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艾青诗歌的基督教文化

时间：2020-04-23 05:18:5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民族精神耶稣人格伦理价值受难救赎

摘要:艾青的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基督教文化。他以耶稣人格为范型塑造了一系列形象,为特殊年代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基督教的道德律令下,艾青对上帝等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批判;艾青诗歌也以色彩构筑意象,刻画了“受难”的土地和“救赎”的太阳。

在艾青的生活历程中,有着诸多与基督教接触并受其感悟的机会、经历与时代氛围,因此艾青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可找到清晰的线索。他的诗歌以耶稣人格为范型设计塑造了一系列形象,这些形象有着强烈的殉道意识和博爱精神,为特殊年代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基督教的道德律令下,艾青对上帝等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批判,从而使艾青诗歌实现了“立人”和“自立”为价值目的的伦理建构;艾青诗歌也以对比鲜明的色彩构筑他的诗歌意象,刻画了“受难”的土地和“救赎”的太阳。

一

耶稣作为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个中心人物,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普遍存在的意象,他们对耶稣的认同与阐释主要基于他的受难人格和牺牲、博爱等精神,这是他们普遍接受基督教影响的思想基础与深刻印记。尤其是拥有积极启蒙意识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极力想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及文学、重建民族精神与情感的背景下,发现“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①时,他们迫切地将目光聚焦到西方文学,以期破旧创新。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基督教‘信、望、爱’的本质形式对‘缺少情感’的中国人精神的巨大强心作用”②,从而大胆提出“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③。他们将耶稣的人格启示与现实的自我体验、时代民族境遇联系起来,从而使新文学呈现出一种深广的崇高精神和民族向心力。

诗人艾青也是如此,他舍弃耶稣的神性,而充分肯定他主动受难、承担责任、博爱的高尚精神与献身人格。他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因此“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④。面对时代的召唤,艾青主动接过了“五四”作家企图以耶稣人格拯救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这一历史重任,以耶稣自喻,并以其人格为范型设计了一系列“人之子”形象,如诗人、伟人、无名战士等,为民族振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病监》《笑》《火把》中多次以耶稣自喻,如“我们岂不是/都在自己的年代里/被钉上了十字架么?/而这十字架/决不比拿撒勒人所钉的/较少痛苦。”《一个拿撒勒人的死》更是诗人在弥留之际和耶稣精神遇合的人格表达,它细腻地再现了耶稣被出卖、受审及被钉杀的过程,具有一种“要救人的/如今却不能救自己了”的深深的悲怆感,可以说,这与诗人的时代境遇及内心体验相契合,突出表达了艾青为理想而献身的情怀与责任。

艾青抱着一种主动承担责任、博爱献身的伟大耶稣人格精神,呼吁“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⑤。“诗人应是自我觉醒的先驱”⑥,无论是他笔下“胸中燃烧先知的烈火”的“勇敢的诗人”普希金,还是“像一个古代的先知,/日夜为人类探索前途,/深陷着的两眼闪着热情,/深沉地注视众生的苦恼”的罗曼·罗兰,他们都“最坚决地以自己的命运给万人担戴痛苦,他们的灵魂代替万人受着整个世代所给予的绞刑”⑦。带有耶稣强烈的博爱与殉道精神。

艾青不仅以耶稣人格作为自己及诗人的理想人格,而且将之应用到伟人、战士等的人格之中。宋庆龄是“女性中的先知者/度过漫长艰苦的历程”,鲁迅“肩起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苦难”,“永远耕耘,/永远播种,/——纵然你知道:/收获的不是你自己。”(《播种者》)甚至领袖毛泽东的脸也“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毛泽东》),他们都带着耶稣悲天悯人的情怀,为救赎人类的罪恶而甘愿“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艾青笔下的战士,也常常是先知型、主动殉道的战士,如《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中的战士。后者在受伤后虽然“躺着又躺着……心中怀念着战场”,并且认为“祖国解放的战争没有结束之前”,“绣有红十字的灰色制服”与“草绿色的军装” “有着一种永远拉不开的联系似的”,“是他生命的旗帜”,极容易使人想起耶稣主动殉道的精神。

在混乱悲苦的年代,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代,艾青以耶稣人格为范型设计出来的诗人、伟人和战士等形象,以他们的献身人格与救世意识鼓舞和激励着人们,激发了人们的殉道意识,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向心力,重振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二

“价值构建中的宗教参与一般会延伸到思想观念、信仰崇拜和道德规范等多个方面,而在中国现代精神的价值寻求中更多地倾向了基督教的伦理资源方面。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的本质性关联主要在于中国现代作家们‘立人’与‘自立’的价值期待。一方面,他们试图建树一种福音书中耶稣爱与献身的人格,另一方面他们又多以《旧约》中的道德律令作为现代社会伦理批判的价值尺度。”⑧综观艾青诗歌,这两种伦理价值艾诗兼而有之,实现了“立人”和“自立”为价值目的的伦理建构。一方面,以耶稣献身人格为范型塑造了一系列的“人之子”形象;另一方面,艾青对背叛者、伪善者作了批判。“宗教对人的道德约束力与灵魂升华作用表现在,当信仰者自己意识到道德行为有不合于教义规定和神灵旨意者,就将产生出一种对神灵审判的畏惧感和羞耻感。”⑨艾青即是以基督教道德为依据,对背叛者和伪善者给予了嘲讽和批判,如“让我们的火把/照出懦弱的脸/畏缩的脸//在我们火光的监视下/让犹大抬不起头来”(《火把》),就对出卖耶稣的犹大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不要相信牧师的话——/上帝在他的嘴上/魔鬼在他的心里”(《无题》十六),“胸前挂着十字架的/也一样的野蛮/手枪是命令/皮鞭是语言”(《我的阿非利加》)等,对伪善的牧师、教徒的欺骗性予以了淋漓尽致的披露和辛辣的讽刺。“总领事坐在高高的木椅上,/俨然像罗马主教的样子”(《办签证的故事》),则通过总领事与罗马主教相似的揭示,达到了对总领事的强烈愤恨与批判。

最重要的是,艾青在诗歌中甚至对“上帝”产生了质疑。他的诗中充满了对“上帝”无力于现实的怨恨情绪,“神呀,宙斯呀,丘比特呀,耶和华呀,/一切所谓‘万能的主’呀,都在哪里?/为什么对人间的不幸无动于衷?”(《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但艾青并没有一味停留在这种低沉的怨恨情绪之中,对上帝抱着一种“在而不信”的态度,而是爆发出彻底的反抗精神,喊出“要用科学代替迷信”,“不依靠神明的怜悯,/不等待上帝的恩赐”(《在浪尖上》),并直接对“上帝”的存在表示质疑和否定。《人和上帝》中,艾青通过人和“上帝”的相互埋怨,深刻揭示了“上帝”只是人为了欺骗自己而创造出来的荒诞形象,他建立在人的荒诞性的基础上。《上帝在哪》中,“上帝是男的?是女的?/上帝是老人?是年轻的?/……上帝有没有生儿子?女儿?/我真的希望有上帝。/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帝。/谁有上帝的地址?”更完全剥离了上帝的神性,而以人的各种属性追问上帝的来源,彻底否定了上帝作为神存在的可能性。艾青由此指出“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无题》四十二)。

艾青这种对上帝的怨诽、讽刺及其存在的质疑与否定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作为一个非宗教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淡于宗教、远于宗教的民族,它有着丰富的文化支撑和强大的现实力量,使基督教的“上帝”演变为“天”、“道”,而达到否定上帝存在的目的;其次,与社会时代进步相连,科学的进步使得“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10},因此,上帝也就因失了神性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再次,从艾青本人来说,更有独特的体验支撑他对上帝的体认与感知,这种认知可以说渗透着诗人独特的生命感受与理性沉思。艾青从一出生便被算卦的人指认为“克父母”,饱尝了迷信带给他的尴尬和痛苦,从此他“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11},他在《没有弥撒》中即明确宣布“不需要什么祈祷/旷野是和我一样的无神论者”。艾青从自身体验出发,从科学的角度及与耶稣的对比中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了质疑,他认为,“温柔的欺骗必须戳穿,/无止的压迫必须终结,/沉重的枷锁必须粉碎,/我们要开辟新的伊甸。”(《给姊妹们》)

三

艾青是学绘画出身的,留法期间狂热地爱上了后期印象派绘画。而在西方国家,基督教的影响力早已渗透到各个学科,美术亦不例外。基督教对绘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绘画对基督教的题材故事、人物以及色彩的艺术表达。艾青长达三年浸染于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之中,无疑会对基督教色彩的文化内涵有所领会。他分别以黑色和金黄色刻画“土地”和“太阳”,逐渐形成了“受难”和“救赎”的基督教言说模式。

“黑色”土地意象如“看,那无数的黑色之群/汹涌着来了——从黑色的/土地到黑色的土地”(《九百个》),“灰黄的道路的两旁,/感到阴暗而忧郁的/只是一些散乱的墓堆,/和快要被湮埋了的/黑色的石碑啊。”(《旷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反复叙述着这些“黑色”的土地,既是诗人对中华民族苦难的历史呈现,更是诗人忧郁痛苦的心灵对土地的主观情感的外现,在诗人眼里,中华民族的大地及生存在大地上的人民正承受着难以忍受的苦难,因此诗人赋予土地意象的“黑色”,就是对苦难土地受难的形象化表征,因此,我们可以将黑色“土地”意象称之为“受难”意象。艾青诗中“金黄色”太阳意象有:“而太阳就从这些云团的缝隙/投下了金黄的光芒”(《解冻》),“他们每个都赤着上身,/以紫色的胸膛,/和闪光的汗,/迎接金黄的太阳”(《广场》),“金黄的太阳辐射到/远远的小山的斜坡上——”(《斜坡》)等。“金黄色”是一种极具基督教文化内涵的色彩,这是因为“由于上帝是光,因此在基督教美术中,用金黄色的光芒象征上帝”{12},此外它也表示“太阳、爱情、永恒、威严、智慧。另外,它还表示忏悔者”{13}。

艾青面对受难的黑色土地,他的内心和诗情都是忧郁的,为了摆脱这种情绪也为了给人类指出一条向上的道路,艾青自觉的试图以宗教色彩的文化内涵来救赎。但必须指出的是艾青并不是以金黄色象征上帝,因为艾青是无神论者,对上帝存有质疑。他将金黄色用以表现太阳的光芒,使得他的太阳意象具有了强烈的宗教救赎意味。

艾著执著反复地诉说着“黑色”土地的“受难”与“金黄色”太阳的“救赎”,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解也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类因其原罪而在尘世中经受着漫长的苦难,而来自上帝的救赎,又为人类展示了希望,人类必须追随耶稣,通过主动受难以赎罪。艾青吸收了基督教文化的这种看法,形成了他对“受难”与“救赎”的宗教性理解。艾青认为土地的受难是人类罪恶的结果,“人类是罪孽深重的,每天都在杀戮”{14},正是由于人类(人类在艾青诗中属于土地意象的延伸)的罪恶,艾青才在诗中反复诉说着土地所受的苦难,并提出了“苦难比幸福更美”{15}的“苦难的美”的哲学命题。艾青也认为“土地”要获得救赎就必须主动承担起苦难,如耶稣主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样,他指出人类应“以自己的运命给万人担戴痛苦”,并“代替万人受着整个世代所给予的绞刑”,艾青这种对主动承担苦难的理解,可以说隐含着深刻的基督教文化。此外,正如耶稣历尽苦难最终得到救赎,艾青也把救赎作为历经苦难的终极目标,他指出“一切都为了将来,一切都为了将来大家能好好地活,就是目前受苦、战争、饥饿以至于死亡,都为了实现一个始终闪耀在大家心里的理想”{16}。艾青对受难与救赎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与认同,和基督教的理解可谓如出一辙,从而使他的两种色彩意象闪烁着浓郁的基督教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司真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②⑧⑨ 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2,第169页,第2页,第163页.

③⑩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C].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4,6,第484页,第483页.

④ 艾青.诗与宣传[A].艾青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0,第377页.

⑤ 艾青.诗与时代[A].艾青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0,第369页.

⑥ 艾青.诗人论[A].艾青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0,第426页.

⑦ 艾青.诗论掇拾[A].艾青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0,第360页-第361页.

{11} 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A].艾青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0,第55页.

{12}{13} [日]城一夫.色彩史话[M].亚健、徐漠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5,第47页,第50页.

{14} 艾青.赎罪的话[A].艾青选集第三卷[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3,第580页.

{15}{16} 艾青.诗论[A].艾青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0,第387页,第414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