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 拯救“头羊”:艾青评《画梦录》的启示
时间：2019-02-11 05:45: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艾青的诗歌主张与其诗歌创作实践一脉相承。在他的诗歌批评中，对何其芳《画梦录》的评论尤值得关注。，艾青主张诗人必须直面人生和生活的苦难：诗要教育人民怎样感觉与怎样思想。作为社会群体的代表人物，诗人同样需要引导，乃至拯救“头羊”。艾青就这样在诗歌评论中，同样体现出批评家的大家风范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关键词：艾青 诗歌批评 批评家 大家风范 公共知识分子 社会担当
作为诗歌批评家的艾青，写了数量不少的诗评，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些诗评中，我们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何其芳《画梦录》的评论。1939年6月，艾青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了《梦・幻想与现实――读(画梦录)》的长篇论文。在艾青眼中“何其芳的这个美丽却又忧郁的集子，几乎全部是他的‘倔强的灵魂’的温柔的、悲哀的，或是狂暴的独语的记录，梦的记录，幻想的记录”。“然而我却辜负了作者，我的耳边不停地传来人世的嚣喧，如生活不美丽的叫喊，为饥饿与战争而死亡的惊人数字。”艾青着重剖析了何其芳的散文诗《墓》：“他有太深又太嫩的爱。不消说，它是属于我们旧传说里的所谓‘情种’一样的人物，他会学着维特的口吻说着：‘假若没有美丽的少女，世界上是多么寂寞啊。”“‘何其芳有过刻骨的相思，留恋谁家少女裙裾一角的飘动，会撩乱他可怜的心――他把糖果式的爱情看作生活的最高意义，他以白日的梦，璀璨的幻觉来维系自己认为是多余的生命，把自己紧闭在黑色的门里，听自己的那些独语赞美者，但我却不能轻易地唱和，这是一册‘杰出的书’。”艾青接着剖析：“何其芳没有勇气把目光在血腥的人世间滞留过片刻，他永远以迷惘的，含有叹息的，无限的哀怨的眼睛，看着天上的浮云，海上远去的船帆，空中掠过的飞鸟，把思绪寄托于飘忽，捕捉闪影……他无法解释那现实带给他的恐慌，于是他沉浸于梦、幻想，一面又慨叹自己之不能生活在异邦的骑士时代，红墙黄瓦的宫阙里，而赓续着廉价的感伤。”“何其芳有旧家庭的闺秀的无病呻吟的习惯，有顾影自怜的癖性，词藻并不怎样新鲜，感受兴趣都还保留着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他之所以在今日还能引起热闹，很可以证明那些旧精灵的企图复活，旧美学新起的挣扎和新文学本质的一种反动。”
应该说，艾青对《画梦录》的看法是切中肯綮的。《画梦录》成书的年代正是我国多事之秋。20世纪30年代几乎连年发生的水旱灾害，使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及其对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加之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步步加深，更使苦难的中国农村雪上加霜，此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30年代的中国农村步入极度衰落与崩溃之境。乡村严重危机，民族严重危机，中国利：会、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存续问题。然而何其芳却陷于他的梦幻的“独语”而不能自拔。然而，《画梦录》一经问世，却引起当时文坛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波。此书1936年出版，次年即获《大公报》文艺奖。评选委员会说：“在过去，混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市场上曾走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造，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评选者显然是着眼它的艺术性，即人们之所认为的“美文”。司马长风说：“何其芳的散文不止词藻精致诗意浓，最大的特色是确立和提高了美文的格调……抒情文――美文是散文的正宗，叙事文次之，这是必须确立的一个原则……何其芳把抒情文当作完整独立的艺术，确立和提高了抒情文的地位和格调。”
艾青的文章发表后，1940年2月的《文艺阵地》上，何其芳以《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答辩文章。随即引起了文学史上一场艾青与何其芳的著名的艺术论辩。
现在看来，《画梦录》所表现出来的忧郁、苦闷和向往是一种时代病。虽然何其芳是从自我出发，但实际上却是代表了“一群”，这是一批不愿自甘堕落，更不愿同流合污。但又暂时没有转向革命的青年。由于不是写实，因此“梦”就这部诗文集的主要特色。我们知道，梦是人在无意识情况下出现的景象，它可以冲破习俗与道德的规范，表达出那些无法用简单的概念说清楚的内心“黑箱”，对这样的“梦”，何其芳在《再版编者题记》中自我阐释道：“旧式绘画小说的画梦者，大抵是这样一套笔墨，头倚在枕头上，从那里引出两根缭绕的线，像轻烟渐渐向上开展形成另一幅景色。作者自谦地说：他画梦的手法不外如此，一个一个的梦，有时像一朵白色的花轻盈地飘满地上，有时又像一滴雨幽凉地滴进梦乡，或则郁结苦闷，如大江之岸的芦苇，空对东去的怒涛，或则洪亮，仿佛从梦里惊醒了的钟声，思索着人的命运。”因此《画梦录》受到这样一群人的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究竟如何看待那个时代特别钟情于《画梦录》的“一群”呢?从社会学角度说，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中，先进的、落后的群众数量始终是少数，而中间群众占大多数，他们是最大群体。何其芳实际上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正如人们所说的羊群效应，头羊往哪里走，后面的羊就会跟着往哪里走。美国社会学家伊文・戈夫曼认为社会上的人群如同“戏剧”舞台上的演出，背后隐藏着强力的剧作家，他为某种场合指定某种角色。这个“剧本作者”就是社会体系。有识之士都会看重这一群人，因为他们的转向会决定社会的稳定与动乱，兴衰与荣辱，必须对他们采取积极的引导态度。社会学家认为个人首先是一定社会角色的承担者，作为一定群体的一员，不仅在这一特定的群体内部，同时也在这一特定的群体与其他特定的群体发生关系时，都扮演某种角色，而作为主角的演员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由于时代的差异，每个时代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群所表现的追求也是有所差别的。如今天，由于流行文化的盛行，众多青少年乐此不疲，沉湎其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不无担忧地说，这样的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的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思考”。尼尔・波兹曼指出：后现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娱乐文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网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文化的严谨和思想的深刻，正由娱乐的快餐文化所取代。在这样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小沈阳”们一夜走红并不奇怪，但令人担忧的是，当他的以搞笑为终极目的的娱乐艺术成为影视媒体的主流时，它对我们青少年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们同样是我们必须引导的人群。
所以，必须引导乃至拯救“头羊”!
《画梦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李广田说：“……其次是诗人的散文，如何其芳等人的作品，有一个时期，这一类散文产量甚丰，简直成了一时风气。”迄今，《哂梦录》仍有着草蛇灰线般的影响。然而在艾青看来，这种影响无疑是消极的。在艾青的诗论中，他一贯主张作为诗人，他的作品必须直面人生，即使面对苦难也要认识到：“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社会里，人类为摆脱苦难而斗争”，“诗不但教育人民 应该怎样感觉，而且更应该教育人民怎样思想。诗不仅是生活的明哲的朋友，同时也是斗争的忠实的伙伴”，“诗人不仅应该是社会的斗士，同时也必须是艺术的斗士――和恶俗斗争，和无意义的喧吵斗争，和同时代的坏的倾向、低级趣味、一切不健康的文字风格斗争……”艾青的诗歌主张与其诗歌创作实践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回顾艾青与何其芳的这场争论，可以说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艾青通过批评何其芳《画梦录》，表达了对游离于现实生活的梦幻般的文风的抨击，同时也促进了当时很多作家与诗人的转变和进步。其实，艾青的主张与世界上许多著名理论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皮萨列夫说：“诗人――如果不是伟大的思想斗士，大胆无畏，无可指摘的‘精神斗士’，像亨利希・海涅所说的那样，便是渺小的寄生虫。”别林斯基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己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都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的喉舌。”
艾青正是从“拯救头羊”的角度看待何其芳《画梦录》潜在影响的。1937年6月23日，艾青在《好消息》一文中对转变后的何其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当我这篇文章写完不久，我从七月号的《文丛》上读到那篇想是作为何其芳的另一个集子的后记的《刻意集》，我发现了他寂寞的灵魂在它探索的中途到了一个可喜的转机：何其芳已感到而且不再隐瞒那‘现实的鞭子’了……这种转机将使何其芳由阴郁到明朗，由难解的愁苦到光辉的希冀，由孩子气的虚无主义到成人的责任感，他将注目现实而信任未来是无疑的。这种转机使他的对于文学的见解有了和以前在创作上所实践的互相矛盾的新的结论：诗，如同文学中别的部门，它的根株必须深深的植在人间，植在这充满了不幸的黑压压大地上。把它从这丰饶的土地里拔出来一定要枯死的，因为它并不是如一些幻想家或逃避现实者所做定的一棵可以扎根生长并繁荣与空中的树……是的，何其芳将结束了空灵的冥想，谢绝了寂寞与疲乏的叫喊，他已‘震惊与辗转在饥寒死亡之中的无边的呻吟’，他已发出如此清醒的呼声。”艾青语重心长地说：“我谨以同时代人的赤诚期待何其芳的当作‘还击到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的鞭子的新的歌唱!我快乐我有这期待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何其芳来到了延安，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与此同时有更多的青年来到了延安。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说：“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带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乐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艾青对《画梦录》的批评虽然尖锐，但却语重心长，难能可贵的是在它背后寄予浓浓的期望，一旦有了转变就给予鼓励而不是“骂杀”与“捧杀”。鲁迅就强烈地反对文艺批评中的“骂杀”与“捧杀”。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鲁迅认为“骂杀者”是那种说“英雄是娼妇”的人；与之相反，“捧杀者”则是“举娼妇为英雄”的人。
艾青就这样在诗歌评论中，同样体现出批评家的大家风范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