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饭”风波 忆苦饭
时间：2019-02-20 05:39: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常常用吃“忆苦饭”的方式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其“程序”一般是由一位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或老工人在会上述讲旧社会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暗无天日的日子,以及新社会的美好生活。接着,为了永远记住过去,珍惜今天的幸福,大家要共同吃一顿“忆苦饭”。于是便将用豆腐渣、芭蕉头、米糠、野菜之类的东西煮成的食物抬上来,众目睽睽之下,你一碗我一碗地吃下去。
那时候,我在一个制药机械厂的铆焊车间当铆工。大约在1974年的下半年,为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厂政工组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决定在全厂范围内开展一次忆苦思甜活动。层层布置下来后,车间领导便积极行动起来。那天下午,我们125号人聚集在车间前面的草坪上,听本车间老工人庄师傅作忆苦思甜报告。庄师傅是抗战爆发后逃离家乡来到大后方重庆的。他讲的是旧社会他在安庆修理厂当学工时受剥削压迫的悲惨生活。
大会结束后,车间李主任照例安排每人一碗忆苦饭。与我同班组同宿舍的电焊工刘志明和我同年,因比我早几年进厂,我叫他刘师兄。刘师兄和我关系特别好,人虽年轻,但脑袋聪明,肯钻研,电焊技术是全厂公认的第一名。他出身资本家家庭,曾因技术冒尖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遭批判。为摆脱“白专”的帽子,他向领导表白要同资本家家庭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此,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胃不好,当他从李主任手里接过那碗“忆苦饭”后,两条眉毛顿时皱成了一个“八”字。见此情形,我拉了拉他的衣袖,把他叫到一边,低声说:“刘师兄不要怕,你装作样子慢慢吃。我吃快点,等我吃完我这碗后,再帮你吃。”他听后微笑着摇了摇头说:“算了,李主任讲了,这是阶级立场和感情问题。”说罢,苦着脸,硬是一口一口地把那碗“忆苦饭”吃了下去,然后把空碗交到了车间统计员手里。
各车间的忆苦思甜大会胜利结束后,不多会儿,厂里的大喇叭响了,厂革委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周峰在广播里对这次忆苦思甜大会进行了总结。还特别表扬了我们铆焊车间,说125名革命群众百分之百地按要求吃完了忆苦饭,使受教育面达到了百分之百……车间受到表扬,当头儿的李主任自然十分高兴。
这天夜里,我被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侧耳细听,是邻床的刘师兄!我忙翻身起来,打开灯,见刘师兄脸色苍白,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身体痛苦地蜷缩成一团。他声音细若游丝,对我说:“我肚子痛得厉害!”我说:“我马上送你去医务室!”他点了点头。
我起身穿上衣服,帮着刘师兄起床后,扶他去医务室。可刚出房门,他就说要拉肚子。那时房间里没有厕所,厕所设在宿舍的底楼。我见他那痛苦难忍的表情,扶着他急匆匆地下楼。然而来不及了,还没下完楼,一股刺鼻的臭味儿倏地涌进了我的鼻孔,刘师兄拉在裤裆里了……原来刘师兄吃下那碗“忆苦饭”后,胃部极度不适,造成了严重的急腹症。当晚,他竟然拉了十几次。第二天天亮时,他已头昏脑涨,四肢无力。我到医务室请来医生。医生诊断后说,严重脱水,必须住院治疗,否则会出危险的。于是又把他送到了附近的第二工人医院。在医院里输液、吃药,折腾了七八天才出院。
就在刘师兄入院的第二天,厂里接到了成都军区下属某制药厂的一台土霉素设备的制造任务。厂生产组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车间后,李主任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们铆一班。那时“战备”的调子唱得很高,李主任对我们讲,这是给亲人解放军生产的产品,是关系到“备战备荒”、“反帝反修”的头等大事,是光荣的政治任务,一定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我们按照李主任的指示,从下料到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力争造出一流产品。该设备在运行过程中要用蒸汽加热,受热的内胆夹层要承受每平方厘米3到5公斤的压力,若焊接质量达不到要求就会炸裂。以往,这些对焊接技术要求很高的关键部位,都由刘师兄操作,现在刘师兄住院了,工期又很紧,班长只得安排另一名焊接技术较好的师兄王大华承担。王师兄接受任务后不敢懈怠,使尽浑身解数把内胆焊好了,经水压试验合格后,设备按期送到了那个药厂。
然而王师兄毕竟“技低一筹”。那台设备运行没几天,就因内胆焊缝破裂而无法使用。战备产品出问题的消息传到了厂里,上上下下为之震惊。政工组周组长是个“左左派”,在厂革委会上说,战备产品出了问题,是给我们厂抹黑,是政治事故,要层层追究责任。
周组长“言行一致”,开完会后,就认真追究起责任来。
产品是铆焊车间制造的,责任当然得由铆焊车间的相关人员承担。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周组长很快弄清了事故的原因。这天,他来到我们车间办公室,质问李主任,内胆是设备的核心部位,焊接质量是关键,可关键部位你们为什么不让刘志明操作而安排王大华操作呢?接着上纲上线地把李主任批一番,要他承担全部责任。
刚听到土霉素设备出质量问题的消息时,李主任曾为此紧张不已。可当他细细地分析过事情的始末后,心中又释然了。故而当周组长兴师问罪时,他胸有成竹地反唇相讥说:“周组长,责任恐怕在你身上呢!”周组长闻言大怒,厉声说道:“岂有此理!”李主任不慌不忙地把事情的始末说完后,理直气壮地反问道:“周组长,假若你不布置‘忆苦思甜’活动,刘志明就不会吃‘忆苦饭’拉肚子,不拉肚子就不会住院,不住院我们绝对不会安排王大华焊内胆。”李主任的反驳让周组长一时哑口无言,良久,他才回过神来,语无伦次地说道:“‘忆苦思甜’活动是上级的战略部署,是阶级斗争教育的重要方式,是最大的政治。”李主任一点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说:“可你那‘最大的政治’的结果却造成了战备产品的质量事故。这‘政治责任’不该你负由谁负?”一向争强好胜且在那个年代处处“得胜”的周组长竟被李主任质问得哑口无言,尴尬万分。
所幸的是,刘师兄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得知土霉素设备出质量问题后,他主动向厂里提出到成都某部队药厂去修复设备的要求。厂革委会主任大喜,当天便派车送刘师兄等人赶赴那家药厂。经过刘师兄等人的一番努力,终于让那台设备“起死回生”,一场重大“政治责任事故”才算搁平。周组长、李主任也体面了事。
3个多月后,上级又指示厂里要深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且明确规定要以吃“忆苦饭”的方式进行。作为厂里“政治工作”机构负责人的周组长再次指令各车间组织吃“忆苦饭”。因有上次吃“忆苦饭”的教训,李主任特向周组长“请示”,为了保证“抓革命促生产”不受影响,避免一些“意外”,是否让一些技术骨干不吃“忆苦饭”?周组长既怕违背上级的指示精神,又怕再出现因吃“忆苦饭”引起拉肚子之类的“事故”,只得含糊其辞地回答说:“你们看着办吧……”于是,在开“忆苦思甜”大会那天,李主任找了个借口,让刘志明等几个技术尖子躲过了那顿“忆苦饭”,但仍以“百分之百”受教育率上报给政工组。政工组也睁只眼闭只眼,层层上报给了上级领导机关。
大约两个礼拜后,我们班里分来了一名叫张华全的退伍军人,车间安排他学电焊,师傅就是刘师兄。张华全二十七八岁,为人随和大方,很快就和我及刘师兄等交上了朋友。熟识之后,大家无话不说。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和刘师兄及我围坐在一起聊天,无意间聊起车间李主任。刘师兄说:“李主任这人看起来对人态度生硬,其实心地还是十分善良的。比如上次吃‘忆苦饭’,他晓得我胃不好,怕我吃了再次拉肚子,就想办法让我躲过了。”张华全问:“真的么?”刘师兄说:“真的。”接着便把那天他和几个技术尖子“躲”“忆苦饭”的情况讲了一遍。张华全听后脸上闪过了一丝冷笑,点着头说:“原来是这样。”
第二天,张华全没有来上班,第三天也没有来。第四天却见他穿着一身军装,跟在一位上级领导的身后,神气十足地来到厂里。
原来,张华全根本不是退伍军人,而是上级主管机关的军代室(那时实行军管制度,有一定级别的机关都派驻军代表)的工作人员。上次吃“忆苦饭”时,李主任让刘师兄等人“躲避”而又以“百分之百”受教育率上报的事,不知怎的被车间一个削尖脑壳朝上爬的造反派赵德彬知道了。他便以匿名信的方式向上级机关作了“汇报”。为证实情况,上级机关便派张华全以退伍军人的名义来车间深入调查研究,终将事情查了个水落石出。此番他是陪同上级领导来厂兴师问罪的。
那位领导一到厂便指示厂革委会主任主持召开厂革委全体委员会议。会上,他严肃地宣读了一份《关于××厂在“忆苦思甜”教育活动中弄虚作假的情况通报》的红头文件后,说:“当前‘批林批孔’形势大好,可是在我们厂却出现了这么一起弄虚作假、欺骗上级领导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是林彪、孔老二的阴魂不散……我们要严肃追究责任。”
在那位上级领导的督促下,周组长、李主任只得把事情的由来如实作了汇报。可那位领导一点也不谅解,说抓革命促生产是辩证的统一,不抓革命,生产也抓不好。最为恶劣的是,厂里居然欺骗上级,非深刻检查不可。周组长、李主任万般无奈,只得写出检查,并公开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承认错误。刘师兄等七八人则“补”吃了一顿“忆苦饭”。可那位领导仍不满意,最后给了周组长停职到车间劳动一个月的处分,李主任则由车间主任降职为副主任。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