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的幕后推手【重庆计划单列始末】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之后如何把改革引向城市和企业，成了深化改革的重点议题。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在错综复杂的行政和经济关系中，打破常规，确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选取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由此，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本刊推出这篇文章，将重庆计划单列的台前幕后细细道来，读者会从中更清楚了解中央对重庆的期望，以及重庆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1983年春节刚过，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把廖伯康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一项中央决定:由他出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此时中央已经批准，温江专区并入成都，成都市领导班子亟待加强。
　　1948年上半年，因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廖伯康奉中共中央上海局之命，从上海带一批党员和新青社社员回重庆，加强重庆地区工作，以后廖伯康就一直待在重庆。建国初任职共青团重庆市委，1962年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因为直接向中央反映四川极左造成的恶果而得罪了某些领导，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下放重庆某建筑公司当工人，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先任重庆市建工局副局长，后调任中科院成都分院副院长。
　　稍作思索，廖伯康对书记说:“对这个任命我没有思想准备，组织决定我服从，但希望有点时间让我了解成都市的干部情况，是否晚一个礼拜宣布决定？”后因为温江合并，又增加一周时间调研。
　　两周后廖伯康又来到杨汝岱办公室，对书记说:“现在可以宣布了。”但书记却说:你不去成都了，中央决定调你去重庆。
　　廖伯康愕然。
　　这除了消息来得突兀外，还有层原因，就是文革中对他的诬陷之辞尚未彻底肃清，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领导核心，他毫无思想准备。
　　书记说:“对你的任命实际上就是起到了清除影响的作用。”
　　“何时去？”廖伯康问。书记要他最好第二天就走。书记说:重庆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改革，薄一波同志带着20多位部长已经到了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同志年龄较大，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位熟悉重庆，并且有见解的同志协助他。经过大家推荐，中央也认为，你是最合适人选。
　　事后有人透露，他这次是中央主要领导点的将。薄一波到重庆后向中央反映，应当给班子增加点力量，中央很快答复:调廖伯康协助王谦。薄老于是给杨汝岱打电话，杨汝岱说中央已安排廖伯康去成都。薄老大声说道:“我代表中央到重庆，关于廖伯康的去留，由我直接跟中央谈。”听到这些情况，廖伯康豁然明了，知道当年仗义执言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现在的重庆需要他像当年那样实事求是，敢闯敢干。廖伯康感受到一种历史使命感。
　　此时是1983年仲春，重庆疏枝摇曳，春芽绽放。此前不久，主管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着20多位部长，四川省委的刘西尧、何郝炬带着20多位厅局长，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和市长于汉卿带着几十位各部门干部，大大小小二三百位官员，聚集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现改称渝州宾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会商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实施方案。一场在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探路，以发挥城市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为中心内容的重大改革，大幕正徐徐拉开。
　　北京在关注，全国，尤其各大中城市更在热切关注。
　　这时，廖伯康到了重庆。
　　
　　百回千转，终于找到那只巨大的推手
　　
　　重庆古称江洲。公元前316年，秦军灭掉巴国，由秦将张仪镇守江洲。为防备长江中游的楚军来犯，翌年张仪在长江和嘉陵江边筑起厚墙，将江洲围护起来。由此，开启了重庆“城”的历史，也初步奠定了重庆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最早的重庆城，在两江环护之中，居高临深，且有三峡屏障和舟楫之便，具有极高军事价值，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军事要塞。后来秦军由此发兵，浮舟万余，杀出三峡大败楚军，完成了统一大业。
　　漫漫2000多年，在历史浪花的推涌下，重庆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全，在长江上游乃至全国的地位和作用日见彰显。最具代表者，当数抗战时的陪都和建国初的西南首府，以及1950年代的中央直辖市，还有冷战时期的大三线基地。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重庆留下的斑斓华章。
　　
　　然而回溯历史，重庆却是先有“市”后才有“城”。考古发现，早在石器时期，重庆就有人居住。由于有两江汇聚，一线相通的自然交通优势，重庆很早就有商贸，并在物流中聚合起人气，逐渐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一度还是巴国首都，其辖治范围包括现在重庆市大部分地区，以及川南部分地区，辐射范围远达云贵高原。
　　也因为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优越，一个多世纪前，西方列强阴鸷的目光就盯上了重庆。1875年，一个叫立德乐的英国青年，在参与一起中缅外交事务中到了西南，事毕他没了工作，带着发财梦到处转悠，重庆的码头经济让他像发现新大陆般兴奋不已。他回国后通过各种关系游说政界和实业界，终于促使《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即俗称的《重庆通商条约》）在1890年出笼，重庆被强迫继上海、南京、武汉和宜昌之后开商埠，西方工业资本带着血腥踏上了长江上游这块经济高地，就是管理海关税收的“长江上游巡江司”，当时也由英国人当“一把手”。
　　《重庆通商条约》出笼次年，有3家“洋行”在重庆挂牌，其中1家就是立德乐的。这个曾因杀戮太平军将士“有功”而被清廷封为“游击”的原英国士兵，在川江再次展示了他的野蛮。他仗恃《条约》撑腰，在清廷官员和当地船工一片反对声中，开着火轮闯进川江。原生态的川江航业乃至原生态川江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第一次试航，火轮就浪沉了数只木船，死伤10多人。逝者亲属哀恸不已，他却拥着满钵金银狂笑不止。
　　近代经济史中的重庆，在血泪中蹒跚。
　　但无论何种外力的碾压，也不能阻拦自然经济地理的张力。近百年来，重庆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处于西南地区前列，就是在全国也首屈可指，建国初，重庆已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大城市。
　　遗憾的是，从1950年代后期起，重庆的发展速度不尽人意。到1980年代初，在全国15个重要城市中，重庆固定资产占第5位，工业总产值和职工人数占第7位，劳动生产率却倒数第一，1983年一二月份，重庆工业产值增长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财政收入更比上年下降。似乎重庆往日的生气和锐气，在历史的烟尘中慢慢消散了。
　　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此深深忧虑。老人少年时由重庆踏上革命征程，中年统率大军解放重庆并主政西南，对重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深切了解，也比常人深刻得多地了解全国政治和经济格局，多年来他一直对重庆十分关注。早在1954年重庆划归四川省时，他就特意叮嘱四川省最高领导李井泉“必须高度重视重庆”，要李井泉“每年应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重庆工作”。1980年7月他考察三峡，在朝天门码头，面对前去送行的四川省和重庆市领导，小平同志说:“这是我第三次在朝天门坐船了，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
　　老人第一次在朝天门乘船，是1919年秋，那时他刚满16岁，为寻求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良策，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弹指60年，真个是物是人非呀！
　　从老人的话中，省、市领导感受到压力，省委领导尤甚，因为重庆作为省辖市，省里的政策直接关乎其进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四川省委开始考虑重庆的发展问题。那年省委书记随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访东欧，这是中国政府决心走出传统困局之前的一次高层次“拓宽视野之旅”和“解放思想之旅”。第一站到南斯拉夫，他们就很有感触。
　　由于处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前卫地带，东欧各国最先感受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凉热，在中国文革后期，东欧各国就对二战后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进行了反思。中国政府领导访问时，他们的改革已进行到一定程度，重点是从上向下放权，让生产者尽量同生产资料结合，解放生产力。人民欢迎改革，南斯拉夫到处呈现勃勃生机。
　　省委书记感慨不已，归程中他向华国锋提出请求，让四川改革先行一步。他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给农民，特别是盆周山区的贫困农民自主决定生产的权力，焕发他们的生产热情，让农民尽快脱贫;二是赋予国企改革分配制度的权力，激发这些生产单位的活力，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提出能否将中央直属的军工企业下放地方管理，以便统一实施改革。
　　华国锋同意四川搞改革，但不同意军工企业下放，他强调了块块和条条的分野。
　　这次谈话让四川得到一个政策，而重庆却失掉一个机会，因为四川境内的军工企业大部分在重庆，而且重庆最主要的工业构成就是以军工为龙头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不久四川改革展开。一名外国记者无意中加速了这场变革的进程。这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对省委书记进行采访中，问书记:为什么农民自留地里的农作物很好，而集体地里的庄稼长不好呢？提问尖锐地指向生产组织形式中最本质的问题，即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不提倡私有的年代，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很高。书记没正面回答，但在他主持下，省委批准将农村自留地每人扩大1倍，当时这在全国是很大胆的举措。四川农业生产很快复苏，一度与安徽齐肩，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样板。
　　
　　工业方面，四川先在10多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以后又把范围扩大到100家，效果也还明显，增强了企业活力。但由于外部环境不配套，许多措施无法到位，何况改革没有触动属于条条管理的大型骨干企业，所以社会经济指标未见明显增长。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基本如旧。
　　但此一轮改革实践让四川省委发现一条线索，就是企业改革需要一定社会环境，换言之，就是企业改革需要城市改革与之配套。
　　但这又触及到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超越了一省的权力范围，四川省爱莫能助。所以，当听了小平同志关于重庆发展速度过慢的批评，早有同感的四川省委领导更加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以及自己肩负的责任。
　　不过他们也对前景抱有信心，因为他们已经听说，党中央、国务院已在关注城市问题。在农村改革全面展开并已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城市和工业战线的改革问题显得尤其突出，那时各行各业都试图将农村的承包制度移植到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一度“包字进厂”、“包字进店”、“包字进城”甚至“包字进机关”成为一股潮流，但无论怎样变来变去，“包”字进了工厂和城市就没了在农村时那样大的“法力”。一个最挠人的问题是，包了数量，质量必然下降，而当数量和质量同时都包时，又出现了拼设备的问题。中国改革在取得一个阶段性胜利后，面临一个新阶段的冲刺。
　　为了研究、解决改革开放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中央新建一个机构，叫中央财经委员会，由党内老资格经济专家陈云同志作主帅。陈云以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作风，派出7个小组到各地调研。其中一个组由刘明夫带队，到了四川。
　　刘明夫也是国内经济界“老资格”，文革前就是国家计委副主任，陈云同志老部下，复出后改行搞经济研究，担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
　　刘明夫文革中靠边站，已经多年没出来了，看了重庆他吓一跳。在他记忆中，重庆是实力很强的工业城市，中央在“大三线”投入1200多个亿，其中1/3在四川，四川的大头在重庆，全国80多万台军工设备，重庆就占了30多万台，重庆应有较高的产能。但现实中的重庆，城市建设破破烂烂，还有四五百万平方米抗战房（抗战期间临时盖的非永久性建筑），还在用北洋军阀时期的机器，财政收入一年不足10亿！除了向省里交6亿，因为省里要贴补少数民族地区和其它贫困山区，重庆手头剩不下多少钱，维持简单再生产尚且捉襟见肘，基本上不能搞技术改造，更别说扩大生产规模。
　　当然刘明夫也清楚，10亿元的年财政收入并不真实反映重庆产能，因为还有一批大中型国企的产值未能计算进来。这些企业属于条条（中央和省），它们的固定资产占了重庆工业的“半壁河山”，它们生存于重庆社会，但游离于重庆体制之外。
　　刘明夫感叹不已。他说，国际上都知道重庆是大工业城市，哪知道在体制内重庆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地区，本质上与万县地区、涪陵地区没有区别。
　　
　　回到成都，在向四川省委汇报调查情况时，刘明夫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感受，提出了“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的概念。他认为，城市是企业和商贸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生产力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城市有几个特殊功能，即经济的集散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功能和服务功能，一个城市必定是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肇始于元朝的省制行政管理，注重了政治和军事的作用，忽略并抑止了城市功能发挥，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他主张对现行城市体制进行改革，让城市突破行政区划，统一管理和协调企业，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由城市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省委领导非常赞同刘明夫观点。刘明夫的理性归纳，让省委领导更清楚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极力支持刘明夫向中央汇报，同时打算先在四川按这个思路进行改革。省委主要领导说，把省里有的经济权力都给重庆，让重庆尽快发展起来。但在讨论方案时遇到阻力，多数省级部门希望维持现状，因为重庆也有他们管的企业，他们也舍不得拿出来。讨论会正进行中，有人借口上厕所，出来就拨北京长途，向他们行业领导“告状”:“四川想把企业放给重庆，你们赶快想办法。”
　　好在一位省委领导不久调到国务院任职，刘明夫的观点被他带进北京高层。于是刘明夫同四川省委领导的那次谈话有了全国意义。
　　几年后，“中心城市”这个概念出现在我国“六五”计划中。国务院关于“六五”计划的报告强调:“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
　　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更明确要求:“以城市为中心，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织各种经济活动。”
　　百回千转，中国终于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找到一只重要推手。
　　
　　两位学者在历史接点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总结先前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变革，步步推进的，无前例可沿，初始阶段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对新事物的认知和经验总结尤显重要，改革中理论界异常活跃。
　　“六五”计划公布前，四川省在100家企业推行的扩大自主权改革，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准备效仿。“六五”计划公布后，为了探索城市改革路子，深化企业改革，国家体改委安排沙市、常州进行城市改革试点。这两个城市轻纺企业较多，厂子规模不大，既使改革失败，对国民经济也影响不大。
　　这时，中央领导收到四川大学一位教师的来信，信中说，我国国有小企业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小，对国民经济影响大，不宜扩大自主权。这封信对大企业扩权改革前景提出质疑。
　　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其成员都是经济学家，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担任总干事。中央领导将那位教师的信转到中心，请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信中观点，他们认为，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更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大，更应当扩大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但对怎么进一步改，最后没有定论。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两位学者决定到首钢搞调研。
　　两位学者的一生，都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其中蒋一苇是川东地下党老同志，曾同陈然一块办《挺进报》，文革后担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另一位学者叫林凌，也是老地下党，不过活动范围在北京，斯时在四川省社科院当副院长，活跃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第一线。一次偶然机会，他们碰在一起，并由于性情相投成为学术伙伴。
　　他们有个共识，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无法从上到下做好规划再搞，只能自下而上地冲，他们称为“撞击反射”。基于这个思路，他们对一线企业十分关注。
　　他们选择到首钢调研，缘于三个因素，第一，首钢是当时国家确定的8个试点企业之一;第二，首钢本身对改革有强烈要求;第三，林凌解放初参加了对首钢的接管，并在那里当过工会主席，熟悉那里情况，还有老战友在首钢。这最后一个条件很重要，因为他们到首钢的调研工作纯属学术行为，没有政府背景，而他们的工作又离不开首钢的支持。
　　首钢欢迎他们。在愉快合作的40天里，一个叫“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方案逐步成形。这个方案的基本点是，以承认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为前提，承认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单位的相对独立性，在企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后允许其自主进行商品生产，并在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上缴任务后，允许其将余下的利润自主用于技术改造和分配。这个在现在看来有很大局限性的方案，当时相当前卫，它在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上较之以前进了很大一步。
　　当方案快要划上句号时，两位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方案将会遭遇阻力，因为方案中提出的部分扩大企业经营权利和分配权利的问题，肯定会引发企业主管部门不满，而且实施这个方案还需要一定社会环境，首钢所在的北京市当时却不具备。于是，在林凌极力倡议下，蒋、林将他们于1982年4月14日写成的调研报告通过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越过首钢主管部门和北京市，直接呈送国务院主要领导。在报告中，他们除了详细介绍方案外，附带提出:“我们认为选择一个像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很有必要。常州、沙市情况比较简单，重庆比较复杂，但正因为复杂，才能通过试点，探索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途径，例如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如何纳入统一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经济中心等等，都只能在重庆这样的城市进行试点。”
　　马洪支持蒋、林的建议，在转呈蒋、林报告时，马洪附了一封信，其中提出:“关于重庆是否也同沙市、常州一样，作为综合试点城市，也请考虑。”
　　重庆，就这样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视线。
　　4天后，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在重庆搞综合试点，原则同意。请体改委议一下。”再过一周，主管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作了重要批示。
　　蒋、林非常高兴，两人一商量，立即南下重庆，拟作进一步调研。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和市长于汉卿听到消息也很高兴，赓即抽调人力，配合蒋、林工作。调研人员兵分三路:蒋一苇守北京，随时了解高层信息;一拨人赶赴沙市、常州，摸摸试点情况;林凌则留在重庆准备材料。
　　
　　林凌在重庆会仙楼宾馆待了1个多月，去时天气尚好还能穿衬衫，结束时已是初秋，调研工作前后7个月，高潮期正是重庆骄阳似火的夏季。当时宾馆没配空调，电扇吹着热烘烘的风，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着改革的大文章。
　　林凌起草的调研报告，首次使用了“中心城市”这个概念。意指大城市又是众多周边小城市的中心，大城市带动小城市，小城市带动周边地区，从而形成一大片经济区域。重庆是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这是在3000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对为什么选择重庆进行综合试点，调研报告强调了5条理由:第一，突出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认为搞好重庆市的改革，既可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性经验，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第二，突出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广泛的城市之一，有很好的基础条件;第三，强调了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重庆的关怀和希望;第四，强调重庆是全国唯一不是省会的特大城市，容易在经济上同省里分开;第五，提出了“点”内“试”的原则。就是在操作时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在试验成功之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这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建议。
　　通过特殊渠道，调研报告在第一时间送达国务院主要领导和薄一波手中，供决策参考。重庆市委也有一份复印件。
　　不久，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这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全国党代会。大会彻底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中国改革开放，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地铿锵迈步。
　　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创新局面”热潮推动下，重庆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其中许多内容来自蒋一苇和林凌的调研报告。这时的方案还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一厢情愿”，最终需要中央、国务院拍扳。但报告的抬头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并转报党中央、国务院”，这是组织原则。
　　四川省委省政府对重庆市委市府报告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头前1月，刘西尧同志已代表省委带人到重庆，同先期到达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一道，与市委市政府进行了沟通，中央、省、市之间已有共识，核心内容有3条:国家对重庆计划单列，赋予重庆省一级经济权力，在重庆的所有企业下放重庆。要达到的目标是:改革城乡分割、条块分割、领导多头的管理体制，实行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城乡结合、条块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那时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等各方面指标均由国家控制，因此计划单列这一条，在重庆改革中具有突破性意义。
　　尽管事先已经沟通，四川省委还是很慎重，1983年1月6日下午至7日上午，省委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重庆市委市政府方案。参加扩大会的有省委新老常委，省政府新老正副省长，以及有关部、委、厅、局的负责同志。
　　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会上回忆了一件往事。那是1965年毛泽东将他和江渭清叫到一块，在谈到管理企业的问题时，江渭清建议省不管企业，统统由市管。毛泽东说好，然后问谭启龙的态度。谭启龙说除保留几个大企业外都可以下放。毛泽东批评道:“你思想不解放。”
　　谭启龙在省委扩大会上感叹:“3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是不行的，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省长鲁大东强调了解决军工企业出路的重要性，他说:“试点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贯彻了军民结合（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试点会搞得更好。”
　　3天后，即1983年1月10日，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向中央、国务院呈送报告，建议中央、国务院尽快批准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
　　林凌起草的重庆调研报告是1982年11月送出的，之后，蒋一苇和林凌就一直忐忐忑忑地盼望结果。其间他们多次同安志文等国家体改委负责同志接触，侧面打听消息，顺带对报告中的观点和思路作些解释。
　　1983年2月8日，也即是四川的报告送出去20来天，十二大胜利闭幕刚刚5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3）7号”文件，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在这份标明“秘密”，发至省军级的文件中，中共中央指出:“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决策。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听到消息，蒋、林狂喜。
　　
　　潘家坪会商
　　
　　潘家坪招待所地处重庆近郊，是重庆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在一般市民眼里，这里总透着几分庄重和神秘，因为它与许多大事有关。
　　在中共中央7号文件发出半月后，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薄一波到了重庆，住进潘家坪招待所一号平房。此时春节刚过，招待所大门还挂着“欢度春节”的大红灯笼。
　　此前10天，即7号文件下达4天后，他在北京把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等28个部、委的负责人叫来，把文件同大家见了面，初步作了动员。他要求各部门对重庆试点工作积极支持，并希望春节后就派得力干部去重庆，参与各项改革的试点。
　　
　　结果，各部门来的都是部长（主任）或副部长（副主任），其中包括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当时是财政部长的王丙乾。
　　潘家坪招待所一下住进中央、四川省及重庆市三级，总共二三百名官员。自从划归四川省，重庆很少办过这样高规格、大规模而且直接决定重庆命运的会了。
　　也难怪，按照中央批准的试点方案，重庆的经济管理权限和义务将从四川省剥离，这就好比孩子要从大家庭分开单过，牵涉许多权力、责任和利益的调整，千丝万缕，细致而复杂，更何况这期间的每项决议，日后都可能是全国改革的某方面蓝本，举足轻重呀。
　　因此，每位官员都不免有些惴惴然，当然这还因之于各自都有个“小九九”。
　　3月12日、13日，接连两天，薄一波发表重要讲话。在“军事、民用工业生产座谈会”上，他口占唐朝诗人李益诗:“十年离乱后，久别又重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在座的都才从梦魇般的10年文革走过来，听到这里，大家意味深长地笑了，会场气氛有了几分温情。毕竟进行计划单列试点只是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是全国大棋盘中一枚棋子，无论怎样改，都是“为我中华之崛起”，大家还是同在一个屋檐下。
　　当然这将走出的是事关大局的重要一步棋，因此3月12日在一号平房会议室，面对所有参加研究实施方案的三方官员，薄一波讲道:“全国正以上海为中心，搞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规划，两省一市合起来搞，既不是以条条为主，也不是以块块为主，而是以发展经济为主。山西搞煤炭和重工业基地。重庆搞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大家的思维，又被他巧妙地拉到了全国的战略高度。
　　对四川和重庆，薄老特别叮嘱:“目标要把西南搞活，这是中央给你们的任务，不要在小圈子里打主意，要有点气魄……省委要放开眼光，尽一切努力给重庆经济区创造条件。”
　　末了薄老强调:“市委班子要加强，要提年青的，要把文革中被打下去的优秀的同志提起来。”也许他话中有话，因为几乎与此同时，他同中央主要领导商定了调廖伯康到重庆工作。
　　廖伯康赶到重庆市时，薄老已经离去，全国的改革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他主持。
　　廖伯康也没赶上看到潘家坪招待所那些热闹场面。那一个多月里，部长们、厅长们和重庆的局长们按行业对口分头协商，一个行业一个会议室，场面真的很壮观。20多个行业，直接参加谈的100多人，在那么多会议室同时铺开，有的人还带来了算盘（那时计算器还不普及），门缝中飘出的或高或低人声，以及或疾或缓的拨动算盘珠子声，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大战将临的冲动。20多年后，许多人忆起那段时光都感叹不已。
　　对口协商谈得最艰难的是财政、交通和城建，3家行业都牵涉大笔资金，需要确定分成比例。在财政分成问题上，国务院主要领导都曾过问过。
　　那时四川省每年上交中央财政5个亿，按贡献大小排在全国第9位。但每年重庆上交四川的却有6个亿。在确定今后的盘子时，既要考虑到四川的具体情况，也要兼顾重庆今后的发展，还不能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影响。经过反复协商，最后确定，财政上1983年实行“定额上交，增收分成”，分成比例为:国家50%，省12.5%，重庆37.5%，重庆那0.5是财政部长王丙乾让的，他知道重庆搞试点需要资金;1984年起采取划分税种的办法，划分中央、省、市的财政收入，实行新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
　　交通主要是省、市间的养路费和养河费分成。那时重庆每年养路费收入接近1个亿，全部交省，收支两条线，但省里下拨的钱很少，有一年仅20来万元，只够养路工人头费。重庆提出二八开，自留80%，省里要五五开。重庆同志把交通部领导带到菜元坝看路，这条路建于1950年代，多年未改造，已经坑坑洼洼，交通部同志一看，显然与铁路枢纽站不相匹配，转过来就帮重庆说话，提出三七开，省里不干，最后定为四六开，重庆留60%。
　　城市建设维护费，省里原想全部拿走，也是北京的同志帮助做了工作才确定的比例。
　　经过协商，20多个行业都落实了试点方案，除电力、邮政、电信及铁路、民航外，中央和省在重庆的企业原则上就地下放。军工由于情况特殊，决定成立西南兵工局，仍由中央管理，但明确在重庆统一协调下，探索军民结合的新路子。
　　所有协商结果，最后都形成文件，包括一些国家综合部门也专门发了文件，“摞起来接近半人高”，一位当年的参与者回忆说。
　　如何把这半人高的文件变成重庆的未来，还有许多路要走，而且一定不会太平顺，廖伯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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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省级行政区划的由来
　　“省”是我国地方一级行政区域，它沿自古代。
　　早先，“省”不是区划名称，而是中央机构的官署名，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元代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并为了“镇抚”地方，将部分中书省大员派下去，临时设置若干“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实质上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以后因为战事不断，行省就长期存在下来，至公元1276年灭掉南宋以后，行省成了最高的地方行政区划名称，“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等，无不领之”。元成宗大德以后（公元1297年），行中书省的辖区稳定下来，全国除西藏归宣政院管、首都附近地区属中书省管外，其它地区分成了10个行中书省，分别是：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浙江、江西、湖广。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省制。
　　明朝从公元1376年（洪武九年）起，虽然不再称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而且不管军务，只管民政，但职能未作大变，人们习惯上仍称布政使司为“行省”，简称“省”。
　　清朝沿袭明代制度，全国内地共分18省，至光绪年间又陆续在边地设置新疆、台湾、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5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一级行政区时有拆并，现全国共有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有学者认为，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现行省制有3大明显缺陷。
　　一是行政辖区的划分割裂了经济区域。元代统治者吸取汉唐以来地方割据势力据险对抗中央政权的教训，突破按山川地形划分政区的传统原则，从军事目的出发重新设计行政区，建立起“行省”制。也就是说，元代的省，其实质是行政性的军区。
　　现行省制的另一大缺陷是省的数量偏少，各省行政幅度相差悬殊，有的省辖地太大，有的省人口太多。比如山东省，目前人口超过1亿，比多数西方国家还大。
　　现行省制的第三大缺陷是对特大城市的特殊地位重视不够。省以下按不同点状政区和面状政区再划分为地区、县市、乡镇，从而形成一定的层次结构。市作为一种行政单位，最初在中国隶属于县，以后才逐步变成与县同格或高于县，在这里，城市作为工商业兴起的产物，其在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显然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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