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照片标注世界经济地图
时间：2020-05-25 05:17: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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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当代摄影艺术家杰奎琳·哈辛克（Jacqueline Hassink），2001年阿尔勒摄影节“无限奖”得主，2012年受邀重回阿尔勒，现身开幕周推介签售新作。借此契机，于这阳光适宜而夏风微拂的南法小镇，终捕获这位活跃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艺术家，围坐咖啡，畅谈小段时光。
第一眼见到她的作品《权力的桌子》（The Table of Power），一张张办公桌的谨慎魅力，一间间高级办公室的适宜敞亮，如此简单平衡甚至不加修饰的画面，使我很快产生一种倦意，乏味感顿然袭来；但随即，阅读篇幅远远多于照片的文字说明和图表数据，稍微而逐渐地感知她的想法，便自然而然加重了照片的意义砝码：这不仅来自于身体上同感于艺术家踏遍各跨国公司总部办公室的地理空间变换的艰辛，更是心理上因如此直接地面对统治世界却不可见的经济驱动力的震撼。
雕塑艺术出身的杰奎琳·哈辛克，对造型与结构有十分的把握，而拾起相机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始于27岁，她认为这个过程是顺理成章，因为摄影这个视觉媒介无疑契合着她的艺术动机，且已经成为她接近和理解世界的不可取代的方式；她自称世界经济的观察者，学生时代出众的数学、经济和地理科目，使她一经触碰世界经济权力的不可见的网络，便有了以摄影使之重现的决心。并且，恰是非摄影科班的背景让她的项目观念更接近于探索和调研，而不拘泥于摄影本身的生产。杰奎琳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有严格的要求，项目着手初期，她和助手主要大量地阅读参考资料以研究拍摄背景，策划拍摄和旅行。近20年来，扎实的案头工作，加之性格中坚定且执著的行动力，驱使她前往世界各个目的地，积攒旅行见闻和拍摄经历，形成可观的完整的创作系列，每每她的作品呈现于展览和画册时，都分量十足，比如“权力的桌子”系列，在我看来不妨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有说服力的参考书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近50年经济的演变。
但很难说杰奎琳·哈辛克是一位激进的批判者，她将自己定位于冷静的观察者，探究着驱动人类活动的势力，而并非抱着批判资本的剥削性格之预设或刻板印象。在旅行中东18个国家的一年中，她联系并拍摄了36位阿拉伯女总裁，在另一篇接受《光圈》杂志编辑的访谈中，她说她受到非常殷勤的接待，与她们的相处异常愉快，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而只是恰巧这些人是对世界经济有巨大影响的存在。她通过辛勤的劳作，只呈现而鲜评论。她有一种高度来远观人类，不管是工厂追寻廉价劳动力的转移路线，还是人类本能的观看欲望和臆想，于她，是种种有趣的发现，杰奎琳像孩子一样兴奋于这些发现，并以影像的方式与更多的人分享。
确凿的是，杰奎琳是一位有着社会学视野和世界经济地理概念、且颇擅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视觉艺术家，同时，除了关注世界经济活动，她甚至对日本京都寺庙的园艺有仔细的探究和深切的体悟。她从包里翻出用于迅速记录想法和创意的随身小本子，向我展示她对自己诸个摄影艺术项目的归类，顶方一边写着自然，一边写着人类文明，左书“京都花园”、“冰岛”、“瑞士”等自然景观系列；右列总裁办公室“权力的桌子”系列、并置阿拉伯企业女总裁于办公桌和晚餐桌的“阿拉伯”（Arab Domains）系列、关切汽车产业营销和人类观看欲望的“汽车女孩”（Car Girls）系列和自拍肖像系列。杰奎琳的作品正是她丰富想象力和扎实研究能力的成果与结晶，如她现身书展时的鲜红平底鞋，和接受采访时的翠绿上衣产生的激烈碰撞。
姚：您如何开始拍摄跨国公司总裁办公室的“权力的桌子”系列？这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课题。
哈：“权力的桌子”这个项目开始于1993年，当时我正在挪威学习雕塑。有一次我拜访了一位建筑师，我们决定一起做一本书，而我常用“桌子”来创作我的雕塑作品，于是我想把桌子引入这本书，在一本书里呈现“各种不同的桌子”，很快我就开始了“权力的桌子”。我身边有一台父亲给我的老相机，我寻找奥斯陆的总裁办公室，把它们都拍下来。两年之后，结集出版了一本护照大小的书。
姚：所以说这个系列是开始于“桌子”而不是直接源于对世界经济的兴趣？
哈：但也杂糅着对经济的一直的兴趣。自高中起，经济是我最好的科目，每次分数都很高。我退休的父亲曾是荷兰大企业的总裁，所以在我的成长经历和氛围中，这种兴趣的养成很自然。我12岁的时候，为了赚取暑期零用钱，就在父亲的公司工作，出入企业办公室，熟悉甚至习惯这样的场景。而我非常着迷于探究世界是如何运行的，那股驱动人类行动的力量是什么；我察觉可能是一种对物质的渴求，比如购买汽车、房屋；而正是这些跨国公司生产这些物质，推销这些欲望，重要的决策都在这些总部办公室，在这些权力之桌，我想做的是找出它们在哪里，进入它们的内部的中心，再在地图上一一呈现它们。
姚：全球女性CEO的“女性权力：蜂王”系列（Female Power Stations：Queen Bees），和视线转至阿拉伯世界女性企业家的“阿拉伯”系列，是这种兴趣的延续？
哈：对。
姚：进行起来会很难吗？
哈：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也就27岁，那些公司的态度是“哈！你这个小姑娘是谁”，所以很难进入，尤其是在奥斯陆很难，于是我将视野扩展至欧洲。欧洲的权力之桌可以有很多可能性，比如宗教和政治，我选择聚焦经济层面。我一直热情满满，耐心十足，那时我从荷兰坐半夜的火车，白天达到一个城市拍摄，再坐夜里的火车回来，1993年时火车便宜，这样还省了旅店钱，我以这样简朴的方式拍了欧洲很多城市。那时我还年轻，干劲十足，想做的事我就一定努力去做。这也是我有这么多作品的原因，我精力旺盛，不停地工作，哈哈！
姚：渐渐您发现这些总裁办公室大多都是男性掌控，因此您开始刻意寻找女总裁，由此开始“蜂王”系列吗？
哈：对。这还要感谢一位在法国索邦大学的教授朋友的提点，我开始思考到这个方面。我进行了5个月的调研，在全球只找到15位女总裁，在全球500强的企业中，只有百分之一， 不多，很遗憾。
姚：女性也是您的关注点吗？
哈：有时。我有三个项目是关于女性的，“蜂王”系列，“阿拉伯”系列和“汽车女孩”系列。其中“阿拉伯”系列我用一年的时间拜访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中有影响力的36位女总裁，拍摄她们的办公桌和家庭餐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很困难，但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对伊斯兰妇女有很多刻板印象而很少真正了解。“汽车女孩”系列是关于诱惑（seduction）和企业认同（cooperation identity），企业如何利用年轻女孩的身体来推销商品，并且我明显地感到各国包装和处理方式的不同，比如上海车展中的女孩都是穿优雅的长裙，芝加哥底特律的汽车女孩却是穿上下身的套装，企业的形象是不同的。我还发现其中的性别张力，汽车是男性气质的，当汽车女孩抚摸汽车的瞬间都是有意味的，有美感的，“汽车女孩”系列的画册专门集合了“触摸”这个动作的照片，形成一个目录，你知道吗？上海和东京的汽车女孩触摸车体的频率远远高于巴黎。
姚：您是女性主义者吗？
哈：不，不是。我只是观察，我是个旁观者。（她一边解释一边在纸上勾勒出一个“地球”，之外再点上一“点”，说“这个点就是我，我在这里，我观察这个世界”。）
姚：“汽车女孩”系列是怎么开始的呢？为什么想到拍摄世界各地的车展女模特？
哈：我的一位朋友，她是财富论坛杂志的东京主编，非常聪慧，她告诉我如果想要了解日本社会就应该去看车展，因为那里可以读懂日本的文化和经济，我就去了。一到那里，我简直兴奋极了，这种感觉就像遇到一见钟情的恋人，我马上感到这一切都太有趣了，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我想要连接世界大都市，拍摄世界七大车展（纽约，底特律，巴黎，日内瓦，东京，上海，法兰克福）上的车模。项目开始后仅一个星期，我就已经有十足的把握，确信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的项目；我的项目通常要进行五至六年，有时候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和准备，我便不再有兴致继续了。对这个项目，我的感觉真的非常妙。
姚：您怎么拍摄这些车模呢？
哈：我都等到她们显得有些疲倦，分神，像个“人偶”（doll）的瞬间抓拍她们，我喜欢这个方式，这是我的技巧。车模是很辛苦的，长时间的站立，当有男性观者在附近转悠的时候，还需要特别地摆出经典的姿势，展示优雅的身段和魅力的微笑。我都趁她们不注意的时候抓拍她们。
姚：但您是尊敬她们的？
哈：是的，我非常敬佩她们。她们都非常漂亮，有职业素养。车展就是一场追求完美的剧目，她们是被雇用的演员；名车、华服，香槟美酒、漂亮女孩，车展又像是一个纵情的派对。在拍摄中我也试着与她们交谈，她们大多也对自己的工作感觉良好，甚至享受。我跟某些车模甚至多次地在不同车展上相遇，她们都能认出我来，因为看车展的大多都是男性，女性少得显眼。
姚：车展其实构筑了一种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男性观看，女性被观看”。
哈：你说得对，这是一个游戏。尤其在中国和日本，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景：一位美丽的车模前，围站着几十位男性观众，车展提供给他们合法而公开的臆想资源，他们不用任何肢体的掩饰或言语的辩解，只管享受观看和幻想的乐趣，我从此重新察觉了人类的动物性。
姚：所以又回到了您的元命题，即驱动人类活动的力量。
哈：对，我总是在思考什么是全球经济的动力，资本如何流动，是什么驱动我们每天出门上班工作。我想是对物质的渴求，甚至我自己，我享受占有心爱之物的感觉。还有一个非常让我震惊的例子是，从1997年我第一次去日本至今，我目睹了一个日本衣饰品牌的壮大和全球化过程，从这个品牌衣服的标签上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分析出其劳动力和加工厂的国别演变，最初是中国制造，后来中国的成本也高了，就转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我对这个太着迷了，这一切都太有趣了。
姚：您是一个社会学家！
哈：哈哈，也许是！确实有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喜欢我的作品。我想做的不只是局限于艺术，而是更多。
姚：您如何决定要开始一个项目，什么是值得做的？
哈：我做很多调研，慢慢地开始拍摄照片，试试看是否真的有趣，在这个过程中我重新布置，做一些调整，项目一直在成长中。
姚：又如何决定结束或宣告一个作品的完成？
哈：都是感觉。有的项目很简单，比如拍摄车模系列，我踏遍世界七大车展，整理发现东京的照片还不够，我就再去拍摄。有的项目我感觉完成了，但作品的可能性又是很开放的，比如日本的园林。
姚：您有固定的工作团队吗？
哈：我在纽约，巴黎和京都都有助手，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就一起工作，我也独自工作；在纽约和阿姆斯特丹有合作的照片冲印实验室和冲印师；在纽约，巴黎，京都和科隆有合作的画廊，以及我的合作出版社，美国的光圈（Aperture）和德国的斯图加特Hatje Cantz出版社，我跟他们一起工作。
姚：我发现您对与您合作出版社的选择非常慎重。
哈：是的，光圈和Hatje Cantz都是非常杰出的出版社，重视品质。他们也都已经名声在外，这样保证了一定的阅读受众，如果是小的出版社会比较困难。我还会考虑比如“权力的桌子”是关于欧洲的主题，我想由欧洲的出版社出版更合适。
姚：您的作品画册的设计装帧都十分有趣！（“权力的桌子2”系列精装本用木头材质做封面，书籍的内容相同但封面因自然纹理不同而各异；“权力的桌子”系列还出版有护照大小绿色的便携本，并用带金色刻印唯一的编号；等等。）
哈：我和我的出版创意总监Irma Boom（荷兰著名的平面设计师，尤以书籍装帧设计见长）合作近10年，她是一个疯狂的设计家，总有很多新鲜的想法，我们聚在一起总是很有趣！“权力的桌子”护照版是较早另一个设计师设计的，源自我每次拜访总裁办公室都要出示护照，呵呵！那种绿色还是美钞的颜色，象征金钱。
姚：您的作品受到“贝歇夫妇”的类型学摄影的影响吗？
哈：1993年开始“权力的桌子”项目时我完全没有听说这个学派。我更多是受到德国艺术家Rosemarie Trockel和Roni Horn的影响。
姚：您作品画册中呈现了很多的数据和图表，像是一份社会科学报告。
哈：对，我很严肃对待我正在做的事情，像个社会科学家，我想要知道所有的信息，这对我很重要，然后在地图上表现它们，mapping是我一直在做的。
姚：您用什么相机拍摄？不同的项目会选择不同的相机吗？
哈：我一直都用Pentax 65 II，中画幅。
姚：您在中国的新项目进行如何了？
哈：我还不愿意多谈，因为我还没有为这个项目拍任何照片。我通常在项目完成后拿着作品说话。
杰奎琳·哈辛克 1966年生于荷兰恩斯赫德，先后在荷兰鹿特丹艺术学院（1985-1988）、荷兰海牙皇家艺术学院（1988-1991）和挪威特隆赫姆艺术学院（1991-1992）学习雕塑，目前生活工作于纽约。她的作品被广泛收藏和展览，包括阿姆斯特丹马赛屋-摄影博物馆（Huis Marseille）、瑞士温特图尔摄影博物馆（Fotomuseum Winterthur）、纽约Amador画廊（Amador Gallery）和国际摄影中心（ICP）、东京都写真美术馆（Tokyo Metropolitan Museum of Photography）、伦敦摄影家画廊（The Photographers’ Gallery）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及广东美术馆；并已出版九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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