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与审美倾向的多元悖反_职业价值取向分析
时间：2019-02-11 05:40: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关于《世说新语》的女性形象研究，受男性形象研究的影响，存在着诸多误读。客观地阅读文本，从“德”、“言”、“容”三个角度，解读《世说新语》在两性形象塑造上的不同标准，研究其中女性形象的表现特征，是还原作品创作特色的一条基本路径。
关键词：《世说新语》 价值 审美 两性形象
品读《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读者常会产生一种特异的审美体验：片言只语、玄谈清举集结而成的“残丛小语”的成书形式；逸闻轶事、高操卓行荟萃而成的“名流高士”的个性生活――特殊时代风貌的展现与鲜明人物个性的塑造，在“思无邪”、“温柔敦厚”、“文以载道”的儒家道统思想大一统的传统文坛,堪称前无古人，后乏继者，为中国文学史甚至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关于女性的记载，因其对于女性言行生活的个性化描述，因其在鲜见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学中的独特材质，而受到历来论者的关注与重视。
《世说》中所涉女性可谓众多，相关条目多达131则，女性人物约计360人，其中形象比较突出的至少有56位。而其言行事迹、形象风貌多集中于《贤媛》《溺惑》二门，特别是其中专辟的《贤媛》一门，32条中专门记录了26位女性的事迹，成为后人了解魏晋时期女性言行风貌的重要资料，亦是研究作者塑造女性形象的审美标准与选材角度的主要材料。
然而综观近年来的研究，诸多研究者常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相提并论，认为她们同样是崇尚自由、推重个性的魏晋时代的觉醒人格的代表，是品格独立、言行卓异的时代新女性，甚至将魏晋女性的独特的精神风貌称为 “《世说》女性的名士风神”。这些其实是对《世说》女性形象的一种误读。
自周典《礼仪》中明确“妇人有三从之义”，至汉代班昭自制《女诫》，规定“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历史上对于女性的现实标准与文学范式，基本上在这“三从四德”的规制中，即使是在被称为“人性的觉醒与美的自觉”的魏晋，在被誉为集“名士风度与魏晋风流”之大赏的《世说》中，这种道德标准与审美倾向也一以贯之，具体表现为作品对于男女形象在表现角度、选材标准、情感倾向、审美价值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以“女之四德”中最为重要的“德、言、容”作为路径，分析《世说》对于两性形象的不同塑造标准，不失为一种快速切入本质之路径。
一、德：性情之真率与品德之高尚
儒家所谓的“君子”，是古代士人人格的最高道德标准，《世说》开篇就用“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门呼应 “孔门四科”。然而，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士人们个性的觉醒及价值观的变迁，为魏晋士人人格中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君子品格”迥异的“魏晋风度”，因其多侧面、多角度、立体鲜活地表现了士人们的独特个性，而成为文学史上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
《世说》表现男性人物所用材料取舍的价值标准，与其说是重德行，不如说是重性情，名士们放诞无拘的率真任情、胸能容物的旷达雅量、不营物务的清高洒脱、超脱凡俗的高雅情趣，才是后人万分景仰与无限倾慕的对象，也才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名士风度。
《世说》中谢安谓桓伊“一往有深情”，竹林名士王戎的一句“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堪称魏晋士人的情感宣言，表现了此时士人真情、达情、任情的基本特征―― 一往情深而又率性任真。情之深沉真挚，让士人可以为之生，为之死：荀巨伯在“大军至，一郡尽空”的危难情况下仍守护病中挚友，并愿“以吾身代友人命”；王徽之闻听兄弟王子敬的死讯后，不哭反而坐在灵床上抚琴，却于一月后伤痛而逝；孙楚于王济死后，竟在丧礼上因好友生前喜欢而作驴鸣表达哀悼。士人们可以为亲友的逝去恸至几绝，形销骨立，但其表达方式却千奇百怪，不拘常礼，与日常生活中的率性任情相映成文，彼此映衬：王徽之不惮其烦在临时租所种竹，只因不可“一日无此君”；不惧寒冷乘一叶小舟雪夜访友，却临门不入，只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面对上司询问官衙事务，竟以目望天，答曰“西山朝来，至有爽气”――其潇洒率真、任诞不拘、不营物务、高雅出尘之神韵，令读者仰之弥高，企慕叹羡！
然而此种热烈率真之情，仅限于亲情友情，而绝不关男女爱情。许多人论及此，常以“卿卿我我”为例，证明夫妻之情浓，却故意忽略了王安丰最初劝阻妻子的缘由：“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也无意去探究此篇为何会放在名为《溺惑》的门下；与此相佐证的是，《世说》中唯一表现夫妻之爱的篇目，也归入了《溺惑》一门，荀灿“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而在妻逝后，“少时亦卒”。此种浓烈真情，如果为忠孝义类，定当备受揄扬，然而用于男女之情却“以是获议于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及与此相关的标准，从未有一种根本性的变革，所有的洒脱不拘、率真任诞，都有一个严格的界限――正如男女之大防。同样的界限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儿子为父母守丧时，可以不守常礼：酒照喝，肉照啖，欢宴照出入，且振振有词，并被解说为名士之特立独行；而陈元方母亲因心疼儿子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为其盖上锦被，便被视为孔子都不赞许的行为，“自后宾客绝百所日”。超过了界限便是沉“溺”“惑”乱了。
因而客观地阅读文本，《贤媛》32篇中，用于彰显母仪懿范、忠义美德、刚介气节、见识胆魄的约占三分之二的篇目。如被余嘉锡先生称为具“母仪”的陶侃之母湛氏，在其子作鱼梁吏，以罐装的腌鱼送来时，陶母“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陶母为儿前途的深远之计，贫贱不移、富贵难夺的高尚品质，待人接物、自律教子的大度贤明，无不彰显着传统美德的力量；再如王经之母，理性地提醒儿子：“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王经“不能用”。后官至尚书因事被收时,其母却从容镇定，面无戚容，反劝慰儿子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其远见卓识、其深明大义、其教子忠孝之义、其爱子拳拳之心，堪称“母仪”的另一典范――而听其言观其行，不外乎正统的道德礼义，莫能超越标准的清廉忠孝。
在《世说》中，作者称道的均是持礼守节、端庄稳重的传统标准的女性：如王汝南娶郝普女，只因曾见其取井水时，“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娶后果然“有令姿淑德”，“遂为王氏母仪”；谢公夫人只许丈夫短时间观看婢子的表演，当谢太傅要求再看时，夫人诫之云：“恐伤盛德。”在男性的目光检评筛选之下，“贤媛”多是“儒家女性”的典型，远未跳脱性别规范及四德的框架。远非一些学者认为的，魏晋女性已走向了个性的解放之路。与清峻通脱、栖心玄远的名士相比，女性持家有方、涉世有道、智慧过人、德行高尚，其影响力，多是为人妻母者，经由对丈夫、儿子的规谏辅佐而发挥出来的；在教子相夫、持家佑主中实现了其人生价值，达成了其“贤淑贞良”的本质。
二、言：玄远之清谈与劝谏之箴言
魏晋之际，清谈之风大盛， “谈玄论道”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甚至成为士人的一种重要生活内容与生存方式。机锋嘲谑中所显露出来的士人们的语言才华，亦成为表现魏晋士人独特审美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世说》中有诸多名士具雄辩的口才：“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泄水，注而不竭”、“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后进领袖”，这些才华受到世人诸多的赞誉与倾慕，如美男子卫 就是一个玄谈高手，他“少有名理，善通老庄”，其清谈让人甚至“绝倒于座”。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再如王羲之原本不理会支道林，后听其讲论《逍遥游》，“才藻新奇，花映烂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士人们虽然“大言炎炎”，但很多时候，并不涉国政家事，他们欣赏的，常常是发言清远、语藏机锋的谈玄论道之语，是其中表现出的机智、诙谐、慧心、见识、品性等，是说者与听者的智慧博弈与悠然神会。这与书中记录的部分女性长于应对、能言善辩的初衷，有诸多不同。若细加领略，不妨阅读其中的一些典型条目：面对赵飞燕的谗言，班婕妤从容应对：“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其言合情入理，逻辑缜密，富思辨性与说服力；许允妇因奇丑被新婚丈夫嫌厌，诘问丈夫 “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其言不卑不亢，机锋敏锐，具层次性及论辩力；王右军夫人面对朋友“眼耳为觉恶不？”的询问，朗然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真实自然而又言近旨远，表现了其不俗的见识与达观的心态，凡此种种，确实表现了这一时期女性特有的才思与性情，然而与魏晋士人的言谈相比较，与其他篇幅更多的论事说理的女性言谈相联系，我们就会发现，称魏晋女性的言语慧辩，是女性自觉意识与对抗传统的表现，似为不确。探究其深义，此类型女性的言语机锋并非仅仅为了出言讥讽或逞口舌之快，而是透过聪慧敏黠的辩辞规谏夫婿、兄弟及保全家族，保全自己应得的地位与尊严，仍是附属于男性及家庭的角色
扮演。
特别是其中占了大部篇幅的劝谏夫婿、子女的言辞，句句掷地有声、发人深省，字字关涉现实、规制行为，是女性才思与道德的综合体现。如陶侃母书信责子，王经母劝慰儿子――其教子以至理，其劝子以深情，其言可信，其情可感，情理相得益彰，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与名士们发言玄远、任性挥洒的闲谈不同，女性的言语反倒是合乎“道统”的中规入理、明辨是非的劝世箴言。
三、容：灵秀之至美与持重之素朴
在重德行尚仁义的传统价值观中，对于形体美的认知及表现，常依附于伦理道德，以至于被故意忽视。因而在《世说》之前及之后的作品中，鲜少专门品评男性容貌仪表之文字。而《世说》一书中，男性形貌之美，前所未有地获得了独立与全面的表现，作品甚至专辟《容止》一门，表现男性的容貌行止之美。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男子，如卫 、潘安、王衍等，书中皆有正面的表现。所谓风流名士，多有风姿特出者：如竹林名士中的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而诸如“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等，极尽自然界之美好事物，象喻名士们的美好风貌，突出其超凡出尘、潇洒飘逸的纯美姿态。
此外，关于人物相貌的品评，还有诸多细节的描写与刻画，如写“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凸显了男子肤色之动人美白；如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形象地描画了人物眼眸之灼人神采。
其中亦不乏“写丑”之条目，如写“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写“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写卫洗马 “居然有赢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但其目的则是为了突出人物的特殊神采：刘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悠闲自在、不修边幅的名士风范；庾子嵩“颓然自放”的和顺自然、纵情放达的随性样貌；卫洗马多病纤弱、我见犹怜的另类柔美等，不一而足，为读者呈现了男性美的多姿多彩，也表现了魏晋时期人物表现与审美的多元性。
对于男性的“俊爽有风姿”，《世说》可谓敞开心扉尽情欣赏，不吝笔墨随意挥洒，其描摹之细腻，刻画之形象，用语之生动，方法之多样，神态之毕肖，点睛之妙，传神之笔，简洁之中回味丰厚，令人物之美跃然纸上。论者多据此认为，在文化多元化的魏晋时代大背景下，晋人开始以人自身的形体为审美对象,这是人性觉醒的表现，是人对自身认知的全面开始，然而笔者认为，此种认知与对人物的表现，仅限于自命风流的士大夫，而不包括记入书中的女性。这从《容止》一门中全为男性描写便可略窥一斑。
细读之下，书中所涉女子，绝少正面的仪容体态描写，即使写到历史上著名的美人，也多为一笔带过，如写王昭君“姿容甚丽”，写魏甄后“惠而有色”，实有“轻描淡写”之嫌，抽象的用词，使人物美貌反而模糊不显，形尚难具，何谈神韵？即使写到女性容貌，也远不及写美男子的夸饰，因而与男性美的着意表现相比较，《世说》更看重的是女子的从容淡定，淑良稳重。
书中正面品评女性的文字，当推济尼对谢道蕴与张玄妹的评价：“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诸多论者多以此为据，证明魏晋时期的女子具有与男子一样的风韵之美，孰不知正是此种多用于男子的烂熟之词，恰恰证明魏晋文人心中，女子虽有别样之美，却是不足以获得独特称誉的。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因红颜早逝而让素不相识的阮籍“径往哭之，尽哀而还”的兵家美女，正面却未着一笔，因为作者真正要表现的，不是女子如何之美丽，而是男子如何之任情――此处的女子，如其他多处的女子一样，只是凸显男子的底色罢了。
两性形象塑造的巨大差异性，根源于作者特定的价值观及审美观。许多研究者，或受《世说》研究惯性的影响，或出于对《世说》人物鲜明个性的偏爱，或缘于对文学历史长廊中鲜见女性形象的珍惜……难免出现一些认知上的偏颇，文学研究的多元角度，会为文学研究带来多层次的探求，但归根结底，只有综观文本、时代、历史，才能全面客观地把握作品的意涵，更需在其根基之处――价值取向与审美倾向上做些思考。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2]余嘉熹．世说新语笺疏[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
[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作 者：张洪波，文学学士，东北财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 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