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不懂汉语的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时间：2020-04-23 05:15: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中国之欧洲》是汉学家艾田蒲教授一本关于比较文化的著作。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对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作了十分精当的描述和独到的研究，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欧洲中心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书论述了从唐代到18世纪（清代中期）期间中欧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反响，侧重点则放在18世纪。本文选取其中一节，《传教士不懂汉语的某些后果或公然传播的错误》作为重点分析内容，以18世纪法国作家学者为例，探讨了他们之所以对中国发生的、思考的一切都不甚了了的原因，并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当时的欧洲人没有精良的工具评判来自中国的消息，有关中文的语法字典极其稀少且谬误百出。二，而这些教会人士为了向西方人证明上帝对中国人的影响之大，篡改中国原有的思想和道德体系，借此试图将基督教汉化，造成很多谬误。其中虽然偶有建设性解释的存在，但是来自中国的真理很少有机会照亮18世纪的法国。
关键词：传教士 中西交流 翻译 曲解
一、传教士及欧洲学者对中国经典著作曲解的原因及其影响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所引发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在中国仅仅是在有限的文人或上层官僚贵族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却没有对中国的社会造成强大的冲击。反观欧洲，由传教士译著的介绍中国儒家文学、哲学的书籍却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受到冲击，圣经的权威遭到了质疑。众多传教士先后到来，翻译了大批中国典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例如，传教士Matteo Ricci （利玛窦）试图在儒家文化里加入信仰耶稣基督的因素。Michel Ruggieri（罗明坚）首次编撰了中葡词典，并翻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四书》。在《论语》的翻译和诠释中，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是重要的力量，他们诠释《论语》的目的是从该著作中找出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一致性，极力突出、表现儒家文化的宗教性质。他尽可能地用基督教的观点去诠释、翻译《论语》，尽量寻找儒教与基督教之间所谓的“共同体验”：“向他们展现儒教中存在的关于上帝，关于上帝的慈悲及关于他们自己的真理，从而引导他们趋向更深刻更丰富的基督教有关同样主题的真理。”①但是这种来自于中国的新鲜血液的注入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谬误产生的原因。
二、用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来诠释中国的思想
欧洲与中国的语言文词句法相差甚远，而依靠传教士编撰的字典问世晚而且数量稀少，对中国语言的介绍也缺乏详细而严肃的解释说明。在翻译活动中，除了译者本身有意识的曲解之外，另外还受到原作品和翻译实践自身的制约。译者一般都不可能完全获得作者原来想表达的意思。另外，因为读者是通过自己视角来阅读的，而且多数时候会受到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对中国典籍翻译而言，欧洲中心主义和文本解释中的相对性问题则成为影响忠实度的两大因素。我反对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大量使用西方哲学界的术语，因为这会让人误以为中国典籍只不过是西方思想家已有的表述或成果。
作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唯一使者，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完成使更多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基督教的目的，常常会主观臆断地篡改中国的思想和语言。例如克莱尔克就是这样。他竟杜撰出《由其弟子Sai Ngo 看孔子的物理学》这样的长篇导言， 其目的是劝导一位俄罗斯君王进行现代化。把讨论“仁”、“礼”的孔子与西方兴起的自然科学联系起来，这样扭曲的孔子的形象是毫无理据可言的。
更有甚者认为孔子信奉上帝，其弟子也必然信奉上帝，这些人把《shangdi》改成了《Tai Chi》或是《Li》。这两个概念更像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实体概念。于是孔子的思想被认为是自然法则的分支，也自然成为了唯物主义的先驱。这些理论直接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巨擘，坚决反对天主教教义，提倡用道德来代替宗教。他相信在理性的光辉下，人们可以发现公正的法律，建立稳定的政府，达到平等和谐的社会。他引用了许多耶稣会士的理论来表明中国在大洪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他支持开明君主专制，而耶稣会士为他描绘出的中国的形象为他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但以现代视角来看，伏尔泰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投射到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去。例如，他在 Catéchisme Chinois （中国教理问答） 中介绍了孔子的“友爱”的思想。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并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心激荡着的一种自由的情感。然而，把这种论据放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却格格不入。因为孔子提倡的“友爱”是建立在宗族制的基础上的，这种宗法制是远超其他社会关系的。
书中也提及了他对“Kieng-tian”的误读。因为一谈到基督教，人们便立刻想到“上帝”，因为上帝是基督教崇拜的唯一至上的神祇。然而，“上帝”一词却不是西方人的首创，它是地道的中国产品，熟悉《诗经》等古籍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传教士们都称他们崇拜的神为“天主”，并称他们的宗教为天主教。为了附会、适应中国文化，传教士利玛窦花了大量的精力试图让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天主”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上帝”。所以，这样的误读在欧洲影响广泛，很明显伏尔泰也是受害者之一。
最后，从利玛窦到伏尔泰，他们以西方文明的视角审视和诠释儒学。欧洲人因已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怀有优越感，接触儒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渗透于儒学，甚至取代儒学。可见，西方人对儒学缺乏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客观、公正的态度。
三、试图证明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的相通性
很显然，传教士翻译儒家典籍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基督教和儒教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以耶稣代替孔子。“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把中国智慧带给欧洲学者，而是用来当着工具，使中国人皈依基督。”②法国的教士们往往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用穿凿附会的方法任意诠释中国经典。传教士们宣称，中国人信奉的上帝就是基督教中的神。传教士们相信，中国人的“仁”类似于基督徒的“仁”，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的道德没有什么差异。中国人的伦理完全是一种人道的伦理，完全出自理性；基督教的伦理则出自宗教教义和一种神的启示，但结果是产生了某些相似的道德。
例如本节中，钱德明神甫认为，翻译本《道德经》中的“yi”、“hi”、“ouei”分别对应汉字的“夷”、“希”、“微”， 宣扬三位一体的教理，而存在的三个品质则构成了耶和华（Jéhovah） 的名字。这种天真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说明其极力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他们在译介中国典籍时突出强调中国宗教的内容。译文的《中庸》十六以老子的“道”的方式来给西方文化中的精灵、鬼神下定义，这种强加的耶和华的魅力实在是无中生有。据他们看来，中国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基督教教义指导，但他们所遵从的儒教道德为个人修养和社会管理带来的益处一如基督教义。他们反复搜罗引证中国古代关于“上帝”的语句，认为《尚书》和《大雅》中的上帝就是《圣经》中的造物主上帝。 另外，耶稣会士将中国人祭拜的天等同于基督徒膜拜的上帝，认为中国人所称的“天”、“上天”、“上帝”与欧洲人称呼上帝时所用的“Lord”恰相对应。在西方，《论语》最初可能是被当做近似基督伦理箴言的东西来阅读的，或者由于预示了基督教神学，孔子因此被发现是值得尊崇的。与其说在翻译中这种解读常常受到支持，毋宁说它更为恰当地适应了当时的目的。③
再者，西方传教士，以白晋为首的“索隐派”力图从中国经典中发现《旧约》描述的世纪，宣称世界上现存的人类都是大洪水以后的诺亚的子孙，并把中国历史上的洪水和圣经中的洪水相提并论。他们最后发展到从中国各种文献（《论语》、《道德经》）中搜集有关“道”的描述，以论证“道”就是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他们极力证明中国古老的历史是圣经传统的一支。中国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基督教教义，但是在西方人看来，他们遵循的儒教教义中有关个人修养和社会管理模式带来的益处和基督教的好处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17、18世纪的西方人是以其本能的方式来解读中国文化的，而且还不自觉地受到了用基督教的专业名词、用欧洲思想的专有名词的束缚。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其传教的真实目的和乱加联系的问题。
四、借助传教士学者的译作来塑造中国的形象
由此可见，由于有来自西方哲学和宗教信仰里的先入之见，在从一种语言文化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时，译者肯定会依赖西方传统的思维和词汇。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典籍时，总以西方文化预设的文化经验完成翻译中“归化”这一步骤，用西方哲学界现存的知识来解释东方典籍，使用了浸透中西方哲学理念的思辨形式来翻译典籍的核心术语。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曲解，有一部分原因是有意为之，有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举一个例子说明，在西方人的翻译过程中，孔子先成为了耶稣会士的孔子，后来又变成了伏尔泰的孔子。曲解中国文化原意的过程也是西方思想重组萌芽的过程。显然这并不反映中国自身的变化，而是反映欧洲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以反对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启蒙运动兴起之时，而儒学倡导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以“理”为天地万物的律例，与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选官，也在欧洲备受赞许。耶稣会士所转述的中国盛况，与欧洲中世纪的文化黑暗形成鲜明对照。于是，中国成了欧洲启蒙者心目中的完美模型。法国学者专家纷纷从中国古典著作中获得灵感。中国人好似温文尔雅、学识渊博。这种印象直接影响了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也造成了他们争论的源头。例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就对中国的思想道德及政治体制各执一端。
这些经典的译介使得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中国已经存在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国家模型。这种对异族文化的渴望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对自己文化前途未卜的担忧之上的。对于他们，中国在某些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退路或是一盏明灯。
五、局限性
这本《中国之欧洲》译自法文原版，由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负责翻译，行文流畅，结构清晰。但笔者注意到在133页中出现的尼科拉·G·克莱尔克并没有相对应的法语原名注释。由于此人的言论著作在文中多有引用，多方查阅资料并咨询法国外教之后，都没有明白到底他的法文名字是什么，生平事迹介绍自然也不得而知。由此可知在跨文化交流中，即便在资料翻译齐全可信、搜索引擎强大的今天，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导致了读者获得知识的模糊，可想而知在古代中西关系交流史中，各种学术误会分歧是从何而来。
六、结语
传教士们翻译中国儒家经典，主要是以宗教为取向，以基督教为评判标准的，是基督教优越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映。为了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典籍中早已存在的事实，他们极力在儒教和基督教之间寻找共同点，用耶稣基督的教义来诠释孔子的思想，倡导孔子伦理与基督教义相符。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基督教更快更彻底地征服中国，所以在翻译中出现了很多歪曲和附会情况。但是，这些珍贵的翻译也有其重要的正面影响。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导致了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股“中国热”。孔子文献中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观，曾经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欧洲思想家。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推介，同样在19世纪的欧美政治、思想和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传教士们充当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他们在“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值得我们铭记和肯定。
注释
① 理雅各.汉学家理雅各传[M].马清河，译.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
②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35
③ 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M].彭国翔，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著作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3]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觭aise[J].Zhan Shi，
CNRS，347（janvier-mar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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