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到红岩与重返延安]延安红岩

时间：2019-02-19 05:36:0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从1944到1945年11月这一年多时间里，我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四川大学读书。这时，大后方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四川各大学中成立了秘密的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我是在李相符教授指引下首批参加民协的骨干。李相符教授是民盟领导人，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特别关心我，还有另一个原因。
　　1944年暑假后，大约是10月或11月，有一天，李相符教授派人到女生院找我，叫我马上去他家。我以为是有关民协的什么事。去到他家，一进门就看到，南方局的华岗在座。我曾跟他一起在南方局休养，是很熟悉的。
　　华岗对我说，领导上要他来看看我，还给我带了些钱来补贴生活。还说，以后有什么事，可找李相符教授，请他指导。我谈了些学校的情况后就告辞了。
　　回到女生院后，我感到有些纳闷：我是刚从南方局回成都来的，生活补助费用也带上了，为什么华岗又要来看我？这算不算是帮我跟李相符教授接政治关系？但他和李相符对我的谈话中都没有使用组织联系的暗语。
　　这以后，李相符教授对我的活动就特别关心。川大民协的领导骨干中，没有给我具体分工，我也不是校际代表。但是到华西坝各学校活动我都参加了，还参加了以信教名义组织的“团契”活动，城内燕京大学的活动我也去参加，甚至外国友人家中的活动我也去了。因为在南方局参加小整风时，领导对我有这样的指示：“有条件有机会可以大胆开展活动”，我就是按这样的精神去做的。
　　抗日战争胜利了。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们这些在大后方隐蔽了多年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群众，一时都有些头脑发热，以为真正的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在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之后，我们就急急忙忙发展进步组织，秘密的民主青年协会也扩大了许多。成都一些因抗战内迁的大学都在准备回到收复区去，许多同学有的已投奔我们的解放区了，还有的准备到收复区去开展活动。我这时还在四川大学读书。秋季开学，学校进行学生会改选，我积极参加了川大新一届学生会的选举活动，支持一些进步同学竞选，在大操场搞宣传，用喇叭大讲“施政纲领”，和国民党、三青团的喇叭对着干。在大饭厅举行的辩论会上，当双方辩论处于僵持状态时，我头脑发热跳出去参加了辩论，从精神上鼓舞了进步同学，我们把国民党、三青团的学生赶出了饭厅。
　　大约在10月底11月初，我正在频繁的活动中，一天，李相符教授找我去，命我当天立即转移，说是国民党军警要进行大搜捕，有可能今晚就会进校抓人。我已上了黑名单。他冷静而平和地告诉我：今晚先回家，明天一早到某某公司，找一位车队负责人，乘他们的车回重庆。
　　这个消息很突然。我本来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手头还有些传单没有发出去，但是都来不及了。我按照李相符教授的安排，第二天找到那位车队负责人张松堂（他是民盟的老盟员），乘车到了重庆。
　　抗战八年，我这是第四次到红岩。这次在红岩时间很短，听了不少有关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故事。南方局已经有些人到南京筹建办事处去了。原来与我谈过话的孔原、荣高棠等领导都没有见到。
　　这次是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跟我谈话，我见到她就习惯地称她“钱妈妈”。她单刀直入地对我说：“你已经暴露了，留在国民党地区不适合了，组织上要你回延安去。”她还说：“你很会活动，但还缺乏锻炼，还要好好学习，提高水平。”
　　我到红岩后，就已听说延安的大批人员都开赴华北、东北等地去搞接收了，我原来呆过的自然科学院，肯定也都走了。我问了一句：“我外祖父（徐特立）还在延安吗？”钱瑛笑了：“到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去接收，都是部队和许多年青同志，你外祖父当然没有走。”接着，她又盯着我，调皮地笑道：“你是否还想知道‘教授’一家走了没有？‘教授’因为生病，他一家还在延安。”
　　钱妈妈这样一说，我顿时感到脸上发烧了。她说的“教授”，就是抗战时期四川有名的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三位“红色教授”中的黄松龄。他于1940年到延安，毛主席称之为“教授”，其他同志也都称他为“教授”。他的大儿子黄墨滨，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我们相恋了。但我因病离开了延安，离别四年多，不通音信，谁也不知对方有什么变化。没想到组织上对我这个单个活动的普通党员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想念在延安年近古稀的外祖父，当然也想知道“教授”一家的情况。钱妈妈和蔼地对我说：“有机会一定让你尽快回延安！”
　　11月下旬，机会真的来了。周恩来副主席要回延安汇报有关国共谈判的情况，派来了两架美国军用飞机，周副主席坐的是一架小型飞机，另一架较大的可以坐16人。我有幸乘上了这架飞机，同机的还有徐冰（邢西萍）、张晓梅夫妇，还有叶挺将军的两个儿子叶正明、叶华明。他们那时只有十三四岁。另外还有一些办事处的同志。我们兴高采烈，一路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外祖父派他的秘书也是我的舅母徐乾坐吉普车来接我。啊，多么大的变化！过去我在延安老是爱骑外祖父的小白马，现在坐上吉普车了！
　　外祖父看到我健康地回来，很是高兴，他说，在大后方搞学运，得到了锻炼，但你还是很幼稚，还缺了延安整风这一课。
　　随后，我就按组织的安排进中央党校参加了有关土改政策的学习。黄墨滨从自然科学院出来后，已经分到军工部工作，这时也进了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又成了“同学”。近五年的别离后，我们又走到一起了。我俩经过组织批准，组织上还分别征求了双方家长的意见，然后给我们举办了一个庆祝的婚礼。我们当年“抗战不胜利不谈婚嫁”的誓言，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外祖父给我们的新婚纪念册首页上题词：
　　夫妇之关系，建立于情感，巩固于理智。
　　学习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乃坚固不拔之基。
　　你们以夫妇关系建立在同志关系上，前途是光明远大的。
　　中央党校领导要我写一个关于大后方城市学生运动的情况报告，这真是赶鸭子上架，我知道的只是一些片断和局部呀！幸而得到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的黄文清的帮助，我才凑成了一个报告提纲。
　　说起黄文清，他原名黄寿金，是四川大学学生，他是丢失了党组织关系，到延安后重新入党的。在川大我们就很熟悉，有来往，他常到李相符教授家去，那时他是民盟盟员。学运情况，他知道的比我多。有了他的帮助，我们这个报告得到了好评。
　　组织部有一个城市工作组，我也被吸收参加这个组不定期的学习讨论。这个组有很多老同志，像刘宁一、帅孟奇、张越霞等。使我得到很多教育，对城市工作也有了许多了解。
　　（本文作者所写的前三次到红岩的回忆，载本刊2005年第五期和2006年第二、第五期。）
　　责任编辑何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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