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之力
时间：2020-03-20 05:17: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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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的海报？它们曾广泛出现在生活中，并充当着国家与人民间的联系媒介。每张海报的目标和意义都无比明确，即提供积极的舆论导向，或是展现国家和社会的美好前景——如果人民团结起来，遵循相同的路径，届时物质与精神财富将用之不竭。今天，有人认为这种方式过于造作，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门别具特色的视觉艺术，宣传画依旧陪伴老一辈经历了建国之初的那段历史。它遍布于城市街头、工矿企业、农村房舍，吹响振聋发聩的号角，鼓舞亿万群众投身于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绘图板上，伟人也永远保持着光芒四射的形象。建国之初的综合美术展上，宣传画总是率先亮相，报刊和杂志也对优秀作品不吝赞美。
承上启下，应运而生
50年代的宣传画开创了独特的风格，同时内容也相当丰富，少女和孩子的笑容甜蜜灿烂，他们生动活泼的形象冲淡了严肃的政治色彩。其中对民国美术的批判继承功不可没，荷兰汉学家施特凡·兰茨贝格尔（Stefan Landsberger）评论道：“在融入了大量时尚细节之后，最具才华的艺术家们将最近的运动潮向传达了出来，他们许多从事过商业广告的月份牌绘制，并在解放前获得了名声。这些艺术家迅速投身到各类机构，利用娴熟的商业技巧开始了对‘新世界’的视觉表达。”
但兰茨贝格尔的论断或许以偏概全了，忻礼良、李慕白等老画家虽然找到了新位置，但最杰出的丹青妙手恰恰来自大众阶层。1959年诞生的海报《毛主席万岁》曾轰动一时，并创下了印量二百多万张的纪录，其设计者哈琼文就是一个典型——1925年，哈先生在北京的一个回族家庭降生，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了西洋绘画，1949年毕业后，他立即向正在吸纳艺术骨干的解放军报名，并被分派到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工作。以他为代表的画家不仅具有深厚的美学功底，而且青年时光无一例外受到了红色激情的浸染，对新社会抱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坚信政治才是艺术的摇篮：朝鲜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和平鸽、飞机和狼狈的美军立刻成了主要意象，它们象征着来之不易的和平与胜利；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吞云吐雾的厂房和疾驰的汽车又跃然纸上；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公私合营……每个重大事件都能在浩如烟海的群像中找到对应。写实主义被奉为主流，工人红润的脸庞和轰鸣的机器交相呼应。在传统价值观中，民间艺术被视为不入流之作，艺术欣赏为少数精英垄断，并在创作上排斥社会底层——换言之，这种带有私享色彩的形式注定会为公民政治所不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的态度非常鲜明：“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种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文化意味着：审美趣味将由少数人的艺术标准变为多数人能接受的大众口味。
既然艺术属于人民，那么就必须被人民所认可。依靠西洋现代艺术断不可行，因为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缺乏足够的理解力。作品只有逼真，才能令观者印象深刻。正是这种思路的指引，使一批写实程度可以同摄影媲美的作品出现。它们有着油画般细腻的笔法、水彩画鲜明的色调和近乎拟真的艺术效果，但其目的却不是描绘真实，而是为民众展现出美好的前景。
三足鼎立
50年代的海报可以分为三大形式：年画、版画和油画。其中年画根植于民间，后来经老区艺术家之手，演变成为一种名为“新年画”的艺术形态。它不仅出现在香烛店、小书摊和货郎担子上，也被陈列在玻璃橱窗和金属栏杆背后，乡间趣味和都市情调被传承，同时融入了社会主义元素。革新与建设是永恒的主题，正如一位作者的描述：“一切以新人新事新风貌为主，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愉快的斗争新生活及其英勇健康的形象。”
版画与油画则有另外的故事，它们最初被认为西洋色彩过重，但随后因为表现力突出而地位上升：前者线条刚劲豪迈，恰与粗犷的审美品位暗合；后者则在宏大叙事上彰显出优势。“红光亮”三个字概括了一切，它们在画板上绘出那个年代的史诗：“红”意味着革命和喜庆；“光亮”则展现出了热情洋溢，是生活富裕和家庭幸福的象征。这些观念被大众接受，并随着新政策的确立而被推而广之。年画有《毛主席万岁》、油画有《开国大典》，在“第一届全国版画展览”上，196件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展示着简练大气的时代风格，美国《生活》杂志这样评价：“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
50年代开创的这种风格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很多情况下，尺寸大过真人的工农兵占据着画面中心。他们或向主席宣誓，或从事着重建祖国的浩瀚工程，关于私生活的描绘如果存在，也是微乎其微的。健壮的体格暗示了国家期望人民应有的形象，主人公的性别差异则荡然无存。男男女女都有着超人般的健硕之躯，服饰宽松且没有特征，他们的面容、刘海及辫子只有可接受的几种规定样式，但是，艺术家们在选材上仍旧保留着自主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官方色彩浓厚的海报中，依旧能窥见些许民国风格。
情况转变
情况从1958年开始改变，面对大城市存在已久的市民群体，反映农业生活并基于农民想象力的延安文艺毕竟适用范围有限。随着过渡时期圆满结束，宣传画在文艺领域渴望更广泛的影响力。同时，这种影响不应是隐晦的，它必须直截了当、棱角分明。
某种更大的转变来自内容，同赫鲁晓夫的恩怨直接导致了苏联形象的消失。在1952年的海报《中苏友好万岁》中，主人公是两个并肩的孩子，苏联女孩保持着坚定的站姿，而稚嫩的中国男孩站在一侧挥舞着花束，仿佛是被“大姐姐”带领着。随着50年代末期风云突变，两国的关系渐行渐远，昔日熟悉的内容从宣传画中消失。但有一些印记注定无法抹去，比如行驶在乡间大道上的苏制卡车，或是保卫领空的米格战斗机，还有那些简洁而明快的绘画技法，以至于当不明就里的外国人评论时，总会联想到斯大林钦定的艺术家圈子。
虽然风格无一例外是写实，但画作的内容却离真实渐行渐远。“大跃进”时期，夸张和想象被运用到极致，丰收作为重要符号被反复表现，依靠近乎童话式的想象力，一个极乐世界被勾勒出来：火车运着硕大无比的玉米；乘上花生壳可以横渡江河；西瓜需要轮船运输；棉花长得太高，以至于需要梯子才能摘下……这种幼稚而有趣的表现方法不失为一种风格，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被弃之不顾，而历史更是残酷地做出证明：“画家”们笔下的乌托邦，将注定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封笔，落幕
随着60年代来临，宣传画的黄金时代彻底终结，既生动活泼，又激情澎湃的画面不复存在。如今，曾经鼓舞、指引一代人的宣传画早已残存无几，消费主义盛行，理想主义渐行渐远，审美观念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发生嬗变。哈琼文在90年代创作过《琴声嘹亮、欢唱改革、振兴上海、繁荣祖国》，一名少女以南浦大桥的斜拉索为琴弦演奏着时代乐章，宛如他鼎盛时期风格的再现。但面对屈指可数的征订者，紧跟时代的宣传画家只得就此封笔。只有四种宣传画被不同的人群保留：文艺青年复制西方样式的艺术海报；工薪阶层继续消费廉价的美女挂历；更多农民敬奉传统的年画；反倒是一些外国人，以不太专业的眼光，开始了默默无闻的搜集工作。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施特凡·兰茨贝格尔的《中国宣传海报》是以一位海外诗人的文章作为结尾的。这位诗人名叫多多，曾几何时，懵懂的他被鲜艳的色彩所吸引。但在20岁那年，他“遇见”了梵高，并开始写诗。尽管如此，一抹鲜红还是残存于他的记忆中，并在花甲之年勾起了对故乡的幽思。而对其他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亲历者来说，宣传海报始终在其心灵深处坚守着一隅之地，它是回忆，是羁绊，甚至会幻化，随黑夜潜入他们的梦境之中。多多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老人，90多岁的他经常被记忆中的场面惊醒，显然，那些根植于记忆深处的画面仍会继续闪现，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另外，还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无论宣传画中描绘的那些画面是昙花一现，还是真的能够成为现实，它肯定会继续吸引着茫然的人类，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它信仰劳动，并且崇拜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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