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日寇总领馆的毒酒案]常州毒地案
时间：2019-02-21 05:29: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39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对中国平民兄弟，怀着满腔怒火，在日军驻南京总领事馆对日寇展开了毒杀行动。这段尘封的历史故事惊心动魄，令人荡气回肠……
引子日寇总领馆发生毒酒案
1939年6月10日晚7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在其官邸举行盛大宴会，隆重招待日外务省次官以及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头目。另外，汪精卫伪政权中的几位政要也应邀参加。
堀公一深知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引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正不断高涨，抗日方式绝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故他对这次宴会的安全工作十分小心。当他确信宴会万无一失时，才下令“开宴”。
不料宴会刚开始，忽闻有人怪叫：“酒里有毒!”立时举座皆惊，宴会乱作一团。堀公一命令书记官对酒宴用的陈酒彻底检验，又急令医院速派医务人员赶来抢救。约过了15分钟，陆续有人喊身体不适，且口齿不清，步履蹒跚。既而有人倒地，赴宴的人几乎都呕吐不止。总领事馆里混乱不堪。两个贪杯的日本书记官中毒甚重，当晚毙命。此事震惊日寇，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群情振奋。
1939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敌外务省政务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沪赴宁，敌驻宁总领馆于十日晚七时设宴欢迎……计二十余人。所食黄酒中为暗置强烈毒质，敌伪畅饮后立即中毒，均晕倒地上，一时秩序大乱。”
6月18日的《中央日报》报道称，仍有人“中毒甚深，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毒酒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日寇即开始了野蛮的侦破。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两个中国仆役詹氏兄弟身上。那么，詹氏兄弟又是何许人也？
当卧底为国效力
詹氏兄弟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大哥詹长炳，弟弟詹长麟。他们都在总领事馆为日本人做仆役。弟弟詹长麟15岁时加入国府警卫旅，曾随军开赴上海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1934年的一天，詹长麟经人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很快便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一个神秘男子把他叫到鼓楼旅舍的4号房间。詹长麟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时，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我叫赵世瑞。”神秘男子单刀直入，“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詹长麟听了大吃一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中国的情报部门。让他搜集日本的情报，就是让他当间谍，做卧底。
赵世瑞摸出手枪，放到桌上：“我们了解你。你原是中国军人，打过日寇，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了你，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当仆役，同时成为我们的情报员，为国效力；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赵世瑞的话尽管直接，但句句都说在詹长麟的心上，詹长麟岂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早就想再次投军报国，但苦于没有机会。听赵世瑞一说，他立即表示，愿意当卧底，为国效力。
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的“卧底”，代号65，化名“袁露”。
送情报智勇双全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高层来往信件甚至是绝密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他都默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每碰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詹长麟就偷偷带回家，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抄录，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他做了个假邮戳，盖在信封上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没露出过破绽。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长麟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她把詹长麟写成的情报插到关公塑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或者取出上级的指令，带回去交给詹长麟。这样的工作是在日寇眼皮底下进行的，母子俩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但他们无一日间断过自己的工作。
一天中午，总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在休息，詹长麟就悄悄摸进了总领事的房间。他先翻了翻废纸篓，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检查。突然，门外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詹长麟并未惊慌，熟练地关上抽屉，装模作样地拿抹布擦桌子。进屋的是副领事，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立刻生了疑心。他眼露凶光，逼视着詹长麟，突然“啪”的一声，一个重重的耳光落在詹长麟的脸上。詹长麟又惊又怒，但咬了咬牙，直挺着没动。副领事也没抓到什么把柄，怒冲冲转身离去。詹长麟悬着的心才落了地，长舒了一口气。
1936年2月起，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配合默契，搜集日本人的情报工作悄然进行着。
杀日寇宴会投毒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接踵而至，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成为人间地狱。国难当头，詹氏兄弟的小家岂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甚至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家恨国仇和长期在日本人压迫下的悲愤交织在一起，怒火在詹氏兄弟心底燃烧。
但兄弟俩还要继续潜伏下来刺探情报，又必须回到日本总领事馆做仆役。虽然身负家仇国恨，兄弟俩却明白，自己赤手空拳，如果和日本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们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加紧刺探情报。但心里已经不再满足于日常的情报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给日本人致命一击，报仇雪恨。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詹长麟立即把这一情报向上级报告。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并邀请大批军政要员。詹长麟兄弟俩复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宴会的准备工作很快开始，詹长麟被日本人分配去为宴会买酒。而投毒行动也同时在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行动如果失败就与日本人同归于尽。对于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复仇机会。隐忍了数年的詹长麟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詹长麟仔细研究了投毒的程序后提出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
哥哥詹长炳取出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
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也许这就是生离死别。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十分沉重。离别饭后，家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上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预定计划，事先就请了假：“我肚子疼，等宴会开始后，要去一下医院。”
宴会就要开始了，似乎没人注意到詹长麟。报仇的时刻一点点迫近，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詹长麟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他才缓缓舒了一口气。
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詹长麟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酒会开始了，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后，他飞一般地向傅厚岗赶去，在那里与詹长炳会合后，骑车出了玄武门，再雇船，连脚踏车一起摆渡到玄武新村。上岸后，直奔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早有人等候，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后，酒宴上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骂顽敌义正辞严
6月28日，一封以詹氏兄弟名义写的信从上海英租界邮寄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崛公一手里。信是这样写的：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
詹长炳詹长麟
（1939年）6月25日
堀公一看完信后气得暴跳如雷，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抓捕詹氏兄弟，但一无所获。
其实，这封信不过是烟幕弹，用来迷惑日寇，詹氏兄弟并没有前往香港，他们离开南京后，全家逃到偏远的后方山区，直到抗战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