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是伪作出塞清徐锡麟视频

时间：2019-02-12 05:50:3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最近读到书目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其中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一封，为各本孙中山集所无。《年谱》编者盛赞此信的史料价值，认为这是孙中山和徐锡麟“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把他“一向探索的症结解决了”。
　　乍一看，这封信确实很重要。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徐锡麟和孙中山有矛盾，始终不肯加入同盟会。安庆起义失败，他被捕后在供词中曾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然而，此信中孙中山却说：“前读大札，聆悉种切。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旨，坚忍不移，可敬可羡。”可见二人函札往来，感情融洽。又说：“(阁下)辗转设施，得安庆武备学堂之领袖，全体学生感阁下平日鼓舞演说，亦令持报复宗旨。一旦事起，均受指麾云云。”可见徐锡麟在安庆的活动情况是向孙中山作过汇报的。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也都知道，孙中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将起义重点放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忽视长江流域，然而，信中孙中山却说：“弟以为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可见孙中山并未忽视长江流域。
　　但是，稍加分析，此信实在是一篇伪作。作伪的痕迹很明显：
　　其一，信末署名为“弟汶手肃”，孙中山名文，从来不写作“汶”。作“汶”，在“文”字旁加上“三点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恩典”。大概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吧，清朝统治者好在“乱党”的名字上加偏旁，以示贬抑。例如，在北京正阳门炸五大臣的吴樾，清朝统治者在“越”字旁加了个“木”，成了吴越。孙文呢，则加上“三点水”，以示其“海盗”身份。这种情况，大量见于清朝统治者的官方文书中，也偶见于保皇党攻击孙中山的宣传品中，孙中山自己是绝对不会自署为“汶”的。
　　其二，信中提到一位“宋卿”：“一面密遣心腹，与宋卿约定；一面先歼恩抚(指安徽巡抚恩铭――笔者)，城中必乱；君率全体学生先占抚署，发号施令，安慰军民，宋卿君谅亦由汉阳接济军械以为后劲。”“宋卿”者谁？鼎鼎大名的黎元洪也，宋卿是他的字。当徐锡麟在安庆准备起义的时候，这位“宋卿君”正在武昌当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忠心耿耿地为“大清”训练新军。如果此信属实，那末，岂不是他早就暗通革命党，后来武昌起义时，他怎么会手刃革命士兵，坚决拒绝出任都督，不吃不喝不开口，从而赢得了“泥菩萨”的雅号呢！
　　其三，信中，孙中山要徐锡麟“严为之备，弗稍遗漏，是为切要”，但是，这封信却将起义计划、关系人员等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孙中山是个有经验的革命者，何以疏忽至此！
　　很明显，所谓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乃是辛亥革命之后好事之徒的伪作，其目的在于掩盖徐锡麟和孙中山的矛盾，好让徐锡麟的形象更完美些，所谓“为贤者讳”也。编者不察，误以为真，实在是上了伪作者的当。
　　徐锡麟和孙中山有矛盾，对孙中山不满，这一点早已为徐锡麟的供词所明白宣示，亦已为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和章炳麟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所肯定。但是，《年谱》编者却认为徐锡麟的供词是一种“权变的饰词”，目的在于“转移和分散”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注意。编者并批评陶成章、章炳麟二人“误解”供词，“缺乏深刻思索”，“忽略”了徐锡麟的“命意”。这是把真实可靠的历史结论推翻，“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最早发表于安徽《史学工作通讯》一九五七年第三期，附于吴健吾等所作《徐锡麟事迹》后，多年来无人注意。去年浙江有的史学工作者去安徽作过调查，得知此函由曾在安徽都督府工作过的吴建吾提供，据说是从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里发现的。调查者查阅了有关档案，得不到佐证。调查者怀疑此函的真实性，但又认为，“即使是伪作也不等于凭空捏造。既然来自安徽巡抚衙门的档案，伪作者必然是清朝官吏，所据当来自清朝官府密探的情报。这些情报虽大多是捕风捉影，不甚可信，但多少仍反映了当时的情势。宋卿何许人，无从查考。”(见《浙江学刊》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其实，所谓来自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其证据就在“宋卿”二字上。武昌起义前，任何清吏都不会于伪造此类函件时，把他们的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牵连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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