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奴得了什么病 [“法兰西病”]

时间：2019-02-15 05:40:0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八九○年，针对那种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加以歪曲，硬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的作法，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于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场合下主要决定这个斗争的形式的，是上层建筑的各种不同的因素……”恩格斯在这里，为我们指明了历史研究的方向，但在我们的笔下，历史常常成为“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
　　法国著名政治家、一九七七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阿兰・佩雷菲特，在一九七六年出版了《法兰西病》(中译本易名为《官僚主义的弊害》)。他在书中说：“历史不是一根线。别想用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说明一切。看来有必要在发展过程的多种因素中，强调指出某种因素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却正是在我们那种天真的唯物论者所忽视的。这就是人的思想的重要性。”
　　阿兰・佩雷菲特在这本著作中贯彻了自己的准则，由于他的努力，这本书当时被誉为“战后关于法国最重要的一本书”，它透露了法国“最触目惊心的内幕”。
　　“从奥古埃河红色的河水，到莱茵河的霞雾，到北海的铁灰色的波涛”，阿兰・佩雷菲特觉察到了一种“法兰西病”；他从童年以来就觉得有这种病。后来，他研究了科西嘉公社，访问了英、西德、东德、波等国，观察了他的选区普罗文―蒙德罗――国家的缩影，在戴高乐和蓬比杜的政府里先后担任好几次部长。这一切使他完成了追踪“法兰西病”这隐患的历程。
　　什么是“法兰西病”呢？作者用了一部的篇幅，叙述了“煤灰子”、“地下水”两个事件，指出法国属一种教条式的中央集权制；然后，他通过大量例子，剖析了社会结构中官僚体系的种种弊害。他指出：“法兰西病”是扎根于路易十四时代国家干预经济的“科尔伯特主义”和十六世纪以来的反宗教改革。“法兰西病”不仅表现在行政、经济领域中，如不负责任、偷梁换柱、平衡失调等，还表现在文化、思想诸方面，如固步自封、权力神圣、尚同拒异、喜好空谈等。
　　阿兰・佩雷菲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正因为他把经济因素只当作结果，而从未当作原因，就部分地违背了社会系统中的各因素互相作用的事实，使这本著作显得头诸繁多，过分繁琐。
　　阿兰・佩雷菲特还犯了一个错误：他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只看成是一场“废除”“中央集权制”的行动。当时法国的症结只在于有着“巨大的行政权力”，因此，大革命不是为了争得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应该争取权力分散，废除官僚主义。作者这时患了――用他形容别人的话――“管窥症”。
　　阿兰・佩雷菲特提出，要医治法兰西病，必需进行一场“精神革命”，一场“心理革命”。它“依靠每个人的自觉，改变精神面貌”。“这一革命不知不觉地、几乎是不声不响地往前迈步。并不象外部革命那样以希望为支柱，而是作为希望的支柱，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心中完成这场革命。”这是很有见地的。阿兰・佩雷菲特描写法国说：“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任气氛，总是感到别别扭扭，挺不舒服，因此就梦想彻底地改变面貌，甚至来个脱胎换骨式的化学反应。因为我们的社会对社会化学并不入门，所以就以为一次化学反应会引起奇迹般的变化。期待着它的浮士德把下等金属点为纯金。”
　　鲁迅早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说过：“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沙夫(即列宁)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都幻想通过剧烈的革命，只能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有重新锻炼民族的精神，改造传统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使之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相互适应，相互改造，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跨入前进之途。
　　佩雷菲特说：“同一类型的文化，通过各种经历，肯定自己的一贯性”。“法兰西病”是生长在法兰西历史和法兰西人民的土壤上的。他深信，一个民族无意识之中，受到自己历史的支配，而“要摆脱历史的束缚，只有正视历史，也就是以另一种方式正视自己。”只有深刻认识了自己民族的弱点，才有可能去克服弱点。
　　佩雷菲特写作这本详尽分析法兰西民族特性的专著，是为了让人们“自己去照照镜子”。这部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对我们来说，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我们何妨也在这面镜子中照照自己呢？在镜子中，我们会发现不少问题，但一切有自信心的民族，都是敢于正视自己缺点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发现自己民族肌体上的病菌，创造出防病的机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
　　
　　(《官僚主义的弊害》，〔法〕阿兰・佩雷菲特著，李真、孟彤邻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2.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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