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华人夫妇推动中美基督教重启交往

近代中国基督教由欧美传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基督教通过传教差会，向华捐款、派遣传教士最多，对中国基督教影响极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基督教开展了“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割断外国津贴，实行独立自主，随着1950年代“反美”形势的发展，除了基督教领袖吴耀宗、丁光训等人与个别美国进步朋友保持零星通信以外，作为整体来说，中美基督教之间断绝交往近三十年。

破冰之旅

经过“文革”的噩梦，1978 年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1月1日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同年8月赵朴初、丁光训率领代表中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中国宗教代表团一行九人去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 World Conference of Religion for Peace， 简称WCRP ）主持的第三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这是中国宗教界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组团踏出国门。

美国基督教有代表各大主流教派的联合组织，称为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简称NCCUSA ，以下称美基联） 。这个组织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办公室从1950年起，一直关注从中国撤出的传教士的去向，在中国的教会以及教会设立的教育、医疗、慈善等机构的情况，把收集到的信息登载在该会出版的《中国公报》（China Bulletin）通讯刊上。 1960年代，当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勃起，美国国内人民抗议种族歧视、反对越战的声浪渐高，进步势力对于中国的革命产生同情，这也影响了美国基督教界的部分人，美基联于1962年将《中国公报》改为《中国导报》（China Notes），1966年鼓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同年正式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办公室下面成立“中国事工”（ China Program） 的部门1。1970年代，乒乓外交以后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进一步朝正常化的方向发展，美基联更寻求机会与中国基督教恢复联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该会海外传教部执行主任司道克伟尔 （ Eugene Stockwell ） 等美国教会领袖以个人身份去南京，访问丁光训主教，了解中国形势的变化，以及丁主教关于中国基督教对国际交往的基本态度2。1979年，美基联得悉丁光训等将来到美国，便趁此机会邀请中国代表团内的基督教代表，在和平大会以后留下来访问美国教会。

美基联总部设在纽约“教会中心大厦”（ Interchurch Center ） 内。当时达赖喇嘛正在美国，本来也要访问该总部，我国基督教代表对此提出异议，如果他们接待达赖，我方不可能去访问，美方为了使这次访问成功，把达赖拒之于门外3。

1979年9月2日，上海地处市中心的沐恩堂恢复礼拜，消息很快通过中国代表传到美基联，造成轰动效应，美国基督教界认为这是宗教在中国重获信仰自由的标志，这是丁光训等后来告诉我们的。

9月9日，中国代表在纽约久负盛名的河滨大教堂参加礼拜，丁光训主教应邀讲道，受到美国基督教界的极大关注。丁主教以娴熟的英语、深邃的神学语言、亲切又幽默的态度发表了他的演讲。他在代表中国基督徒向听众致意时，感谢美国基督徒在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的年代里，一直为中国基督徒祷告。他说：“你们有些祷告的话是根据误传，但我认为不要紧，上帝听的时候心里是清楚的。”接着他引《圣经·旧约》中约拿的故事，约拿受上帝差遣去传教，告诉尼尼微人因罪恶滔天将遭毁灭，可是当尼尼微人真心悔罪而得到宽恕时，他反而不悦，说明基督徒往往缺乏对人民群众真实的关爱与同情。中国基督徒现在深刻领会与人民有共同立场、共同语言的重要性。他还针对西方只注重个人，否定集体的存在主义思潮，强调人们的社会组织中有莫大的教育意义和灵性的潜在力，基督徒与上帝的交往也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4。他借此表明我们中国基督徒与中国人民共命运，并将在中国的集体生活中实践基督教的信仰。

中國基督教代表共四人：丁光训是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李寿葆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韩文藻是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陈泽民是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这个非正式的代表团在1979年9月用了三星期的时间，马不停蹄地访问了美国除纽约以外，华盛顿、亚特兰大、印地安纳波利斯、芝加哥、圣保罗、旧金山等六个城市，会见美国基督教各教派领袖、社会各界人士、大学师生，特别是神学院师生，如丁光训的母校协和神学院，旧金山天主教、新教共同合作的神学院联盟等，接触面非常广泛。每到一处，中国代表都被邀介绍国内情况，然后是一连串的发问，包括被采访，与老朋友、过去的传教士叙旧。

华人夫妇全程陪同

这次访问由美基联邀请安排，全程陪同的是“中国事工”部门的胡仲扬（Franklin J. Woo）牧师和他的夫人黄献真（Jean Woo）女士。

胡仲扬1925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个裁缝的家庭，亲历美国经济大萧条，家境困难，九岁时曾在街头为人擦皮鞋谋生，对于美国的排华法案，华侨在美国求生的艰苦历程有切身感受。胡仲扬在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接触基督教，1945年在海军服役时受洗，复员后进加州伯克利大学，本来是学细菌学和药学的，他在唐人街华人教堂服务后，感到人的心灵需要更为重要，决心读神学，获旧金山神学院硕士学位，后来又获哥伦比亚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60年胡仲扬被按立为牧师，1965-1976 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讲师与校牧。他幼时在唐人街华文小学读过古诗，这个时期，与中国师生如谢扶雅、钱穆、唐君毅、余英时等人的交往，使他对于中国历史与哲学产生浓厚兴趣。1976 年，美基联“中国事工”招聘人员，胡仲扬应聘成功，从此与中国基督教结下不解缘，自1976年至1993年一直担任美基联该部门主任。

黄献真生于1934年，父亲是建造滇缅公路的工程师，母亲是第三代华侨，外公是爱国中医，特别照应留学及访美的华人，曾经接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务主任张朋春，帮助他们在美国募捐，并把孩子送到南开大学学习。他还曾邀雷洁琼当孩子们的中文家庭教师，以后两家一直保持交往。黄献真虔信基督教，教胡仲扬学习中文圣经，1956年二人结婚。她有社会工作者的大学学历，也曾获哥伦比亚教育学院硕士学位，1979年后在美国长老会东亚办公室任职，并代表长老会参加美基联的中国事工委员会。胡仲扬从“中国事工”卸任后，1993年至1995年黄献真继续当了两年该部门主任。

1979年中国基督教代表在纽约时住在他们家里，以后的访问由他们夫妇全程陪同。在与中国代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对于中国教会在近代的历程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变迁，有了深刻的理解。丁光训等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的独立自主和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一百多年屈辱于外侮，现在站起来了，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徒认识到，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教会必须融于本国社会，要先谈本国性 （ national ），然后才谈得上国际性（ international）。由于胡仲扬、黄献真是华侨，他们对于近代史都有所了解，也有相关的经历，使他们比一般美国人更容易理解中国人的爱国感情。

我国代表强调访问的目的是多听，多看，多了解。胡仲扬夫妇安排了多方面的参观，包括与本土印地安人会晤，坐在农场拖拉机上采摘番茄等；更主要的是通过座谈，让更多美国人与中国代表直接接触。话题很多，需要挑选容易引起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内容。美方急于了解基督教这几十年在中国的经历，我方尽力正面介绍在社会变革中的领会。美方介绍情况时，也并不掩饰他们的社会问题，如青少年犯罪率、家庭瓦解、族裔矛盾、军备竞赛、经济危机等等，使我方对美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我方最感兴趣的是美国以及世界基督教的发展趋势，如天主教梵二会议5对神学的新理解，当时在国内很少报道。

由于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历史、文化多方面的差异，加上隔绝的时间太长，“文革”又造成那么多负面影响，思想上的沟通真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代表中有二人是全国政协委员，谈到中国共产党有统战政策，美国听众对“统一战线”很不理解。据说1976年版的英文《韦氏大字典》对于“战线”（front）就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即“连接不同元素去达到某种目的的运动”。另一种是所谓“虚构的现象（feigned appearance）”，指为了控制利用人而进行掩饰真相的行为。在冷战思维的语境中，共产党的“统战”被理解为后者。美国人不明白基督教领袖为什么要去参加“政协”这样的政治组织。要使他们明白这个社会组织的建立是善意的，是联合各界为了人民大众谋福祉，基督教界的參予体现民主，如为1975年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提出修改意见等等，代表们阐述时颇费周折6。

作为陪同，胡仲扬夫妇感到有责任促进友谊，避免不经意的伤害，可是在群众场合，难免会出现挑衅性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中，有一个人向坐在台上的中国代表发难：“你们现在还读《圣经》吗？”（讽刺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位代表忍不住，面有愠色，幸亏善解人意的丁光训立刻解围说：“是的，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时间读《圣经》。”7这些都使胡仲扬夫妇感到，要真正促进中美基督教之间的彼此理解，任重而道远。

尽管有种种沟通上的困难，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督教人士访问美国的破冰之旅，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访问。丁光训对他们夫妇二人的工作极为满意，访问结束时，在公开场合对美国人说：“我们原来是四人代表，现在我可以说，是六人代表。” 8

平等对待和相互尊重是交往的基点

访问结束后不久，美基联的中国事工委员会于1980年2月通过了胡仲扬写的题为《相互关系：对话的先决条件》的文件，定下了美国基督教对于开展与中国基督教交往的工作原则，是具有长远指导性的文件。

提要（摘录）共六点：

一、确认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号召他的子民在全世界为他做见证。

二、确认中国的独立和自我意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三、确认中国基督教会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完整性。

四、承认19-20世纪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运动，虽具有高尚的目的和显著的成就，与西方帝国主义系统地绑定在一起。

五、承认我们在各自的社会中受到约束。

六、展望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及互相依赖。

文件除前言和结语，有三个段落：“反帝和中国的自我意识”针对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指责，文件承认传教士带着拯救落后地区人民达到美国标准的使命感，以及西方文化优越感去传教，和当时外国商人、政府、军队的行为相当一致。虽然传教士中也有人主张中国教会应当独立，但无法实现，只有通过革命，中国教会才与中国人民一起获得了自主。对于中国教会而言，要融于中国人民，三自爱国运动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段历史，才能在中美基督教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在“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人的身份与国家安全”段内，作者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宗教情况：1）中国共产党是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并没有反宗教，反宗教的是“四人帮”。2）宗教是人性的一部分，共产党虽不看好宗教，也承认生活的复杂性远胜于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有密切关系。3）要从当今的现实来看待中国的宗教。文件援引了《人民日报》1979年3月15日、10月17日的两篇有关宗教的文章，说明宗教要与封建迷信划清界限，也要提防另类政治势力的利用，这是中国从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提出的要求。“相容性和多样性问题”段，则重于预测中国基督教在联合道路上的发展 。9

文件以很大篇幅反映民族民主革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及状况，使美国人有比较正确的了解，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关系，即六点提要中的最后一点。如何能够做到？作者在结语中指出：“基督教的传福音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需要彼此倾听……，在回顾与省视中，发现上帝在人们不同的处境中都有他的工作，引领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文件强调要摒弃大国沙文主义和冷战思维，实行“创新性地聆听”（creative listening），即认真地、平心静气地倾听对方，为此须有平等对待和彼此尊重的态度，这就是重建关系的基础。国际基督教界常常强调各国的教会要“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中国基督教强调独立自主（dependence），并非抱“关门主义”，关键是在普世基督教大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应该有自我尊严的意识和相互尊重的态度。文件传递并接受了我国基督教的主张，把“平等”与“尊重”列為“对话的先决条件”，这就为中美基督教重建关系扫除了障碍。

在这个文件的精神指导下，美基联于1983年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政策声明》，明确“尊重中国基督教团体（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自主性与完整性”，“不要企图再恢复旧时代的传教事业”，“对于关系到中国教会的事务，要进行教会性质的协商，由双方共同做出决定”。10这个共识在当时，以至今天都是难能可贵的。随后美国的主流教派，如长老会、联合卫理公会也纷纷发表对我国基督教的友好声明11。1986年美基联的“中国事工”组织了来自22个国家的140位基督教人士，在南京开展了“南京’86”研讨，主题为“在不平衡的世界中如何实现普世性分享？”，阐明各国教会之间的“分享”牵涉到公平正义的问题，应该是“互惠”，而不是一方借此统治另一方，进一步加深了平等相待的意识。我参加了这次活动，得悉第三世界的教会很认同这个创见。

在上述过程中，胡仲扬夫妇都起了关键作用。

为增进中美友谊长期努力

在胡仲扬夫妇主持美基联“中国事工”期间，他们不遗余力地促进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中国教会与美国教会之间的友谊，在胡仲扬主编的《中国导报》上，经常翻译转载我国基督教的文件，登载有关中国的书籍评论。黄献真自1981年起，为美国长老会编辑《中国近况》（China News Update）通讯刊物达二十七年之久。此外，尽量创造条件，扩大双方面对面的交流，是他们共同的努力途径。

我第一次遇见黄献真，是1980-1981年，她两次陪同美国“教会妇女联合会”（ Church Women United）的领导人王恩赉（Dorothy Wagner，她在中国当过传教士）来访。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包括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妇女共同参与的国际团契，发起每年3月举行“世界妇女公祷日”，以示各国基督徒妇女彼此关怀，祈求世界和平，我国基督教实行至今。

1983 年起，我以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的身份主持编辑赞美诗的工作，黄献真专程到编辑部来采访，对于我国基督徒的创作特别重视，翻译了部分内容，向美国基督教界介绍。

1985年，丁光训与我国社会人士合作，发起成立公益性组织“爱德基金会”，使用外国基督教的资源，为我国社会服务。美基联的“中国事工”积极响应，在美国各教会内招募人员，七年中向我国的大中院校免费提供了一百多位英语教师。他们以文化交流为己任，严格遵守“不进行传教”的承诺，这些教师回国以后，都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在救灾等项目中，美国基督教界也通过“爱德基金会”尽力资助 。12

美基联还协助中国基督教向美国派遣神学留学生。当时中国人去美国的不多，胡仲扬、黄献真的家经常是中国基督教访美人士、有关学者、留学生的流动接待站，无数批访客在他们的家里暂住，获得美国社会及教会生活的基本信息，并体会家的温暖。

在美基联与美国长老会的支持下，他们夫妇多次组织“中国学习访问团”，率领美国教会人士来国内访问，亲自陪他们去各地教堂、神学院，为他们做翻译，通过与中国牧师、信徒的交谈，改变了许多人对中国和中国教会的误解。在这些访问中，黄献真细致、亲切的工作作风，特别具有润物无声的影响。

有一件关于中美交往的事值得记述。1974-1975年，美国老布什总统曾担任美方驻华联络处主任，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教堂关闭，但北京有专为外国外交官设立的基督教礼拜，由当地的殷继增、阚学卿牧师主持（二人现在均已去世）。布什夫妇经常骑自行车来参加，他们的女儿Dorothy就是由殷牧师施洗礼的。当他们回国时，向这两位牧师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访美时可以见面。

1991年， 这两位牧师应美基联之邀访问美国， 由胡仲扬夫妇接待， 他们便提出想拜访布什夫妇。当时布什已任总统，海湾战争正酣，胡仲扬感到不便打扰，有点为难，但他还是给布什夫人芭芭拉写了信，很快得到回音，于是胡仲扬夫妇陪同他们经过严格安检进入了白宫，受到布什夫人高规格的茶叙款待，可是黄献真因忙于双方传译，无法享用。布什总统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前一刻，亲自会见了这两位中国牧师，拍照留念。当他看见殷牧师的领带上没有领带夹，他立刻把自己的领带夹取下，为他戴上，表达了对老朋友的深厚情谊 。13

胡仲扬对促进中美友谊的热情，有其钻研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受秦家懿、杜维明导师的影响较深，他们二人都是研究儒学的学者，曾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任教。胡仲扬在美基联工作期间，经常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关于宋明理学的讨论，是在美国各地进行儒学与基督教对话的协调员。他认识到宗教在中国原来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生活方式，基督教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在现代中国，宗教呈复杂性，多元性。根据他的观察，亚洲人信仰基督教，即使移居美国的，亦并未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儒家思想，特别是新儒学仍有影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方的文化智慧在后现代时期，对中国，对世界都有裨益。

作为基督教的工作者，他推崇“处境化”的神学，即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应该在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吸取养分，有自己的神学理解和工作特点。基督教的“普世性”建立于各地教会的平等交流和合作。为此，他完全支持中国基督教走“中国化”道路，并寄希望于中国基督教能在普世的交流中，作出更大贡献。

胡仲扬、黄献真已达耄耋之年，退休后迁到加州长老会传教士退休所居住，仍关心中美交往，参加有关活动，包括教人打太极拳。胡仲扬心系中国研究，从1995年起，为哈瓦伊大學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刊物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写了九十多篇书评及文章。2018年，当他读到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在中国基督教两会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后，写下了共鸣性的评论，推崇“基督教中国化”，认为中国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共处经验对世界有益，可以借鉴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首任主任杜维明所提倡的“文明对话”。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双赢模式大有潜力及挑战 。14

美国的基督教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不小变化，主流教派参加活动的教徒人数显著下降，注重传教的福音派人数上升。我国的基督教两会从1990年代以后，与美国福音派的教会和教会团体也开展了交往，联系的面比以前更广了。美基联的影响逐渐式微，胡仲扬夫妇退休后，“中国事工”部门已相继撤消，但他们在重启中美基督教交往中的独特贡献，还是值得留载史册。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注释：

1. Franklin J. Woo，“The China Program –Forty Years in Review”，China Notes， NCCUSA，Summer and Autumn，1992.

2. Philip L .Wickeri，Reconstruct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Orbis Books，Maryknoll，New York，2007. P.192.

3.同注释2，第235页。

4.丁光训：“在美国纽约河滨教堂的演讲”，《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出版，南京，1998年，第132页5.指1962年举行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其成果重在使教理对现代世界作出回应。

6.Jean and Franklin Woo，“ The Visit of the Churchme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An Overview” China Notes， Autumn-Winter， 1979-1980。

7.胡仲扬、黄献真与作者的通信，2018年6月6日。

8.胡仲扬、黄献真与作者的通信，2018年8月 9日。

9.“Mutuality： Prerequisite for Dialogue”A working paper of the China Program Committee NCCUSA. China Notes， Spring 1980.

10.《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1950-199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上海，1993年，第495页。

11.同注释10 ，第497、499页。

12.同注释1。

13.“Tea time with Barbara Bush—with fond memory”.胡仲扬、黄献真写于2018年4月18日。

14.胡仲扬、黄献真与作者的通信，2018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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