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岁收藏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开始
时间：2020-03-19 05:25: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直有收藏意识
别人问我为什么收藏这么多，收藏这么多年，我想，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行动吧。从小就特别喜欢收集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收藏意识一直有，一直在做。
四十多年了，保守一点讲，应该从1966年算起——就是我9岁那年收藏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些传单，再往早算，是那张为了不让小朋友知道我父亲名字而把父亲的名字撕掉的幼儿园的成绩单。把成绩单收藏起来会很骄傲，很幸福，因为同学们都没有，我觉得它好玩。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证书、照片，一整套，包括从高中开始每天记的日记，我都保存了。我有四十多年的记日记史，每天都没落下。我的日记很棒，各方面的事都记，这对一般人来讲也是挺难做到的。
什么时候起有明确的收藏意识的呢？应该是“文革”。刚开始就是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被批斗。传单、小报，特别是牵扯到父亲的，都收起来。我现在都有关于我父亲在宜宾的一些资料。由于好奇，碰上北京、宜宾红卫兵撒油印的传单时就捡一点。袖标别人不可能给我，他自己要做纪念。只有把自己红小兵的袖标收起来。初中高中时，除了自己的东西，也只收了一点烟盒和糖纸。知青的时候就更少了，接触面更小，没有交流，基本上见不到东西。但我一直保持着收藏的姿态，把自己的东西，比如工分本啊、奖状啊收起来。当兵的时候，一个连队就那几十个人，也不会有什么信息。1979年到西安读书后，情况也差不多，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收藏起来，也捡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语录，仍然不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家庭就是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东西就堆在那不动。垃圾桶里面没东西，连个香烟盒、废电池都没有，连个纸片都没有。整个社会是凝固的，火车站没有几个人，飞机场根本就没人，人都不挪动，沉闷得像一潭死水——整个社会就是一潭死水。
在重庆三医大教书的时候，收到一些东西。三医大的资料，他们放在柜子里边，我有职权，清理时拿走了。宣传处有一些回收的毛主席像章，可能有半麻袋，二三十斤，把它提走了。
在三医大的时候，也没有市场，但是工资高了，就到废品收购站去买，找到一件算一件。到父亲或者岳父老战友家拜访时，跟他们要。记得一个姓刘的老红军有一个缴获的日本饭盒，已经七歪八翘了，他用来放盐巴。我把盐巴倒掉拿走了。
我还在垃圾堆里面捡。走过一些垃圾堆的时候，会留意一点，比如我们机关宿舍的，三医大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毛主席的石膏像，有点残缺的；印有“文革”语录的脸盆，下面烂了两个洞，因为生活好起来了，补的钱还不如买个新的，就扔垃圾堆了。最厉害的一次，捡了一把小提琴，背板开了，上面有毛主席语录。这时，茶缸、脸盆、毛主席像虽然能够捡到一点，但是实际上都很有限，一个月能够捡到一件东西都会很兴奋，会把玩半天，
转业回宜宾的时候，还是没有市场。地委孙书记家有个泡菜坛，上有“斗私批修”字样，我买了个新坛子换走了。陈再道是开国上将，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他的儿子，带着两瓶五粮液去见陈再道，他非常高兴。当时五粮液也很贵，政府也管得严。我没有想到他会给我题字。他写字就那么凑，也没有什么笔画顺序。写完后拿着笔笑，说：你看你看，我们放牛娃写的字，我们放牛娃写的字。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写得好。他说，你别说，我这个签名还不错。的确，“陈再道”三个字写得挺顺畅。他给我题词：“植树造林”。他说，当官，一晃就过，多栽树。
虽然一直在收集，但是范围很窄，量也不大。很不容易找到一件“文革”时的东西，很不容易找到一件抗战时的东西，因为没有市场，没有买卖。古玩市场兴起的时候，也只卖唐宋元明清的东西。近现代的、抗战时的，想收的很少。改革开放以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好起来。从1990年到现在，才叫收藏。以前就是要，就是捡。你认识一个人，就跟他要，不认识，就找不到东西，永远找不到，你可能总共认识一千个人，一千个人里边最多十个人会有东西，而他要给你，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一个国家，收藏没有市场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收藏，靠全民大搬家
搬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搬家是我收东西的一个原动力，是我收藏的一个最大源泉。我收东西是靠全民大搬家，那些东西噼里啪啦地全出来了，搬家太愉快了。中国每一个家庭可能在这二十年间都搬了一次家，有些还不止一次。搬家，总得搬掉一些东西嘛。
大搬家时，我就拼命捡“破烂”。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收购宣传画，每次赶场要买两三捆，手提肩扛，满头大汗。开始，许多收藏界人士认为我不入流，我却从头到尾笑嘻嘻了，现在他们才明白，一般文物的价值十年增长十倍，“文革”文物是十年增长五十倍，三五元一张的幸福维持了七八年，价格转而扶摇直上。至今，增长百倍，而我丰收了十余万张宣传画，特自豪。
我收藏“文革”镜子也很有意思。这些镜子都是历史呀，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年我是怎么买这些镜子的？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小皮卡（小卡车）里拉很多新镜子。有大喇叭，在村里一边走，一边广播：乡亲们，好消息，好消息。现在四川有个特傻特傻的傻瓜，准备用新镜子换你们的老镜子，还给补点钱。老乡说有这么傻的人吗？用了几十年的能换成新的，还能加点钱？哇，一下子来了五万面。
20世纪90年代以前就三个渠道：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向亲友要，第三就是在垃圾堆里捡，1990年以后就有点市场的感觉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年，一下子就有市场，有拍卖了，我买了些很好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本来市场里面没有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买出来了。看到毛主席像章我就买，没有了，我说你去找。有信息了，他就知道，哦，毛主席像章可以卖钱，就找来卖给你。以前靠那三种方式搞了很长时间，搞几箱子就算很不错了，还为那一点东西陶醉，但是有了市场，一下就变了。比如烟标，过去一个月可能都找不到一张新烟标，因为只有那几个牌子的烟，你眼睛亮，也很难发现一张熊猫，一张中华。收到一千张的时候，可能花了十年，但是有市场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到一两万张。运用市场杠杆就好办了，把风放出去，都给你送过来，一天就可以买几百张。
有了市场，可以逛地摊了。成都古玩地摊可能只输给北京。从1990年到现在，我淘了二十多年地摊。逛地摊很快乐，是会上瘾的。首先是结交五湖四海的高人。其次是捡漏，有次我只花了两元钱就买到了宋哲元将军的家谱，高兴得不得了。再次是地摊的无拘无束、自由交易、琳琅满目，让你幸福而不觉时光流逝。
在成都租房子住时，我以前收集的几箱子东西都没有搬来，有自己的房子了，那几箱子东西才搬过来。你会发现，十几年辛辛苦苦搜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以前，像章收到七八十斤，了不起了，但买的话，一天都可以买一两百斤。有市场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藏品跟别人不一样
我的收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些火爆的东西。
“文革”遗书我收藏了很多，一般人都不忍去看。有一份20世纪70年代的遗书，上面有很多黄色的痕迹，我看的时候很认真，没有注意到，看完了才发现是尸水印记。写遗书的人自杀前跑到山上树林里，写完遗书放进衣服口袋后把自己挂起来。从材料上看，革委会在找他，很多天以后才找到，天气热，尸体已经腐烂，遗书放进档案袋子里时没有处理。知道黄色的斑点全是尸水后，我也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妥或者不安，一般人可能做不到。还有一件东西我印象也很深，是一张报纸。当时我很奇怪，一张报纸怎么会放在档案袋子里面作为一个重要的证物呢？仔细看了才知道，这个“坏分子”解大便的时候用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屁股。看春花秋月的瓷器字画等产生欢愉是很正常的，但对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产生一种欢愉，自己评价比较病态，我觉得我的收藏就是一个癖。我感到每件文物都在跟我说话：哗——把你推到天上，哗——把你拉到地下，高度紧张。虽然明明知道这些资料里面有很多悲剧，进去后也会很伤心，但还是觉得这是我的生活，觉得是一种体验，一种享受。看的事多，经历的事多，我很有福气。
当年我收“文革”、抗战、大跃进、反右时的东西，别人收唐宋元明清时的东西，殊途同归，证明我不是捡破烂。另外，这二十余年我捡了两万余本日记，时间将证明，这是更有价值的藏品。我是想保留一些历史的细节，我想，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社会肯定是有用的。
由于这四十几年的历练，在全国想再找到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估计很难。原因很简单，第一，我懂这些近现代文物的价格；第二，一般的收藏家有某方面的特长，要么瓷器要么铜器要么字画，瓷器中，他又特别擅长分辨清代或者元代，而我不是这样，金、银、铜、铁、漆、木、石头、布、纸，包括像章、警报器、武器装备、飞机碉堡，都阻止不了我。所以像我这样包罗万象地收，成千上万的品种都收到了相当数量和一定水平的，在中国没有。这需要相当的鉴别、欣赏和判断能力，而能力的形成完全靠时间，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我在《一个人的抗战》一书里讲马相伯的那个碗，别人不认识“相伯马”是谁，也查不到。我一看，是“相伯马先生”，就是马相伯，有名的百岁抗战老人，我就捡了漏。有一个李宗仁的烟灰缸，不知是谁送给李宗仁的，李宗仁字德邻嘛，别人不知道，我把它买到了。什么东西我都能去分析、去辨别。现在，用一个赝品来骗，只要我用心看，几乎骗不到。当然，这几十年，我买的赝品也该装满一个房间了，所以对付用各种材质造假的方式方法，我都基本有效，这是时间、金钱、教训堆积的本事。这个不用谦虚，看近现代文物，我应该是一个人才，算是一个眼光很不错的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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