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豪的会计情结
时间：2020-03-31 05:25: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中国古代绵延几千年的古代社会，涌现出一批才华出众的大文豪。这些文豪因为种种人生际遇，与会计产生了不小的交集。本文扒一扒一些大文豪的会计情结。
会计当而已矣
孔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重要思想家、教育家，实际上也是一位大文豪，从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豪。他的一生历经磨难，富有传奇色彩；他的思想流传万古，至今熠熠生辉。孔子曾短暂从事过会计性质的工作，即使如此短暂的工作经历，孔子也没有敷衍，留下了不少深刻见解。
孔子20岁时，在鲁国执政的大贵族是季氏，孔夫子就是在季氏的手下当上了一名主管仓库会计的小官吏——委吏，一个财务小官，每个月拿到的钱粮很有限，刚刚够养家糊口。那时候的会计没有分工牵制一说，孔夫子凡事都得自己动手。
那时候的会计虽然没有现在复杂，不需要填写很多单据、不需要做财务报表、不需要制作全面预算表……但周王朝的制度还是很完善的，孔子对周王朝的礼仪制度一向心有所向，所以他做得很投入。他终日守候在库房里，盘点数量，做好记录，监督着仓库的财物出入。他谨慎地辨别着出入事项，在竹简上刻画、登记，力求使每一笔“账目”都正确无误。
孔子也是一个乐于思考的人，他十五便立志于学，研究问题总是“发愤忘食”，最后总要追究出一个结果，他对待仓库会计这项工作的态度亦如此。“作会计的关键是什么呢？”平素孔夫子每每想到这个问题，便琢磨不停，日子久了，他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旁人说：“会计，当而已矣。”孔子这一说可了不得，他的门徒把这句话刻在“汗青”上，传之后世，于是，会计便有了名人名言。
“会计当而已矣。”这句话，是非常简洁的，但它包含的意思非常丰富。据郭道扬教授考证：孔子的“会计当而已矣”的“当”字涵义很多，其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对于经济收支事项要遵循会计制度得“当”；二是对会计事项的计算与记录要处理得“当”；三是使用会计人员要德才兼备得“当”。
在《四库全书》中，孔子的“会计当而已矣”共有15处注释，其解释的内容大致相同，可见孔子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认真负责。
王安石的理财之道
怎样安抚百姓，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而如何在不激起百姓反抗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更是许多帝王将相费尽心机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王安石发表了如下的观点：“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自古治世，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
王安石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财”是巩固北宋王朝的关键。《周易》指出：“何以聚人？曰财。”意思是，天下之人，有“财”即聚，无“财”即散，有财无财决定着人民的聚散。而人心的向背，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失败的关键，这就充分说明“财”的作用和重要性。王安石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反复强调：“夫聚天下之众者财”、“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反复说明“财”是“合众”、“聚众”的纽带和桥梁。他还指出“理财”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有财却不能好好管理，“擅万物之利”，只有善于立法，并选择能干的官吏来理天下之财，才能使天下富足，使统治稳定。在这里，王安石反复论述了能否成功地解决财政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提醒执政者千万不可忽视财政问题。
“理财”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理财呢？王安石又指出：“理天下之财者法”、“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这里所说的“理财”的“法”和“义”，是指理财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就理财的根本原则而言，王安石认为“理财”应建立在“生财”的基础上。“生财”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宋王朝的财政收入；二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王安石认为这两种生财方法都是可行的。
与此同时，王安石在向皇帝建议增加财政收入途径的同时，竭力倡导不能采取增加平民百姓税收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会把被统治者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应该抑制豪门大户的土地兼并，使平民百姓有足够的耕地，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然后在百姓富足的前提下才能增税。如果贸然按人头增加税收，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往往会导致天下大乱。
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生财），取天下之财（聚财）以供天下之费（用财）。”这两句话，包含了生财、聚财和用财三重涵义，而生财是基础。如果社会没有创造财富或创造的财富不多，怎能聚财和用财呢？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安石把国家财政同社会生产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观察分析，把发展社会生产，培植税源作为国家财政充裕的前提，这显然比当时有些人单纯强调增税更积极、更有活力、更具有远见性和超前性。王安石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尖锐地讽刺了北宋王朝以拼命搜刮农民为其唯一的理财方针。他写道：“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者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欤！”意思是一个人关上大门同自己的儿子做买卖，即使把儿子的钱都赚过来，还是不会富足。王安石反对单纯采取强硬措施增加税额，主张发展社会生产以开辟税源，对于减轻人民的痛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大有好处，这在当时是大胆的、积极的。
王安石虽然在当政参政时，备受当时封建劣豪和保守派的攻击反对，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是实实在在的，他的财政思想是发展生产、崇俭反奢；他从维护统治者长远利益出发，兼顾了各个方面的利益，这是对范仲淹改革思想的继承、拓展、丰富、充实。王安石为政清廉，没有财富留给后代，隐退江宁后，唯一的半山堂也在死后捐给了佛寺，可谓一生清政廉政，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王安石的财政思想和用人观念和他为政清廉、淡泊名利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值得我们后人加以研究和借鉴。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素养和政治才能出类拔萃，而其理财的理念和能力与他的文学水平及政治才能相比，更是毫不逊色。
曾巩：节用裕民理财之要
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南丰（今江西）人。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散文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考中进士，任召编校史馆书籍，官至中书舍人。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以散文见长，也能写诗。《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而自成一家”。曾巩不仅文采出众，对会计、理财也非常精通，在会计、理财方面的造诣很不一般。
曾巩曾撰写《经费议》一文，从量入为出这一思想出发，议论“节用”对国计的重要，提出了著名的“节财用”观点，论述了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和重要性。
曾巩认为，“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他通过不同时期官员数与郊费（祭天的费用）的大幅度增加的统计数字，建议神宗皇帝减少官员的费用开支。当时，财政年开支十亿以上，如果每年节省十分之三，就是三亿。他认为通过节省开支，不难实现富国的目的，改变积贫局面，他要求神宗“变因循苟简之敝”，“大修法度之政”，大力缩减财政开支，“以幸天下，诒万世”。宋神宗对此颇为赏识，多次召见与他讨论国家大计，特别赞扬他提出的“节用为理财之要”的方略，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巩把节用作为理财之要，目前谈论财政者，都未注意到这个问题”。
除了节用，曾巩还主张“裕民”。他赞成荀子“节用裕民”的主张。曾巩说：“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所谓节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谓也。”他分析裕民的意义道，“夫古以来可质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乱者也。其乱者，率常民贫而且不安也”。指出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在于百姓贫困。因此他主张节减轻赋税，这样就可以“裕民”。
除此以外，他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运用财政手段为民解困。曾巩长时间担任地方官，先后到越州、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职。在此期间，曾巩为地方上做了许多好事。他任越州通判时，碰上荒年，他谕示属县富户，拿出余粮，以比官价略高的价钱卖给贫民，又由政府出谷五万石贷给农民作种子。
此外，曾巩还极力反对用通货贬值的政策去解决财政困难的做法，并列举汉武帝铸白金币、王莽行宝货制以及孙权、唐玄宗时期铸大钱所造成的严重祸害的事实，来说明通货贬值政策是万万行不得的。
上文已提及曾巩根据官员数与“郊费”的增长而提出财政建议。他在议论经费时，不是空洞地进行说教，而是采用了因素分析法，对景德、皇佑和治平三朝费用开支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佑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万亿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余，其总三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佑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十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校之费亦一倍于景德。”
苏轼：费有计，则国安
苏轼（公元1037-1101年），中国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苏辙同中进士，苏轼文采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苏轼一生虽经历坎坷、屡次遭贬，仍能挥亳泼墨、潇洒自如。文学造诣很深，诗、词、散文、书画等无一不精，脍炙人口之作甚多，在此不再列举。苏轼曾著《省费用》一文，其主旨大意与曾巩的《经费议》大致相同。苏轼认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凡“计”均应以费用为中心，费有计，则国安。如能节天下无益之费，使国有储备，则无大患难。苏轼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节约费用开支对国家的好处和意义。在苏轼为官的生涯中，他都能以会计的思维和理财的方法为当地的百姓增加财源，提高生活水平。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和喜爱。
苏辙：账簿理财
苏辙（公元1039-1112年），北宋散文家。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执掌朝政。晚年隐居著述，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合称三苏，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他曾担任专事理财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官，又主持了《元祐会计录》的编纂，理财思想以“去冗丰财”为要。
一、理财思想：去冗丰财
针对时弊，苏辙提出了“理财为先，丰财为急”的理财思想。当时，苏辙由大名府留守推官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官，专事理财。苏辙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也就是说，丰财并非一味追求财富增长，而是要去除浪费钱财的三大问题：冗官、冗兵和冗费。
苏辙进一步指出，只要去除冗官、精简士卒、节俭支出，国家财富便会有余。要是官员士卒繁冗，国家用度奢侈浪费，便会导致财物匮乏、供给不足。
二、编纂会计录：总括巨细，网罗出纳
元佑初年，苏辙与户部尚书李常等人主编了《元佑会计录》三十卷，并为该书作序。该会计录总括巨细，网罗出纳：国家税赋收入、官员士兵数量，都分门别类做了记载；费用支出有限制，需要朝野上下一齐遵守相关规定。
即使是会计核算工作，苏辙也认为要精简。他指出，要做好会计核算工作，做到节约支出，就必须“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他进一步指出，会计要有分工，“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也就是说，会计分工后，细微的账目也不会遗漏，虚假错误之处也会显现。
三、中央与地方：账簿理财轻重分明
苏辙将会计思想很好地运用到了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的工作中。当时地方的账目是由转运司登记的。苏辙建议，把地方财经账籍分为两大类：“内钱帛、粮草、酒曲、商税、房园、夏秋税管额、纳毕、盐账、水脚、铸钱物料、稻糯账”，由掌柜财政的三司另外造册记账审查。“驿料、作院欠负、修造、竹木、杂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桥船物料、车驴草料”等账，检查签验没问题后放到储藏文牍案卷的架阁库。这一做法比较合理，钱帛等账比较重要，三司总领国计，须知其多少虚实，故账虽由归转运司做，而又叫另外造册做账。这样一来，主次轻重得当，既解决了朝省汇集账籍过多，无法全部查验签复，造成积压甚至营私舞弊的问题，又避免中央对地方财政失去控制监督。而且诸路转运司与本部州军地不远，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又由于本道文账数目不多，也容易得知详情。“自是外内简便，颇称允当”。在这里，苏辙提出的“诸路转运司就地审核本部州军”，其优点是比较容易获取被审资料，并且由于分散各路，资料不至过多，能够较细致地审核。而三司作为最高理财机构，必须执简御繁，否则，将为琐事所困，失去了管理监督财经活动的重大职能。
纵观千年会计发展，会计的历史与文学风雅广有牵连，事实上会计的文学情结根植于无数会计思想背后的深刻文化底蕴。
会计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影响着文人们，包括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在我国古代文学经典中也不乏精明强干的“会计形象”。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就有个精于算学、运筹帷幄的“神算子蒋敬”。他是水泊梁山的管家，相当于今天的“总会计师”。《红楼梦》中作者也不厌其烦地描写“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王熙风如何筹策账目，调度银两，细致地刻画了这位贾府大管家的会计才能。至于元明杂剧和其他明清小说对掌柜、管家的描述就更不胜其数了。也许在我国古代文人的眼中，会计中算学的精妙早已使会计成为了精明、睿智的化身。
会计不仅限于文学中的形象，有时实际是文人本身生活、履历的写照。据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白居易为官之时，每逢升迁加俸就会以薪俸入诗，感恩朝廷器重。直到晚年辞官后的“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白公皆有“诗账”。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也精通会计，在《赠李辅圣》一诗中，与老友相逢毕竟难得，感慨之余，也不免欣喜地谐趣一下朋友，“旧管新收几妆镜，流行坎止一虚舟。相看绝叹女博士，笔研管弦成古丘。”这里，他以当时流行的“四柱”结算方法（旧管+新收-开除=结余）在问辅圣，“女博士孔君逝世后，你现在还有几个红颜知己？”
参考文献：
陈文华，贾国军.宋代文豪的会计情结[J].会计之友，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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