文作为对那段难忘岁月的追念……
　　
　　几度登门访胡老
　　
　　在我退休前的几年里，认识了许多文艺界名家和政界要人。其中老舍夫人胡�青便是其中的一位。至今我还收藏有她老人家生前亲笔写给我的书信三十余封。蒙老人晚年厚爱，把我当成她的忘年挚交。
　　
　　周恩来百岁诞辰前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叫做《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明信片，共10张。分别为开国元勋毛泽东（3张）、周恩来（3张）、刘少奇（2张）和朱德（2张）等生前的生活照片，并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印了说明。胡老不知在北京什么地方看到了，竟舍近求远，亲笔于1999年10月9日给我写信说，“我很想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四位领导中国解放的大恩人的照片。不知您（能否）找到一套寄来。我是多么想念这样像貌（原文如此，时胡老已95岁高龄）放在镜框内供起来。”
　　接到胡老的信，我当即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联系，从他们那里买了几套，收到后就寄给了胡老。一个多月后，胡老回信说，因为有病，忘了复信，还说她“手抖写不好字”。读了她的信，真让我感动。
　　就是因为有胡老的这份深情、这份厚爱，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每次赴京，总喜欢买上一束黄色康乃馨送到安定门外东河沿她的家中。而胡老对于我也总是有约必见。她老人家跟我谈得最多的就是周恩来对老舍先生的关爱和他们之间的交往。而且总是强调说，周恩来对舍予（老舍本名舒舍予，下同）和我们一家的关怀，“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
　　在胡�青老人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她曾一再对笔者强调说:“上苍为中国人塑造这么一个完美的人真是不容易，千载难逢一次”，还一再要我好好宣传这位人民的好总理，连我的书房也被老人取名叫“炫公室”，即宣传“周公”（恩来）的意思。
　　1997年，她不顾93岁的高龄，提笔撰书了赞美周恩来的六尺宣字幅寄给我，其内容是:“无儿无女无分文，为理为善为人民。聪颖机智操巨细，宇宙声誉是全人。”这一珍贵的书法作品至今还收藏在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2008年的1月8日，是伟人周恩来逝世32周年;5月20日，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著名画家胡�青逝世7周年。7月11日，是伟大的女革命家邓颖超逝世16周年;8月24日，是著名现代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殉难42周年。当这几位名人祭日先后到来、又一个个过去时，我再也按捺不住潮水一样的思念……
　　
　　
　　交往始于抗战初
　　
　　胡老告诉我，对于老舍先生的人生转折来说，1938年和1949年周总理两次有关老舍的举措是两大关键。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在南京沦陷后，把“战时首都”定在武汉，还专门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他中将军衔，给予上将待遇。1938年年初在武汉酝酿成立“抗敌文协”时，选谁当这个组织领导人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周恩来慧眼识才，要老舍出山。经他和冯玉祥将军（当时老舍在冯玉祥办的《抗到底》杂志上班）再三商量和要求，冯玉祥终于同意由老舍出来担任“抗敌文协”的总务部主任（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一抗战组织成立时没有设主席和副主席，由总务部主任负责一切），老舍也欣然从命，为筹备“文协”的成立东奔西走，把筹备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1938年3月27日，“抗敌文协”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成立仪式。那天早晨，老舍先生还不到五点钟就起身忙碌了。
　　周恩来在“抗敌文协”成立大会上作了即兴演讲。他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周恩来简洁的讲话，字字千钧，句句打动老舍和所有到会同胞的心。
　　胡老告诉我，就是在“抗敌文协”的筹备和后来的工作中，老舍逐步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也逐步了解了老舍。
　　1938年5月中旬，“抗敌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当然要邀请周恩来参加。由于老舍经过几次与周恩来的接触，对周恩来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不仅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还把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牢牢记在他的心上。在后来的《会务报告》上，老舍先生写道: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说，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够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我要失陪了，因为我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抗战初期，周恩来还巧妙地安排老舍先生去了一趟延安，并事先向延安发了电报，让百忙之中的毛泽东专门会见了老舍。这是周恩来对老舍的莫大信任，也是最大最高的奖赏。周恩来对于老舍后半生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胡老深情地回忆说，周恩来对于老舍的另一次影响是1949年6月，周恩来在北平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和平解放后的古都北平会合的大好形势，极其喜悦而又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请他快回来吧（当时老舍应邀在美国讲学）。”
　　根据周恩来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杨、丁玲、阳翰生、曹禺、田汉和冯雪峰等30多人联名写的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于当年10月辗转传递到远在纽约的老舍先生手中。老舍先生收到这封信后十分激动，他带着手术后尚未完全康复的病体，12月初就冲破重重困难，动身回国，回到了北京。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成立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周总理亲自出席参加，会上，老舍先生当选为北京市的文联主席。在这件事的背后，也明白无误地有着周总理的安排。
　　
　　在艺术上全力支持
　　
　　一个多月后的7月14日中午，周总理在西花厅家中宴请老舍。席间，周总理一再鼓励老舍多多为人民创作，多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出北京的新变化。当周总理听到老舍说他刚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接下去就想写一部以北京龙须沟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周总理听了很是高兴。老舍就告诉他，已经约好明天就去金鱼池、龙须沟实地采访、体验生活了。周总理更为兴奋，连声说:“对，对，你一定要去。我等着看你的新戏！”
　　胡老告诉我，老舍的《龙须沟》写成后，“人艺”方面却对这部戏有两大顾虑:一是“青艺”刚刚上演了《保尔・柯察金》，建国初演苏联的名戏是当时的时髦;二是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这时排演《龙须沟》怕脱离实际。这事反映到总理那里之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上述看法，认为《龙须沟》也很有现实意义，对巩固新的人民政权大有好处。
　　在总理的支持下，《龙须沟》上演了，很受观众的喜爱，一度风靡全国，为此，老舍先生还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总理又专门向毛主席推荐，成了毛主席进城后观看的第一出大型现代话剧。
　　访谈胡老时，她老人家告诉我，她三叉神经痛，右耳听力也有所下降，但说起周恩来与老舍先生的交往时，仍是十分健谈，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
　　老舍的话剧《茶馆》彩排时，不同的意见也纷至沓来，其中最主要的批评是说剧中“缺少正面形象”，全剧表现有“灰色感”，表达的是“怀旧感”等等。周总理看了之后，又一次站出来为《茶馆》撑腰说:“《茶馆》是一部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少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知道了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他的话给了老舍先生以极大的鼓舞。
　　总理看了《茶馆》彩排之后，还和导演、演员们一起座谈，当时老舍先生没有在场。周总理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让他写《茶馆》，他不会象老舍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应选‘五・四’，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抗战、解放战争这些重大历史时期”。他说完之后又怕别人在转述过程中不能完整地表达他的意见，所以又一再声明:“我这点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说不清楚。”
　　说到这里，胡老深情地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也永远找不到强迫命令，更找不到“我说了算”这样的字眼。和他相处，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是最多的。
　　
　　在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怀
　　
　　说起周恩来对老舍先生的关心，胡老既兴奋又激动，眼里一直充盈着泪花。
　　大约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总理和邓大姐宴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和她的助手。因为林大夫她们刚刚为邓大姐成功地做了一次手术。总理办公室给我们家打来电话，要老舍与夫人一起去作陪。
　　总理请客的地点没有放在北京有名气的饭店，而是放在西四南边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是个刚开张没有什么名气的新店。出发前，夫妻二人商量，带一件小礼品送给总理和邓大姐。席间，胡�青拿出了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给邓大姐，扇面上画有一朵大大的牡丹花，老舍还在扇子上题了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万人赏”。在座的主客们都对这把扇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轮流传看。总理和大姐也十分喜欢。事后没几天，胡老收到了由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们的一幅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好拿着那把团扇。她右手握住扇柄，左手轻抚着扇子的上端，且把团扇的正面对着镜头，总理也满面微笑着，画面十分清晰。显然，这是总理和大姐特意为这么一件小礼品而拍下的照片。
　　胡老说，类似上边的这种小聚会，还有好几次，都是总理和邓大姐请我们。当笔者询问胡老，有没有做东请过总理和大姐时，胡老笑着说:“也算有一次吧。”
　　那次是总理到我们家，和舍予谈话。没谈几句，舍予出来对我说:“�青，你到西屋去吧，总理要和我谈点事。”胡老想，以往他们谈话时，我故意回避，总理还让人把我叫过去，这回谈什么呢？竟然要保密？我就避到西屋去了。
　　谁知总理和老舍一谈就整整谈了四个小时，从下午两点一直谈到六点，而且总理还没有谈完要走的意思。很快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老舍抽身出来说:“总理要在我们家吃饭。”
　　胡老一听，急得满头是汗。上街去买菜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临时抓出两样菜:摊鸡蛋和一块蒸鱼。
　　周恩来出来一见，乐呵呵地对着胡�青说:“你和小超（即邓颖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菜。”可是，总理吃起来却吃得那么香。
　　对于总理那次谈话，老舍先生一直守口如瓶。胡老回忆说，从后来舍予的谈话中也漏出过一两句机密:即总理不主张舍予入党，认为他留在党外更能发挥他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胡老还向我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小事。那是在建国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参加会议的老舍先生却穿着羊皮筒子。精明细心的周恩来在会议休息期间问老舍先生:“天都这么热了，你怎么还要穿羊皮筒子来开会？”老舍先生就直言回答说:“我住的地方是老北京的四合院，房间里都是方砖铺地，夜间又冷又湿，我的腰部已经落下毛病，所以我还得穿羊皮筒子出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让秘书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要他们设法改进一下老舍先生的居住环境，最好是把他的室内铺上木地板。两天后，北京市委有关工作人员回电话给西花厅说，“老舍先生家不好铺地板。”于是，周恩来又亲自打电话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他们再派人去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两位同志到东城老舍先生家住的丹柿小院后，发现老舍先生住的是老北京的房子，如果去掉地面方砖，再挖开室内地面浇水泥，可能会危及房屋的安全，就同老舍先生商议，不挖掉已铺的方砖，而是在方砖上铺一层木板，以抵御地下寒气和潮气的上浸，终于使老舍先生的办公环境改善了。周恩来得知后，对这样的处理也很满意。
　　
　　“文革”时的无奈追思
　　
　　说到老舍先生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胡老依然很沉痛。
　　老舍出事的前两天，北京市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轻轻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又在家中问胡老:“今天是红卫兵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胡老回答他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哪知老舍瞪着两眼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真是牛鬼蛇神，不敢参加了？”
　　谁知，他一到那里，“造反派”们就宣布了他的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老舍在美国银行存有大批美金）。然后就是那个疯狂年代里流行的方法，让老舍“坐喷气式”、“请罪”。当老舍和“造反”的小将们发生冲突时，随即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毒打。老舍不能忍受自己的人格被侮辱，于1966年8月24日离家出走，带着满身伤痕和“痛苦屈辱”跳进了太平湖。
　　就在老舍自杀的那天上午，“造反派”们还到老舍家中向胡老要人，竟然爬到房间顶棚检查孔里去搜查，以为家里把他藏到天棚上去了。
　　人没藏在家中，又杳无音讯，胡老已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她忽然想起一次老舍生病后未告诉总理还遭到批评的事，就悄悄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周总理报告老舍失踪的消息。
　　25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胡老打来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在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就是在那么一个人妖颠倒的非常时期，周总理自己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却在老舍去世后，为老舍家人又做了许多事。
　　胡老回忆说，当时“进驻”我们家的“造反派”、红卫兵们都是虎势狼威。老舍出事后，她便处在极度悲痛和恐怖之中。这时，“进驻”我家的一批中学生却有人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千万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胡老深情地回忆说。那个学生还告诉胡老，你家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会有人来。说着就递给了胡老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
　　“当时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胡老说到这里，显得有点激动。她说，那批学生对她说，可以到银行提取老舍先生原来存在银行的8万元稿费以补贴家用。后来得知，这些全是周总理的安排:他说服一批青年学生，要保护好老舍的家人;他下令银行，准许老舍家人去提取已被“冻结”的存款……
　　胡老还无限深情地回忆起这么一件事。
　　在老舍出事约半年多之后的一天，我在锣鼓巷等车，突然见到王昆仑先生。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总理秘书去看过你吗？”
　　我茫然不知怎么回答。于是他告诉我，1966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总理见到了王昆仑，向他打听了老舍的死因。因为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唯一一位没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而8月23日“斗争”老舍先生时，他又是在场人。没过几天，总理就单独约见了王昆仑，向他详细了解事情的经过，并托王昆仑去看望一下胡�青，然后向他报告。王昆仑表示当时有难处，提议总理让周荣鑫去。所以，王昆仑才问我总理秘书有没有去我家看望的事。
　　总理在听了王昆仑的叙说后，还向他追问了许多许多细节。当总理听完了整个叙述后，十分痛楚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待呀？！”
　　胡老说，也就是在老舍先生出事之后的第五天，周总理亲自签发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短短几十个字却包含了一百多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以及有关的爱国民主人士。据说，自老舍先生投太平湖（该湖今已不存）起至八月末的短短五、六天时间内投该湖自尽的就达到了上百人。如果没有周恩来后来签发的那份文件，说不定投湖的人还有多少！
　　1975年，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在305医院住院，病房东边紧邻着北海公园，“文革”年间，公园已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关闭。这样，周恩来有时候便在身边人员陪同下到公园散散步。有一次，他们一行来到北海的仿膳饭庄，特意请仿膳（当时仿膳也是停业的）的工作人员做两道素淡的菜，周恩来边吃边品味边观赏。当他看到“仿膳”两字下边的题签“老舍”已被人挖掉时，就对身旁一位老服务员说:“你知道这字是谁写的吗？”说完，周总理没等服务员回答，就接着说，“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
　　总理发了话，尽管当时“文革”还未结束，仿膳饭庄还是在他们的店面牌匾上补上了“老舍”两字。直到现在，人们还依稀看出牌匾上修补的痕迹。
　　那年的8月24日，是老舍先生罹难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总理又一次在身边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总理停下了脚步，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几分钟过后，他突然转过身，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对方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看着总理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很不详细……”
　　“我知道。”周恩来语气坚定地说，“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然后，他就一边望着湖中的粼粼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叙说。
　　那北海湖畔的周恩来独白，是他对老朋友老舍先生无限深情的怀念，也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追思！同时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将事实真相传递给他人的一种曲折的方法。他既是要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个遗憾，也是要让人们记取这个惨痛的教训，更像是他在为老舍先生亲自致的一篇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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