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客留言]酒店客给续住客人留言

时间：2019-02-04 05:27:5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伍长然（广东东莞）　　漂泊在满目繁华的南方城市，也只有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于是，姐妹们就在工业区买一些盗版书，什么“都市言情”、“情爱系列”，也无非是“黄”色的书罢了。可当我走进书店，也不止一次看到贵刊被一个个陌生的面孔买走。看他们的形容，不全是学生，更有知识分子，或者当官模样的，当然，很少有所谓时尚、性感的先生小姐购买，我想贪官、污吏、奸商大概也不会购买的。我并不相信单凭一两类杂志就能让他们改邪归正，但贵刊能在这年青的南方城市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毕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宋昌亮（湖北枣阳）
　　《金有树之死，一种怎样的悲哀啊！》这篇文章（见本刊今年第５期），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深深地触动了我准备“尘封”的哀思。
　　金有树之死，让我不禁追想起另一件悲痛的壮举：２００２年８月２日河南某地黄河岸边，两位十三四岁的少年在玩耍中掉到河里，有５位青年农民闻讯赶来，连衣服也未来得及脱去，就跳入激浪翻滚的黄河。两位少年得救了，可是有两位农民青年却再也没有回到岸上，六天过去了，仍有一位农民的尸体未打捞上来，为此，村民们找到乡政府请求帮忙打捞尸体，但是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人搭理此事（２００２年８月８日河南新闻台广播新闻）。
　　同病相怜，触此及彼，它更触及了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一次悲痛：在２００１年抗击百年未遇的特大旱情的斗争中，我用自费挖的水井为集体抗旱半月之后，在６月３０日一边抗旱一边维修水井的时候，我不幸坠入十几米深的井下，第十二脊椎粉碎性骨折，造成高位截瘫。从抗旱至事故发生，我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一分钱的抗旱费用，而我自己承包的几亩责任田，也没有顾得上用一滴水，没有插一棵秧，一直被荒废在那里。由于要治病救命，家里又没钱医治，面对几万元的医疗费，实在没有办法，我妻子等人曾数次求到村里，又到镇里、市里求助，一个个都冷若冰霜，置之不理，致使我至今仍是大小便失控，双足反勾无知觉，不能行走，生活也不能自理。四年了，我在悲痛的泪水中艰难地活着；四年了，我生活的地方没有哪一级政府愿意主动出面为我解决困难、承担责任，他们反而还说我是为自己而致残的，与政府无关；四年了，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有一天能给我们农民以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待遇。
　　悲哀吗？难道我们只仅仅是悲哀吗？不！金有树之死、两位黄河青年之死和我抗旱所致高位截瘫，这哪一件不是大公无私的英雄壮举？可是这哪一件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任何认可和肯定。这是一种政治条件的偏见，是一种农民地位的偏见，是一种公民权利的偏见。这不但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的悲哀，更应该唤起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哀思和反省：农民究竟应该处以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如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金有树和黄河两位青年本来都应该成为英雄的，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英雄”是要看出处的，你农民付出的再多，也是成不了英雄的。因为农民不是“小农意识”，就是“弱智、弱志、弱势”……农民是被管理者，被管理者当然也就是随时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的弱者，怎么能给你英雄的称号和待遇呢？所以，就是这个逻辑，农民做了几十年的义务劳动，治山治水，没人承认；农民交了几十年的公益金、公积金和各种摊派没人承认；农民大公无私，见义勇为，英勇献身做出了的行为也没人承认。够了！
　　够了，够了啊！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应该仅仅是悲哀，而应该是悲愤啊！
　　邹权（四川攀枝花）
　　见《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６月芦哲峰先生的《十句话说尽中国历史》，深长思之，狗尾续貂加两句。
　　１、法律条款许多不是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认识中总结出来，它往往是最高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所以又称为“王法”。
　　如：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自以为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者，不承认存在着权力相等的对手，皇权至上，被统治者不是顺民，即是叛逆，犯上，不为君用，就连腹有怨诽的人都要杀掉或抄家灭族。
　　２、读书人学习的惟一目的是成为良吏，以服务统治机器，统治者得以施行单一的奴化宣传教育，使其残酷的统治合法化。
　　如：“二十四史”里的社会精英多的是阴柔逢迎于权势的行径，他们没有人格的独立和做人的尊严。
　　我本善良（××××）
　　如果说《杂文月刊・选刊版》从创刊就一鸣惊人，那么现在她已经更趋于成熟。我总能从每期刊物中读到浓厚的人文关怀，读到饱含哲理、充满思辩色彩和语言华丽的文章。她或许渗透着编辑的理念，我常常想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对社会充满期待，对人生充满热爱，对弱者充满同情，对邪恶充满痛恨，在不断给我们提供丰盛的精神大餐，然而又是怎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每次等待新杂志的心情是如此急切，希望这份杂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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