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史简编 [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
时间：2019-02-13 05:32: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兼谈美国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我国研究美国史的专家黄绍湘教授，以六十多岁高龄，倾多年心力，写成了六十多万字的新著《美国通史简编》(以下称《简编》)，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八十年代第一春美国史研究园地上开放的一朵鲜花。
《简编》距她的前著《美国简明史》(以下称《简明史》)出版已相隔二十七年。这二十七年，对一位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的老学者来说，既有欢乐，也有忧伤。前著《简明史》完成于建国初期。作者自己说，“是一个尝试”：尝试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采用当时美国的一些新史学家，如威廉・福斯特、菲利浦・丰纳、詹姆斯・艾伦、赫伯特・阿普特克等人的论点来分析和阐述美国史。这本书在五十年代对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作者没有满足于她已经达到的水平，多年以来就决心要写出一本更充实的美国通史来。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在1973年动笔撰写新著。在进行写作的那几年――1973年至1976年，正是“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最猖狂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她失去了写成这本书的信心，写作进展迟缓。粉碎了“四人帮”后，她终于一鼓作气地完成了这部巨著。
这位老学者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处处为读者着想。《简编》后面附的索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我国出版的著作中，很少附有索引(在外国出版物中，索引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黄绍湘同志为了方便读者，决心编制索引。她对汉语拼音不熟悉，花费了不少精力，克服困难，做了大量卡片，亲自动手编出了比较完善的汉英对照的索引。“参考书简明介绍”这一附录，也是本书特点之一。作者不只是列出她所使用的参考书目，而是逐一作出评介，帮助读者进一步去探索和研究。
《简编》有它自己的严谨体系，论点前后呼应，贯串始终，与“四人帮”年代问世的某些东拼西凑联缀成篇的出版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撰写美国史首先就要碰到美国历史分期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美国有没有古代史？有的人认为北美印第安人早期的历史就是美国的古代史。
黄绍湘认为：北美洲是古老的印第安人长期生息的大陆，但是绝大多数的北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正当北美洲印第安人以缓慢的速度，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前进的时候，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北美洲，打断了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发展进程。现在的印第安人是美国的少数民族。她认为北美印第安人早期的历史，不是美国的古代史。为了详细阐述这一观点，她写了一篇题为《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不是美国的古代史》长约万字的专文，已收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辑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
美国近现代史怎样划分？
有的同志主张以美西战争作为现代美国出现的起点，因为这次战争是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
还有人主张以十月革命为标志，主要理由是为了与世界史分期一致起来。但是，十月革命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到底有多少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也有人主张以南北战争作为近现代美国史分期的标志。在这次战争后，开始了现代美国的历史，美国资产阶级夺取了全国统治权，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迅速发展的过程。
黄绍湘同志在前著《简明史》中，把南北战争结束后作为“现代美国出现”的一个起点。
在新著《简编》中，作者没有采取近现代分期的结构，而是把从十七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百多年的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殖民地人民摆脱英国殖民压迫和建立美利坚联邦制国家的过程，其中包括北美印第安人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斗争，黑奴制度与奴隶买卖，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独立战争。
二、十九世纪前半期美国北半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南部蓄奴制种植园经济的日趋巩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尖锐矛盾发展成内战。这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美国资产阶级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两党制在这个时期内确立下来和趋于巩固。美国向西部的大举扩张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
三、自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过程迅猛异常，用了大约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转变。以美西战争为标志，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四、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到五十年代初，霸主地位开始动摇。
《简编》包括十章三十五节，要言不烦地论述美国上述四个阶段的历史。读完全书以后，对美国三百多年的历史，从殖民地时期，以及共和国诞生、成长、发展和从顶峰开始跌落的过程，获得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全书脉络分明，论点明确，尽管某些论点在国内史学界还有不同看法。
近两三年来，国内史学界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对过去许多问题，包括长期以来视作理所当然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质疑，展开了争鸣。这本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活跃这种学术讨论。下面打算简略地提两个在学习美国史(包括黄绍湘同志的两本著作)时碰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一个是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一个是历史事件评价。
写历史的人都要面对一个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黄著区别于资产阶级史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简编》序言第二页)。在资产阶级著作中遭到忽视或歪曲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人物，作者以满腔热情对他们的事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评介。这些人包括著名的废奴运动战士约翰・布朗、道格拉斯，美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魏德迈、左尔格，美国工人运动杰出活动家巴尔逊、德布斯、鲁登堡、福斯特等。历史人物还包括资产阶级著名政治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些人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能忽视。黄绍湘同志在前著《简明史》中曾以对美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处理方式引人注目。在该书的目录上，可以看到从杰斐逊到罗斯福的许多政治人物的名字，对这些人物的藏否褒贬是否适度，是另一问题，但至少很便于查找。在新著《简编》中，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有了改变，许多人的名字在目录中找不到了，对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杰克逊、林肯，采取了小字号的脚注形式加以介绍。这些脚注并不是三言两语，而是费了功夫的，可是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要避免突出这些资产阶级领袖人物，以免为他们树碑立传之嫌。但是这是不是最妥当的处理方式呢？
如何处理历史人物，是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相联系的。写美国独立战争，如果不把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放在历史的中心位置，那就等于我们写辛亥革命而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当作龙套或配角一样难以令人理解。同此，南北战争的中心人物是林肯，而不是约瑟夫・魏德迈。第一次大战时期美国中心人物是威尔逊，而不是德布斯。第二次大战时期美国中心人物是罗斯福，而不是鲁登堡。不管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的作用是比较积极的或非常消极的，这些人事实上是处在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中心地位。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应该大胆地去写。
下面简单谈谈对看法比较分歧的关于罗斯福的评价问题。国内研究罗斯福并非从今日始，但是进一步掌握和研究有关材料，提出不同评价，那还是最近的事。对于罗斯福的主要对内政策――“新政”，长期以来的传统看法是彻底否定，理由是“新政”以改良主义的措施挽救资本主义。这当然是事实。罗斯福本人也一再宣布这就是他的目的。美国的著名新闻记者约翰・根室对“新政”下了一个定义：“那是一些没有骨气的自由派为了那些失魂落魄的资本家而去拯救资本主义的一种企图”(《美国内幕》英文版，1012页)。这也正是我们评价“新政”的出发点。因为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美国总统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来。至于认为“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对于美国无产阶级因严重经济危机而不断掀起的反抗斗争，起着压制和阻碍作用”的说法，那就可能引伸出另一种观点：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越反动，越能促进人民的革命意识，对人民越有利。但是，美国当时还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面对着1929―33年经济大危机，不是以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和相应措施(如“新政”)来摆脱困境，就是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发动政变来解决问题，如三十年代初的德国那样。美国人民是反对走法西斯道路的，“新政”顺应了人民的需要，因此，它完成了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崩溃的任务，从而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获得了一席地位，难道不能认为“新政”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吗？
对于罗斯福的对外政策，不同的看法集中在他与绥靖政策的关系上。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在外交上与英法沆瀣一气，策划、推动德意反共、反苏，说英法美企图以出卖捷克为代价，换取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祸水东引”。当然，这是绥靖政策的实质。问题在于，把三只蚂蚱拴在一根线上，符合历史实际吗？罗斯福对慕尼黑协定起了默许甚至纵容的作用，但是他与张伯伦、达拉第等，不论在所处的地位上，或是动机上，都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一丘之貉。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发表了一些各抒己见的文章，可以期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上面谈的是有关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下面再简单谈谈历史事件评价问题。当然不可能全面涉及，只谈两点：与拉丁美洲有关的门罗主义，与中国有关的中美关系。
门罗主义是一个使我国史学工作者捉摸不定的问题。黄绍湘同志在前著《简明史》中，认为1823年门罗总统发表的门罗宣言，“公开抨击欧洲反动派干涉拉丁美洲国家，反对欧洲专制国家把他们的专制政体输入美洲”，因此，当时“它还带有一些进步性”(《简明史》，第107页)。在新著《简编》中，作者认为“尽管它打着反对神圣同盟武装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独立的漂亮旗号，实际上却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幌子下，宣布拉丁美洲国家隶属美国霸权主义的范围”(《简编》，第136页)。这里不禁使人产生一个疑问：门罗提出这个宣言时，美国经历了两次反英战争，距离第二次反英战争(1812―1814年)还不到十年，在这次战争中，连华盛顿也遭到英军火焚，损失很大，全国人口刚过一千万，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很弱小，它凭借什么来宣布拉丁美洲国家隶属美国霸权主义势力范围呢？后来随着国力增长，扩张野心也日益炽烈，门罗主义成了它欺侮、侵略拉丁美洲的工具，但那是后话。如果说门罗宣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霸权主义宣言，根据是不是充足呢？因此，有一些研究美国史的人，包括笔者在内，倒是赞同黄绍湘同志二十七年前的观点的。
关于中美关系史，长期以来是与美国侵华史等同起来。中国人写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是一个重要课题。怎么写？还是按照过去的套套来写吗？现在史学界和读者中都产生一个疑问：二百年的中美关系史，一开始就是美国侵华史吗？1784年美国一艘叫做“中国皇后”号的多桅帆船远航到了广州，成了美中通商的开端。如果把这条三百六十吨的帆船当作美国侵华的一个信号，或者说是“商业掠夺”，使中国添增了一个“新的劫掠者”，道理好象讲不过去。当时美国是一个经过了两次战争的寡民小国(领土等于现在的十二分之一，人口等于现在的二十四分之一)，而中国正处在乾隆盛世，当然谈不上美国派帆船一只来掠夺中国。可不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建国后，一直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关系不论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正常的平等关系。1844年美国泰勒政府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新败之机，胁迫清道光政府签定望厦条约，成为美国侵华的嚆矢。但是，在这以后的中美关系史，也并非按同一模式一贯到底。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是有起伏的。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中美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还是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同盟关系。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可是写历史时，却难以这样下笔。因为在战后，杜鲁门政府执行援蒋反共的政策，还发动了侵朝战争，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这样一来，罗斯福政府执行的对华政策也打上了反中国人民和反共的烙印。于是乎，中美关系只能谈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又只有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这三位确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可是仅此三位，岂不太少了一点。事实上，当然不止这三位。比如，很多中国人还记得一个名叫史迪威的美国陆军上将，二次大战时，他当过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因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1944年11月被蒋介石撵回美国。从他抗日时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来看，似乎够得上称作朋友(他曾一再要求蒋介石把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几十师蒋军调去打日本，也曾力主把美国援华物资公平分配给所有抗日军队)。可是由于他是一名美国上将，按阶级属性，自然难以算作中国人民的朋友。因此多年以来，他根本不可能作为朋友被提起了。前些时候，看到《人民日报》国际副刊(1979年7月22日)登出一篇老记者金凤访问史迪威的女儿的一篇短文，其中称史迪威为“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看来，史迪威在中国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问题不在于史迪威这一个人，而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美中关系，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死材料，访问活见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侵华，不能说成友好，不是侵华，就不必算入侵华账内。某一时期侵华就照实写下，另一个时期没有侵华(或者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而形成了同盟关系，如抗战时期)，也应该老老实实地照实写。这样才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写历史的人至少可以自圆其说。
喜读黄绍湘同志新著之余，把读后感以及平日学习美国史时的一些想法，拉拉杂杂地写出来，为的是希望得到黄绍湘同志和其他史家的指教。但是我这篇短文的主题是向对美国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推荐黄绍湘教授这本功夫很深的巨著――《美国通史简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