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建市与首任市长潘文华|重庆市长

　　从商埠督办到市长 　　 　　1891年（光绪十七年）重庆开埠之后，英、日、美、法各国纷纷来重庆设领事馆，开设公司、洋行，办教堂、学校。这就促使重庆的民族资本开始萌芽和发展，使一些民族工业和商业相继开办起来，与外资进行竞争。如1891年开办的第一家森昌泰火柴公司，1900年的涂山煤矿，1906年的鹿蒿玻璃厂，1909年的川江轮船公司等。1904年还成立了重庆总商会，重庆已实际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工商城市。
　　但由于受到旧体制的制约，还不能改府为市。到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巴县），原府台衙门由总商会买来办公，并在附近开辟商业场，使下半城成为当时最繁盛的商业中心。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重庆工商界和地方绅耆，都有设市的迫切要求。但又由于当时正是四川军阀防区割据时期，连年内战，你争我夺，几无宁日，对城市只顾搜刮，遑论建设。直到1926年6月，刘湘又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回驻重庆，把重庆作为他的根据地，局势才相对稳定下来，这时设市的时机和条件才告成熟，刘湘乃于1926年6月，决定改市政公所，恢复成立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以素有革新重庆之议的川军33师师长潘文华为督办，负责设市及进行建设的筹备工作。
　　潘文华于1926年7月受命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之后，即开始物色人才，建立机构，召开会议，抓紧对重庆基本情况进行详细研究和全面规划，积极开展重庆设市有关各项准备工作，这是重庆建市准备工作的真正开始。
　　1927年上半年，督办公署成立了重庆新市区管理局(后改为迁坟事务所)，潘文华委派旅长郭勋祺为局长，并布告市民，正式开辟新市区。同时，创办《重庆商埠月刊》，潘文华在创刊词中说，“数月以来，对各项建设要政……无不殚精竭虑，积极进行，以副市民之期望，至于经费，几经筹划经营，月可收入3万余元(银元)……”
　　1927年11月1日，潘文华呈准二十一军军部，将督办公署改组为市政厅，下设财政、公安、工务、民生等局。潘文华任市长，指定重庆上下游南北岸30华里为市区，但无明确边界。潘文华市长开始拟订《重庆特别市暂行条例》30条，报国民政府申请以重庆为特别市（按当时市制，有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因当时重庆人口只有30万左右，与特别市条例不符，未获批准。
　　潘文华又召集各局处和市参议会开联席会议，推派代表李西庸、宋绍曾赴国府请愿以重庆为特别市。旋奉国府文官处公函云：“所请确定重庆为特别市一案，已交内政部拟议，俟四川省政府成立后，再行核办。”
　　根据1928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市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国民政府决定按照《市组织法》批准建立重庆市。因此，1929年2月15日，重庆市政厅改组为重庆市政府(省辖市)，重庆正式建市，以潘文华为第一任市长，下设秘书处、财政局、工务局、公安局、社会局、教育局、土地局、团务局、市金库，设官分职与特别市相同。其范围除巴县城区（即今渝中区老城区部分外，还包括江北县城附近（即今江北区嘉陵江出口处一带），并由江北办事处改为江北市政管理处。因南岸居民渐多，又增设南岸市政管理处。是年，重庆市人口共计232993人，45038户（南北两岸人口未计在内），从而开启了现代重庆地跨两江，鼎足三分的先河。
　　刚任市长的潘文华认为：“以重庆市区30余万人口，仅以高低斜曲之十三四平方公里面积容之，其拥挤情事，自难避免，若非另图新区，均无法解决此困难问题也。”
　　这时重庆的市政建设方面，的确问题很多，困难重重。两千多年的重庆古城，虽然在1891年根据中英烟台续约辟为商埠，但长期受半封建、半殖民地掠夺的影响，以及近十多年军阀内战的破坏，一切都显得保守落后，仍是一个老样不变的旧城市。
　　当时的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是川、滇、黔门户，是这几省土特产品集散码头，是外省外国货物进入西南腹地的总口子和转销站，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人口众多。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重庆被定为对外通商口岸，工商业务更趋活跃。但市区狭窄，房屋年久破烂，街区凌乱，市容不整，实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这座古城又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过江无桥，无轮渡，用木船过渡，水路虽有舟船之便，但陆路交通相当崎岖，只有一条老大路，出通远门经兴隆街、盐锅骑石（枇杷山）、两路口、鹅项颈，上佛图关，走石桥铺、白市驿，到璧山接东大路。其余七星岗、观音岩、枇杷山到两路口一带都是棺山坡，为重庆历来埋死人的地方。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重庆城，前面有水拦住，后面有山挡住，是个没有发展前途的城市。所以30万居民，长期住在城墙圈内的旧城区，生活条件很差，市政设施，听其自然，尽管开埠已近40年，重庆城区并未向外发展一步。全城街道狭窄，房屋矮小，30多万市民没有自来水，长期靠人工挑水吃。同时没有民用电话，没有马路，没有公园。交通工具，城内坐轿子，城外坐滑竿，骑溜遛马。照明，只有一个小型民办烛川电灯公司，只能供微弱电灯1000多盏，其余全点煤油灯。卫生太差，行人在荒坡僻地随地便溺，大小两河码头未修，水上交通混乱……所有这些情况，真是千头万绪，任务艰巨，问题严峻，确实存在一个“难”的问题。
　　潘文华市长带领有关专业人员，在充分调查研究之后，结合具体实际，根据既定规划，把筹备建市和市政建设工作同步进行，积极为重庆的市政建设开创新的局面。
　　自1926年下半年起，潘文华就具体开始规划。他先从交通着手，再及水、电设施，修建中央公园，兴修码头设备，开拓街道马路，改进电话、消防等重要项目。并从1927年起，次第动工，雷厉风行，取得良好实效。
　　
　　开辟新市区
　　
　　开辟新市区是潘文华最注意的重点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是重庆的创举，它的完成，将使这座古城面貌发生空前未有的变化。所谓新市区，是与当时城墙之内的旧城区相对而言的，因新市区全是在城墙之外的荒坡坟地上开辟出来的。
　　新市区的面积约8平方公里，比旧城区要大一倍，当时新市区计划开辟中区、南区、北区三条马路干道。第一条是中区干道(即今天的中山一、二、三、四路)，从城外通远门、经观音岩、两路口、上清寺到曾家岩；第二条是南区干道，从南纪门，沿长江经燕喜洞至菜园坝；第三条是北区干道，从临江门沿嘉陵江经黄花园、大溪沟至上清寺。
　　当时订规划的时候，曾有人说“城墙从来只能修，那么高厚怎么拆呢？通远门外一带成千上万的乱坟堡，向哪儿迁呢？沿途都是山岩坡坎，马路怎么修呢？”潘文华说：“城墙再厚也要拆，坟墓再多也要迁，马路再难也要修。”这样才把规划定下来，这个规划符合重庆山城的实际，效果良好。
　　从1927年下半年动工到1929年底，中区和南区两干道完成，当时，开发重点摆在中区干道，沿马路两边隙地，租给群众修建房屋作商店住宅。并在上清寺侧修建陶园（又名�园），在罗家湾侧修建适中花园，供人游览，特别是在掘挖乱坟荒坡时，遭到部分市民激烈反对，但潘文华并不气馁，一直坚持到底。他个人还带头在乱坟荒坡购置大量地皮，以期能带动这片荒废之地的繁荣，果然，后来地价大涨，他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增加。
　　从此以后，新市区逐步形成街道，开始繁荣起来，为重庆市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新市区的中区、南区两条马路干道完成以后，潘文华决定在旧城内开辟两条马路干道，分别与城外干道接通，以整顿市容，增进繁荣。
　　此后不久，中区干道房屋增多，街道形成。许多商店相继开设起来，如当时通远门外的金山饭店、嘉尔登茶园，黄家垭口的西笑豆浆店，观音岩的三飞车行等，使人大开眼界，城里相约出城游马路的人越来越多，重庆新市区就这样逐步繁盛起来。
　　与此同时，由第二十一军一师师长兼渝简马路总办唐式遵，负责由大溪沟经小龙坎、山洞、歌乐山、青木关到璧山的马路，已基本修建完工，接通了成渝公路，这样使川西平原和川中盆地几十个县的农副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由公路大量运到重庆。
　　随着新市区的开辟和成渝公路的修通，不但对外改变了重庆2000多年陆路交通的困难面貌，而且城内也改变了上下半城的商业结构，使历来居重庆商业中心的下半城，开始逐步把繁荣地位让给上半城，到抗战时期，这个中心的转移就完全实现了。
　　在新市区马路完工之后，从1930年起就动工兴修城内马路干道。当时决定在上下半城各辟一条马路干道与新市区马路干道连接。让上半城自七星岗经劝工局街(后来的民生路)、杂粮市、关庙街、都邮街、会仙桥、小梁子、小什字到过街楼为上半城马路干道，与新市区的中区干道连接。下半城自南纪门经镇守使街、段牌坊、新丰街、道门口、陕西街到过街楼为下半城马路干道，与新市区的南区干道连接。
　　这样使旧城区和新市区的马路连成一片，交通便利，市民称赞，认为这是重庆空前未有的创举。说明开辟新市区和兴修马路的规划和布局，是符合这个山城的特点的，虽然北区干路没有完成，但格局定下来，到抗日战争开始后，还是完全实现了。为此，市民们都称赞这是潘文华市长在重庆设市初期的一项重要贡献。
　　
　　创办重庆自来水厂
　　
　　重庆自1891年辟为商埠到设市时已近40年，竟然还没有自来水，当时全城市民的生活用水都靠用人力挑运江水供应，部分居民还自己下河挑水吃，坡陡路远，十分困难，如遇火灾，更苦无水施救。在历史上重庆曾遭几次大火，均损失惨重。当时大小两河每天靠挑水为生的人在两万左右，且水质浑浊，既不清洁卫生，有时水价又高，因此市民对用水一事，伤透脑筋，开办自来水早就成为市民的迫切愿望。潘文华深知自来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决心在开辟新市区工程的同时，即着手创办自来水厂。
　　根据《重庆一览》载称：重庆自来水之兴办，是在1927年开始，由当时的重庆商埠督办潘文华召集全城绅商集资筹办的。初为官督商办性质，预算股本金额银元60万元，因工程艰巨，大大超出预算，到1928年增为180万元，在市房产和税收中募集股金。
　　工程由华西兴业公司承包，机器设备向德国西门子洋行订购。并选定打枪坝为制水区，大溪沟观音梁为起水区。1929年2月，潘文华在观音梁举行开工典礼，1931年2月28日各项管道、机器、厂房、安装设备次第完成，开始由起水区向制水区输水，初步设10个水站开始供水。
　　1932年，潘文华撤销筹备处，正式成立重庆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仍由市府派员监督。旋因公司管理不善，起水区机器发生故障，1933年改由市府接管整顿，再集资改善设备，于1934年2月才开始正常供水。从此业务好转，售水站增为20个，供水区遍及上下半城和新市区，月供水量约15万吨。
　　这样，市民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问题基本解决。但重庆市贫苦大众，靠挑水为生的几及2万人，自来水公司成立，无异端了他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收入，乃群起反对，集众向市政府请愿。开初，市长潘文华派秘书长石体元出来向群众解说，但部分市民仍寻衅闹事，后不得已采取高压手段，由市政府警卫队逮捕了十多人，并打伤了二三十人，一些仍不理解的挑水工改赴二十一军军部请愿。后来，市长潘文华只好决定：自来水公司除在机关、工厂设立专管供应处外，市民用水在全市设立十多个放水站，由挑水工人在放水站自由挑售，离河岸较近地区，不设放水站，仍照旧习办理，才解决了这场挑水工风波。
　　1935年该公司改组为官商合办的重庆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官股20%、商股约80%。当时重庆知名人士赵资生、温少鹤、胡子昂等，都先后任过公司经理，而公司董事长一职则从公司改组起到1949年重庆解放止，都一直由潘文华之二弟潘昌猷担任。潘昌猷时任重庆商会主席，重庆银行董事长，约占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额60%。
　　
　　扩大和新建重庆电力厂
　　
　　据《重庆开埠史》及有关资料记载，重庆城的照明情况，在1891年开埠之前历来用的是植物油灯（菜油、桐油）。开埠之后，外国煤油（当时称洋油）源源不断运入四川，就逐步改用洋油灯。
　　1907年重庆绅商刘泽膏、赵资生、李觐枫等，为抵制洋油，发展地方实业，发起集股创办“重庆烛川电灯公司”，集资30万元，向英商安利洋行订购全部机器，选定在太平门仁和湾建厂，并向商部呈准立案，取得30年专利权，成为重庆民办公用电力事业之始。
　　但这家公司最初只有100�直流发电机一部，仅能安电灯300盏，供附近居民和大商店之用，后增购400�直流发电机一部，可安装16支光的电灯16000盏，把线路延伸到上半城一带大街道使用。惟因当时设备简陋，管理不善，到1929年又遇火灾，烧坏部分机器，以致电力不足，光度微弱，且每天只能供电四五小时。居民意见很大，要求改善设备，扩大供电范围。
　　潘文华任市长之初，因开辟新市区，兴修马路干道，对整顿电灯暂未进行。到1932年9月，他即饬令由市府接管烛川电灯公司，另建新厂。并成立重庆电力厂筹备处，他亲自召集绅商会议，集资申洋200万元，预计购三相式交流特备发电机3台，容量为3000启罗华特，把江北、南岸两区用电包括在内（当时南岸铜元局、海棠溪、龙门浩、弹子石等渡口及江北溉澜溪、江北城、刘家台、相国寺等地区都划归市管）。
　　预算全部机器设备开办费用为申洋200万元，很快募股满额。全部建厂工程由华西兴业公司承包，潘文华派工务局留学美国学电业的傅友周负责监督。选定大溪沟古家石堡为新厂厂址（现大溪沟发电厂）。于1933年4月正式开工，到1934年9月底全部完工，10月1日即开始向全城区供电（包括新市区）。12月江北过河高压线架设完毕，亦开始向江北供电。惟南岸因架设长江过河线工程较大，留待以后架好再行供电。
　　1935年2月电力厂筹备处结束，正式成立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电厂的经营管理，潘文华二弟潘昌猷为电力公司常务董事。这时，供电量为每月路灯1035盏，居民供电8万盏，比原来供电量大10倍左右。从此重庆照明得到改善，并为后来抗战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另外，潘文华还以二十一军武器增补的需要，在重庆市建立较大的兵器修械所和冶铁工业，这又为重庆市的钢铁工业和兵器工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建成中央公园
　　
　　重庆设市之前没有公园，在1921年杨森任重庆商埠督办时，曾拟在后伺坡修建公园，尚未动工，川军内战又起，杨森撤走，继由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侯进驻重庆，改督办公署为市政公所，又以修建公园为名，发行市政建设奖券。
　　潘文华于1926年下半年担任商埠督办时，为了改善市民文化休闲生活，决定动用市政经费在城内修建一座公园，并于1927年10月动工，选定后伺坡一带荒丘僻地为园址，全园面积约1万多平方市尺。因地制宜，精心布局，到1929年8月竣工，正式定名为“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随即对市民开放。
　　《巴县志》曾对当时的这个公园进行描述说：“杂莳花木，兼畜鸟兽，以供游人赏眺，焕然一新。东北隅筑‘金碧山堂’，一曰‘葛岭’，左有亭，曰‘小灵湫’，过此西行，有洞二，门垒假山，颜曰‘巴岩延秀’。南有‘中山亭’，其西南隅，建‘江天烟雨阁’和‘涨秋山馆’；大门进口有喷水池、‘悠然亭’，并有中山像、阅览室、网球场、儿童游戏场、草坪等，有园林之风焉。”
　　这一描述，说明这个小小公园的布局，还是匠心独运。虽规模不大，但有此创举，仍令人耳目一新。
　　公园开放后，游人甚多，尤其在网球场看打网球的人多，主要是打网球的都是驻军高级人员，如师长范绍增，旅长郭勋祺等，都爱好体育打网球，市长潘文华也偶尔前去打网球。他们出门坐的拱杆轿子，4个大班抬轿，几个弁兵警卫，在街上走得飞快，行人侧目，所以到公园打球时，惹人观看。
　　公园开放时，入园收费铜钱100文，当时银元每元换铜钱20千文。因公园地处上下半城之间，上面大梁子，下面商业场，是行人必经之路。过路行人并不游园，也要收费，成了额外负担，深感不便，颇有烦言。于是有人在小报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说：
　　
　　中央有地号公园，
　　门禁居然森且严。
　　园中未贮杨妃履，
　　也取游资一百钱。
　　
　　市长潘文华见报后，即令市府转饬公园管理所，公园任人出入，马上停止收费。
　　
　　设立电话所、消防队
　　
　　重庆在设市之前，没有民用电话。但重庆在设市时已有电报局（1886年设立），属川藏电政管理局管辖，只管电报，不管电话。因此长期以来，城区各行各业的民用电话是个空白。早在1913年，曾由重庆警察厅购置25门磁石式交换机一部，附设厅内，分装于当时的九个区署，作传达治安消息之用。
　　1926年重庆成立商埠督办公署，正式接管警厅。1929年，重庆市政府正式成立后，潘文华市长才着手整理电话通讯业务。潘文华饬令市府工务局专司其事，成立市电话所筹备处，增设话机100门。同时，潘文华市长决定扩充电话，除饬市金库拨专款应用外，并募集电话公债20万元(银元)，修建电话所，购置共电式700门交换机、长途乡村交换机及其附带设备。各机关商团，都争相申请安装电话。供不应求。
　　1930年9月，总机及各区线路安装就绪，全城次第开始通话，市民称便，乃于1931年1月举行重庆大电话所落成典礼。
　　在城区电话所正式成立的同时，分别在南岸和江北敷设过河线，成立电话分所，南岸设50门总机一台，江北设30门总机一台，使南北两岸与城区声息相通，这是重庆市民用电话通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话机仍不敷应用。
　　1934年，潘文华再拨款向上海中国电器公司订购交换机6台，每台120号，到年底扩充安装完成，各线分期通话。
　　当时重庆电话总所设长安寺侧，南岸分所设龙门浩普善堂内，江北所设江北市政管理所内，电话用户达1151号，抗战时期有所增加。
　　至于当时重庆的消防设施，潘文华也很重视，由于没有马路，用的全是广东式轻便人力水龙。1930年马路修通后，潘文华饬令购置了新式救火汽车两部，升降架2架，两种救火设施，同时并存，分别应用，不通马路地方就用人力水龙。
　　当时重庆消防组织，除公安局直属消防队外，还有各地区行业的义勇消防队和拆卸队，统由消防联合会管理。同时将全市划为8个消防区――东、南、西、北、中、新市、南岸、江北，实行分区救火制度。
　　报火警的方法，因未修火警台，就借用天主堂、若瑟堂、慈母堂、美道会4处教会的钟楼代司火警，每月由公安局津贴各司钟人银洋3元。报火警的方法是：发现火警（浓烟出屋顶），即急打钟数十下，稍停即报点，上半城打一点，下半城打二点，城外打三点，江北、南岸打四点，到火熄为止。
　　
　　改善水陆交通
　　
　　重庆为四川水道总汇之区，凡川西川南货物，由长江运来，川北及川东北一带物产，由嘉陵江运来，川外货物亦多由轮船运来，皆集中于重庆，然后分别转销省内外和西南各省，因此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的经济贸易中心。
　　当时重庆受到长期军阀内战的影响，码头失修，货船停泊、货物装卸秩序混乱，严重影响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市政府成立后，潘文华决定修建码头设备，整顿水上交通运输，他责成川江航务管理处专司其事，建立制度，加强管理，立即着手准备修建。因码头工程艰巨，连续修了九年时间，才先后完成各个码头的修建和改建任务。
　　据《重庆市一览》载：重庆设市时，重庆的川江防务，由二十一军刘湘的江防舰队负责（舰队有炮舰2艘名“巴渝”、“长江”，巡逻艇1艘名“绥靖”）。而水上交通治安秩序，中外轮船、木船、客货运输的检查、管理，则由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
　　当时轮船航线，规定以重庆为中心点，分为上下两段，长江上游为上段，只能由华轮行驶，外轮不得行驶。长江下游为下段，华轮照常行驶，外轮可根据通商条约规定行驶。
　　轮船码头，城区大河（长江）4个，小河（嘉陵江）4个，江北4个，南岸7个。当时轮船码头，大小两河，南北两岸，中外轮船各按指定码头停靠。外国轮船码头泊位基本上都在南岸――英泊龙门浩，美泊玄坛庙，法泊弹子石，日泊王家沱，只有意大利泊嘉陵江口。
　　各个码头修建时间，根据《巴县志》记载：嘉陵码头和朝天码头是1927――1930年修建；千厮码头和太平码头是1930――1932年修建，金紫码头和储奇码头是1932――1935年修建。这些码头修好后，使大小两河货船靠岸，货物装卸，都很方便，秩序良好，对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收到良好成效。
　　至于当时重庆南北两岸市民进城过江的交通方面，因长江和嘉陵江既无桥梁，又无轮渡，自古以来都是用木船渡江。市政府成立后，潘文华才饬航务管理处，试办轮渡两处，一处由储奇门到海棠溪；一处由朝天门到弹子石。因系初办，轮船小，设备差，每次每人收渡资铜钱600文，其余大小两河各渡口仍用木船过江。木船编有号码，船费及载客量，均由航管处规定，列表挂于码头，不准多收超载，码头有保安队维持秩序。
　　当时所订《重庆市各渡船载客价目表》规定木船分三等：一等载客16人，二等载客12人，三等载客8人。行船分洪水期和枯水期，远渡洪水每人收费600文，枯水每人收费400文（如黄沙溪到铜元局），近渡洪水每人收费400文，枯水每人收费200文（如临江门到刘家台）。其余各渡口照规定类推收费。
　　至于重庆城内和郊区的陆路交通方面，在未修马路之前，主要交通工具是轿子、滑竿、溜溜马。自开辟新市区，修通成渝公路之后，凡通马路地方，轿子被人力车(黄包车)和汽车所代替，交通工具起了空前变化。
　　1934年春，潘文华又邀请实业界知名人士参与集资开办公共汽车公司。何北衡、卢作孚均先后任过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们对发展重庆交通事业很热心，参与组建公司，很快开业。共购备汽车5辆，1辆预备，4辆行驶。路线只有一条，从过街楼到曾家岩，分为三段。过街楼到七星岗一段，七星岗到两路口一段，两路口到曾家岩一段，每段票价又分三种，零售每段铜钱1600文(约合银7分，当时银元每元换铜钱20至22千文)；长期票每段为零售票的6折；股东票为长期票的六折。
　　城区人力车，也按规定分段行走，每段收铜钱800文。人力车由私营车行出租给车夫，每天每车收租银4角，租车连续满一月者，减收两天租金作津贴。
　　据1935年底统计，当时重庆共有各种汽车153辆，其中营业汽车73辆，分短途和长途，短途出城到曾家岩，从过街楼到曾家岩，收银2元5角，从都邮街起收银1元5角；长途按四川公路局规定收费，自用汽车80辆，共计有人力车2499部，其中营业2472部，自用27部，城区已修成马路55.9公里，成渝公路除外。
　　重庆设市初期的修建码头设备，试办轮渡和公共汽车，是古城交通史上进行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
　　
　　收回王家沱日本租界
　　
　　甲午战争后，1901年，日本政府根据不平等条约，提出把重庆开为商埠，并蛮横地要求把重庆南岸王家沱地区划为日租界，清政府腐败昏庸，无法抗拒，样样照办，因此几十年来，王家沱成为重庆市的特殊区域。
　　1928年日本加紧对中国侵略，在济南制造了“五卅”惨案，全国风起云涌地掀起了群众性抗日运动。重庆市除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抵制日货外，群众还要求收回王家沱日本租界，并到王家沱游行示威，情绪十分激昂。
　　潘文华市长在群众请求下，派市政府外事处负责人陶守诚向日本领事馆提出严正交涉，并警告说：“群众愤怒，难以制止，租界案为我政府军政力量所不逮，如不归还租界，政府对领事馆及租界日侨安全概不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领事馆为保护其侨民生命财产，被迫答应交还王家沱租界，但需由市政府作出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的承诺。随着当时日本侵华加紧，“九一八”后，租界内日商日侨相继撤走，租界全部收回。
　　这次事件在当时来说，来之不易，以潘文华为市长的重庆市政府顺乎民意，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毅然收回被日本霸占了二十多年的王家沱日租界，洗雪了国耻，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重庆市民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协助创办重庆大学
　　
　　早在四川善后会议上，就有在成渝两地各建一所大学的决议。成都大学已先开办，重庆还未办。当时重庆在刘湘防区统治下，有专科学校约10所，中学约14所，小学约80所，各种职业补习学校约30所，惟独没有大学。因此，川东和重庆数十县的莘莘学子，读大学须到千里之外，既增加费用负担，又很不方便，且重庆工商业发达亟需就地培育人才。
　　于是在1928年，重庆绅耆宿老及川东有识之士如朱叔痴(老同盟会员、教育家)、汪云松(重庆留法勤工俭学校长)、温少鹤(商会会长)、李奎安(原巴县议长)、李公度(二十一军政务处长)及沈懋德、吕子方、吴芳吉、彭用仪(都是当时成都大学川东籍教授)等，共同倡议在重庆创办重庆大学。敦请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主持筹备委员会，得到刘湘全力支持。
　　8月4日，刘湘函请各界知名人士200多人参加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大会，刘湘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上聘请各界知名人士55人为筹委会委员，并在筹委中推选13人为常委，刘湘为筹委会委员长。
　　这时潘文华既是重庆市市长，又是重大筹委会常委。他秉承刘湘意旨，具体协助配合推动重庆大学建校工作。筹委会一些刘湘认可的重要事情，刘湘不在场时，基本上都由市长潘文华向刘湘反映解决。比如选定菜园坝杨家花园为临时校址一事，因该地早被二十一军的马队所占用，要求马队迁走，又怕惹起军队反感。经由潘文华向刘湘提出，马队顺利迁出，抓紧培修，为秋季开学创造了条件。
　　1927年7月，潘文华组织拟定筹备宣言，召开重庆大学促进会，一致通过在重庆筹办重庆大学。
　　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筹备就绪，在菜园坝杨家花园开学行课，发表《重庆大学宣言》，宣告重庆大学正式诞生，初期共计报收文理预科两班，学生45人。一面行课，一面寻找新校址。
　　至于后来在沙坪坝选定永久校址的土地征购、建设新校舍以及学校常年经费的筹措工作等，市长潘文华都从中起到具体的策划、配合作用。
　　1930年，勘定在沙坪坝建重庆大学永久校址，面积900余亩，50000多方丈，共需要建筑费18万银元，成立建校委员会，开始修建新校舍，经费由潘文华市长协调二十一军财政处筹拨。
　　1932年7月，重庆大学开始招收本科大学生，并成立文学院和理学院。1933年10月，沙坪坝新校址落成，重大本科各院系全部迁入新校址行课。
　　
　　当然，潘文华在八年市长任内，也利用其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扶持其二弟潘昌猷经营发展实业，奠定了潘家在重庆市的经济基础，自来水公司资本200万元，潘股占70%以上；电力公司的股本潘股也占到百分之三十几，这两大公司实际成为潘家的产业。重庆市银行改为商办重庆银行后，擅长金融业经营管理的潘昌猷任总经理，重庆银行也逐渐发展成为潘氏独资经营的私家银行。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政权入川，潘氏兄弟更依靠一些特殊政治关系，使他们经营的企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潘氏经济实力更为雄厚，号称西南财阀，其资力已位于聚兴诚银行老板杨粲三和金融巨头刘航琛之上了。
　　1935年1月，蒋介石借口“剿赤”，在重庆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由贺国光带参谋团入川，进驻重庆。同时又派特务头子康泽组织别动队于佛图关，在蒋系中央势力逼迫下，刘湘只好改组四川省政府，并把省政府迁到重庆。1935年6月14日，重庆市市长潘文华遵照蒋介石关于军人不得兼任文职的电令，特致电刘湘，请求辞去重庆市市长职务。
　　从1926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在连续近九年的市长任期内，潘文华先后为重庆的市政建设，主持完成了许多重要项目，为后来重庆市的大发展，特别是能成为抗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以及当今重庆市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任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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