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第１０期，总第１８７期――文事近录|劳动部发1994 98号文
时间：2019-02-16 05:35: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们已不再有文化 一九九四年八月六日《文艺报》，刊登严宝瑜翻译德国《格万豪斯》杂志编辑对西方著名音乐史家和文化评论家汉斯・迈耶的采访记。汉斯・迈耶认为，德国自中古时代后期以来，曾有过四个称之为“文化载体”的阶层，它们是：骑士，再就是城市富裕市民阶层，它们代表着十九世纪的文化。然后是十九世纪后期产生的有组织的对立面文化，即与工人有联系的社会主义文化；再有就是德意志――犹太人的“共生文化”。这四种文化传下了德国的我们今天视之为文化遗产的东西。现在，这四种文化只以一种残留物退化的形态存在。汉斯・迈耶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贵族的、富裕市民的、犹太的和无产阶级的文化了，有的是广大“小市民文化载体阶层”。这是一个非文化的载体阶层。汉斯・迈耶悲观地认为，现在一切都已经挤干，广义意义上的艺术已并不存在，或者说它所起的作用已完全完结。赋有天才的人还是有的，他们在一切领域里越来越被推到寂寞中。文化在德国完全朝离心的方向发展，一边是取决于个别人或某个人的寂寞的创造力；另一边，艺术的创作却在为满足一般小市民的娱乐需要。这样，艺术就变成了一种设计，剧院便成了游艺场，一切都成为消费的对象。汉斯・迈耶列举了一九四五年以来德国五位杰出的艺术家，阿尔诺・施密特；迪伦马特、保尔・策兰、托马斯・贝恩哈特和乌韦・扬森。策兰自杀了，乌韦・扬森、托马斯・贝恩哈特准备自我摧残、自我毁灭，阿尔诺・施密特陷入了愤怒的寂寞，迪伦马特的喧闹与自吹自擂后面，隐藏了比深渊还深的绝望。汉斯・迈耶认为，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这表明这里有些东西已走到了尽头。他再举著名音乐家为例，著名钢琴家古尔达认为在音乐会演奏如同耍猴，里赫特拒绝在大音乐厅演奏，宁肯到小学礼堂演奏。这边是艺术的绝望，那边是文化企业的堕落。当记者问及，我们是否面临着一个资本主义毁灭文化的危机时，汉斯・迈耶说，资本主义从来就是毁灭文化的，资本主义从来就只与利润结婚。
“北京文化”的危机
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群言》杂志，发表陈来的文章，认为“北京文化”的演化走向正越来越令人担忧。陈来认为“北京文化”自文革以来的演变主要线索是：从片面的“工农化”到全面的“庸俗化”，总体上说，在雅和俗之间严重失衡，传统的“北京文化”，体现在北京人的行为面貌，是讲求礼貌礼节，温和亲切，乐天知命，敬重文化。北京是元明清几代都城，雅文化影响源远流长，但民国政府南迁之后，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又无近代工业，变化一个文化消费城市。社会结构上，一极是从事教育和精神制作的知识阶层，一极是从事消费服务的服务阶层，近代北京社会既缺少大工业无产阶级，又始终未形成一个代表文化品味并对下层市民有引导作用的上流社会，从事城市消费服务的阶层构成了近代北京的重要市民基础。五十年代以来，北京重新成为政治中心，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入京，成了住民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但对旧城的文化影响却不大。陈来认为，按理，北京应培养起与现代文明大都市地位相称的博大、雍容、雅俗平衡的文化气质。但文革片面地把工农兵推上政治舞台的社会结果是：斯文扫地，暴力行为取代了温良礼让，污言秽语成了革命语言的特征。北京与上海不同，因为城市市民的基础不是产业工人和白领管理人员，而是处于下层的个体劳动者，所以北京的下层文化中多一些市井庸俗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住民的文化构成进一步改变，但陈来认为市井习气丝毫未褪，市民语言粗俗不可耐，江湖式黑话商话大举侵入话语系统，居然被一些艺术家当作时髦。所谓京味流行小说基本上涵盖在这种氛围下而不自拔，知识分子以为媚俗是支持市场化改革。陈来认为，文化的大众化和庸俗化并不是一回事，文化的大众化虽然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但当代北京大众文化的庸俗化并不是一般大众文化膨胀所带来的。它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在一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形成自身的特点。
公共领域的兴衰
一九九四年第六期《社会科学》发表朱士群的文章，对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进行述评，美籍德裔犹太血统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一九○六――一九七五)的著作曾在学术界成为争论的对象。阿伦特在她的著作《人的条件》中，认为一切劳动的特点在于不留下永久客体，它的结果一经产生立即被消耗殆尽，它基本上只是重复着生命现象的简单再生产。工作比劳动高一层次，它产生耐久客体，并以之作为首要目标。在工作中，由于觉察到自己作为主体与他所欲客体之间的区别，人的自我意识阶段就来临了。但是，工作者面对的世界，还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他与他人的交往受到他的工作能力的限制，因而是偶然的、有限的，至多只是一种交换关系。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和工作都属于人类活动的私人领域，还不具备真正富于人性的特质。唯有行动才是人们之间不惜他物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动。行动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她称之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众人共同组成的，行动者必须开口说话才能与他人发生关联，成为交往共同体的一员，行动者只有同时是发言者才是存在的。阿伦特认为现在公共领域衰落了，衰落的标志是：1.权威蜕变为统治，2.行动者蜕变为选民，3.平等蜕变为趋奉，4.自由蜕变为幸福，5.政治蜕变为经济。
按阿伦特的解释，避免同意性的权威演变为强制性的统治需要有一个凌驾于私利和党派之上而代表公意的超级政治人物。对卢梭来说，这就是“立法者”；对阿伦特来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进入政治领域，目标不是行动，而是报道真相。他们一旦进入，就必定要与政治骗子遭遇。这些骗子是行动者，极力按其谬见来改造世界。他们不仅是组织化、制度化的，还常常受到大众传媒的支持和专门宣传控制机构的强化。当系统的欺骗支配了社会生活时，极权就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就虚幻化了。阿伦特从三个方面对极权主义进行考察：1.政治行动与实在知识之间的关联。在公共领域中，“他人”的“在场”映证着我们自身及世界的实在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和主观私人情感的膨胀取消了他人的在场，我们的实在性就丧失了保障，欺骗趁机而入，就形成极权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2.现代精神生活“只关心自己”，倾向于把一切经验连同这世界及他人都简化为人与自己之间的经验，它进一步疏离了人与现实的联系。这种极端主观主义世界观会同那些毁掉公共领域的历史因素，合力推出一个现代化的大众社会。3.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依系于人们感到自己于其中生活的世界不可依靠。公共领域曾给予他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从这一角度看，意义价值的来源被切断之时，就是极权主义登场之日，按阿伦特这样的分析，除非能够复兴公共领域，否则，极权主义就是不可逆转的。
群众史观看“文革”
文革结束已二十年，但对文革的理解仍然脱不开“毛泽东崇拜”或“权力斗争”两种简单的政治逻辑，好像毛泽东一人抵过了十亿个大脑。海峡三地的有关文革的学术专著，往往脱不开对文革的一贯理解，几乎都在政治精英上打转，仿佛卷入运动的亿万群众，对历史走向毫无作用而言。台湾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著者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助教授王绍光。王绍光在此书中利用个案，提出毛崇拜并非毛泽东本人所能把握的观点。他认为，文革中的群众所追随的，其实并非是毛泽东本人，而是糅和了自己理性期望和爱憎所自行创造的毛泽东的偶像。群众并非阿斗或疯狂，他们事实上是通过毛崇拜，传达出自己的理性利益和战术思考。毛崇拜其实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理性创造物，毛泽东本人也只能受制于已成集体现象的毛崇拜，并无力指挥群众行动或预示未来。王绍光进而从政治制度面，如沟通过程缺失和执行机构无能，分析当时领导人的权力限制。他认为，作为崇拜者的老百姓，对毛泽东指示的理解十分肤浅，但他们根据他们对指示的理解所采取的行动，却可能使历史改观，群众运动本身会孕育出自己的生命，以致最后不得不抬出军队，才能结束这场历史闹剧。
知识分子的三种形态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一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祝华新的文章，认为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有这样三种选择的形态：第一类知识分子对八十年代的“学风空疏”作了深刻反省，进而提出“重建学术规范”。他们安于书斋，不求闻达，在商品化大潮中神定气闲，专注于名山事业。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学术大师很可能从中产生。第二类知识分子则仍然一往情深地关注现实的政治进程。他们一方面告诫社会解放思想未有穷期，一方面仍以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世界潮流的洞察，为新一轮改革出谋划策。他们做不了大学问，发不了大财，有时还要付出代价，但现代化进程需要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走”是他们的崇高追求。第三类知识分子则投身于初兴的文化产业，以媚俗的姿态靠拢大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促成了市井文化的繁荣。这类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把传统政治、大众文化直至自己的知识都视作文化产业的生产要素，视作个人赖以谋生和发展的手段，他们的贡献在于运用现代化传播手段，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普及。这类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中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们拥有令人艳羡的广阔的文化市场。
重建与转化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王一川的文章对人文精神失落与重建的论点提出疑问。王一川认为，用失落一词，等于假定人文精神是一成不变的，而今遗失了，需要把它拾掇起来，这种说法明显带有非历史意味。人文精神尽管有某种共同内涵，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呈现不同的面貌。所以，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迫切问题，不是所谓失落后的重建，而应是衰落中的转化。王一川认为，人文精神在八十年代主要体现为启蒙，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被尊为中心，被启蒙者大众则退居边缘。进入九十年代，以启蒙精神为标志的精英文化变得支离破碎，在大众文化的消费和快感浪潮中，人文精神已几乎无处现身。王一川认为，精英文化是在九十年代产生了严重分化。这种分化可以理解为语言疏隔，原来操同一种启蒙语言的人，如今已分化成操若干不同语言的“圈”了。面对这种分化境遇，人文精神要出现转化，呈现新面貌，就需要沟通。也就是说，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需要沟通才能在转化中诞生。王一川认为，沟通不等于简单融合，而是承认差异基础上的对话。沟通意味着仲裁，需要依一定语言游戏的规则去判决各种语言游戏的成败得失，以保证游戏的公平进行。沟通意味着在各个语言圈内释评。沟通还应有属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状况的特殊内容：体验和认同。体验是个人对自我、社会或某种超验本体的深层瞬间直觉，侧重于个人的普遍而特殊的自由价值的实现；认同则突出作为特殊民族的中国人的自由价值的实现――中华民族性格的创造性复归。
文化选择
丁东在《黄河》一九九四年第三期撰文，认为通过张承志的《心灵史》、贾平凹的《废都》、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王蒙的《红楼启示录》这四本书，可以看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表达和文化选择。丁东认为，这四本书，出自经历不同、追求不同、价值观不同的四位作家之手。其中，有理想主义的最后呐喊(《心灵史》)，有颓废主义的无奈叹息(《废都》)，有沉入历史的悠长思绪(《文化苦旅》)，有面对现实的机智讽刺(《红楼启示录》)。丁东认为，与五七年反右后万马齐的局面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显得成熟一些了。从殉葬品到忏悔者，再到觉醒者、不合作者和抗争者，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极不容易的进步。过去，谁能自觉地充当缺席已属难能可贵，而今天，自觉的缺席者已不稀罕，更有一些人发出了不甘于缺席的独立的声音。这种声音虽然微弱，但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波澜是不可低估的。这些声音合在一起，将为中国文化页填补一页人为的空白。丁东认为，知识分子最值得珍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革中期到后期，怀疑精神从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恢复，八十年代，这种精神已成为知识界的风尚。九十年代，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整个人类文明格局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主和自由在全世界为更多的民族所接受，专制主义被更多的民族所唾弃。中国的经济体制朝着市场取向的转变，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要是能离开群体大合唱，各自沉思，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感情，整个中国将出现一个丰富的多元文化格局。
人类的动物园
一九九四年第四期《雨花》杂志，发表江苏青年作家毕飞宇的一篇散文，此文认为，“每个城市看每个城市的动物园，‘动物园’这个概念本身就隐含了‘城市’这个概念的部分属性”，“工业文明出现了，人类就有了自己的动物园”。毕飞宇在分析了狗、猫、猪、狮、蚂蚁、牛、马、驴、骡等动物的特性后，提出“国家动物园与城市动物园的玩法有一同一异。同，都是看动物；异，方法却是相反的，一个是动物在笼子里，一个是人在笼子里。”毕飞宇认为，主与客位置的变化，看与被看的心理逆转，是人们没法面对与承受的。这样换一种说法，就说到自由上去了。毕飞宇认为，“当人们意识到自由之可贵时，其实我们离笼子就不远了。笼子意味着空间的失去。”这篇散文中，这位青年作家一会儿从动物写人，一会儿从人写动物，两间交叉，引申出一些比较有趣味的联想，他的结论，是应该“把狗还给狗，把狮还给狮，把水牛还给水牛”；是“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国土上能有一座‘国家动物园’，从‘国家动物园’里走一遭的人，应该都能成为真正的人”。
回报行为分析
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社会心理研究》杂志，发表华中师范大学佐斌的文章，以报恩复仇为例，分析中国人相互回报行为的社会心态。从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报恩与复仇是一种相互回报行为，是行为的交换关系与相互作用，佐斌认为，中国人回报行为的内在动力，亦即回报动机的三种水平是：1.自主动机――个体主动而又自发的本能动力；2.习惯动机――个体社会进化和习得的定势动力；3.理性动机――个体被动而又理智的道德动力。这三种动机中，自主动机富于情感性，理性动机受社会压力的制约，习惯动机源于自动化的条件反射。
激发回报动机有三种需要层次：1.维持的需要――保护自我不受侵扰，维持原有活动水平，引发自主动机；2.适应的需要――与他人行为相适应，联系自我与社会，保持人际活动及社会参与感，引发习惯动机。3.获得的需要――为自我创造条件，利用人际互动促进自我发展，引发理性动机。
回报行为的三种不同的方式是：1.质的表达方式――回报以情感的真实性为基础；2.自然沟通方式――回报以社会交往习惯为基础；3.量的工具方式――回报以他人(社会)道德评介为基础。
佐斌经过分析，认为相互回报对于中国人，体现着三种主要心理功能：1.维持个人的心理平衡，大部分中国人在受恩后，都有心理上的欠债感，复仇也是因为受到伤害后心里忘不了，这种心理状态，只有通过回报来解除。维持心理平衡，是回报对中国人的主要功能。2.获得社会赞许。有恩不报，有仇不复，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是反常行为。报恩和复仇，使自己成为君子，是遵守社会的伦理观念。3.保持人际社会交往，回报是保持正常的对社会人际活动的参与。
白领的读书观
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民意》杂志，发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孟庆龄对国内“白领”阶层读书观的调查分析。调查通过对七百二十人的调查分析显示：在阅读报刊的兴趣上，“白领”爱看经济类者占第一，达百分之三十；文摘类占第二，约占百分之二十一。在书报消费上，“白领”每月书报花费七十元以上者占四分之一，而非“白领”群体只占百分之四点八。在业余时间活动选择中，“白领”对“卡拉OK”的兴趣高出非“白领”，相差近百分之二十，而对读书的兴趣则低于非“白领”十二点六个百分点。对性主题的文学作品，“白领”们的态度明显比非“白领”宽容。认为“这是不好的事情”者比非“白领”少百分之五点四；认为“这是好事”者则超出非“白领”百分之十五点四。“白领”们对“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迂腐”的观点，赞成者为百分之二十一点四，而非“白领”只占百分之九。对“现在的社会多读书不如挣大钱”的观点，“白领”赞成者占百分之十七点一，而非“白领”只占百分之三点八。对“书读得再多也不如一技在身”的观点，“白领”赞成者达百分之四十七点八，而非“白领”只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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