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著作选编 陈独秀在江津的晚年岁月
时间：2019-02-19 05:33: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38年初，日军相继占领武汉、长沙。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蜂涌来到陪都重庆。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体态清瘦，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老者，在一名年轻女性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挤上长沙到重庆的轮船，他就是曾被共产党宣布开除党籍、又被国民党关押多年刚被释放不久的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陪伴而行的年轻女性，是自愿在南京狱中照料他生活起居、出狱后成为他妻子的潘兰珍。7月2日，陈独秀由长沙逃难到了重庆，住进石板街15号川原公司一个姓黄的熟人家里。几个月的飘泊流落，他显得有些疲劳不堪。在他到达重庆之前，亲母和三儿子陈松年已先期到重庆。
此时正是重庆酷热难忍的夏天，陈独秀患有高血压，感到非常不适，加上日机空袭频繁，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国民党特务又多，虽然自己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但国民党仍不放心，处处监视他的行动，使得他非常沮丧。于是，陈独秀产生了离开重庆的打算。8月3日，他迁到了江津。
陈独秀在江津生活四年，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四年。在这四年中，他离不开江津的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和安徽怀宁同乡、世交邓仲纯、邓季宣兄弟的倾力相助。
同乡相助
安栖碧山
陈独秀来到江津与安徽怀宁同乡邓仲纯、邓季宣兄弟有关。邓氏兄弟与陈独秀两家祖辈关系很好，是世交。而且邓季宣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法国同学，关系很好。
邓仲纯和邓季宣一家从安徽迁居江津后，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他们与江津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本不同嗣，但是“家门”，就认作同宗。在江津邓氏叔侄帮助下，邓仲纯在黄荆街开办了“延年医院”，生意很好，邓季宣任国立九中（安徽公学）总教务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长，终于在江津站稳脚跟。他们与江津邓氏关系很好，当时人们称邓氏叔侄和邓氏兄弟为“江津四邓”。
早在陈独秀到重庆前，邓氏兄弟就通过各种渠道邀请他到江津居住。邓仲纯的邀请信非常有诚意:“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意来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承担。我们盼等着你及嫂夫人的到来……”当时在江津居住的安徽人很多，这里的国立九中（安徽公学）里很多师生都是陈独秀的同乡同学或学生。但陈独秀当时考虑到江津是个小县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就有些犹豫。这时，邓氏兄弟再次竭力劝说，想到邓氏兄弟的热忱，加上邓是名医，陈独秀体质不好，问医号脉方便，所以就来到了江津。先住在江津东门的郭家公馆，不久就搬到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内与邓氏兄弟一同居住。
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江津也很有名气。陈独秀在江津时，邓蟾秋已68岁，邓燮康31岁。他们是有名的儒商，闻名巴蜀的聚奎书院（后改名为聚奎中学）就是其祖辈创办的。邓蟾秋能诗善文，好学奋进，主贸盐业，又创办江津农工银行，后改名为四川商业银行，积资达六十余万。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被称为厚德之人。
陈独秀在邓仲纯家住了一段时间，因生活习性与邓仲纯妻不尽相同，就有了一些磕磕碰碰，邓仲纯对陈独秀仍然很好，他虽“惧内”，但仍在背地里劝说妻女要大度包容。陈独秀非常苦闷。为了缓解这种矛盾，邓燮康出面专门将陈独秀请到“康庄”去住一段时间，“康庄”是当时邓氏叔侄一家为防日机轰炸而修在江津城西门外艾坪山下橘林中的一处住所，环境清幽，橘林茂密，背倚青山，前临江水。因此时邓家有人外出，正好暂空一房间。陈独秀来到这里，非常喜欢。他曾多次在此吟咏李白的《山中答俗人》――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一次，陈独秀对陪同他的邓蟾秋、邓燮康说出了一句话:“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身居僻乡不忘读书
回到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陈独秀仍感到邓仲纯妻子有脸色，他不听邓氏兄弟的再三挽留，执意要搬出。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又帮忙进行寻找，费了好大功夫才在县城西30余里远的施家大院找到一处住所。陈独秀一家住了30多天，感到这里太吵太闹，无法静心读书和写作，又想换地址。他先了解到鹤山坪杨家的石墙院，最后在邓氏叔侄的协调下，以帮助杨家整理父辈遗著之名于1939年5月27日搬去。在石墙院，他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整整三年。
石墙院离江津城虽有30多里的绕道山路，但有水路相通，客船非常便捷。
陈独秀虽然住在鹤山坪石墙院，但“江津四邓”仍少不了对他进行关心和照顾。当时陈独秀无固定薪水，艰难困顿，经济窘迫，生活一靠北大同学会的接济，二靠一点微薄的稿费，常有断炊的危险。邓氏叔侄就有意无意中给他一些帮助，陈独秀是一个文人，时常碍于情面而拒收，邓蟾秋就说:“鄙人和侄儿虽然从商不言政治，但慕陈先生之名已久，你竭力宣传抗日的爱国精神更令我们敬佩不已，请务必收下我们尽地主之谊的一片心意……”对此，陈独秀也尽其所能进行回报，常帮当地百姓写春联、喜联或书信。他与邓家人一起起参加一乡邻的婚礼，晚上闹洞房，大家在新房里不分老幼尊卑，不分男人女人，一个劲疯闹狂闹，语言近乎庸俗低下，动作近乎粗野鄙蛮，对这民俗他好生奇怪，口占了《乡间闹洞房》一诗: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1939年7月和1940年8、9月份，邓氏叔侄三次邀请陈独秀到风景优美的白沙镇松林坡和黑石山小住疗养，这是邓家的老宅。时值聚奎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和邓蟾秋七十寿诞，陈独秀又应邀在聚奎中学“鹤年堂”（礼堂）对师生进行四十分钟的演讲。他从匡衡凿壁偷光入题，劝勉学生珍惜光阴，为民族崛起而努力读书。同时他痛斥日本侵占中国国土之罪行，疾呼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在邓蟾秋的寿典上，他盛赞邓蟾秋疏财办学之义举。陈独秀在席间说:“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六十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中学），五万办图书馆，自留五万度晚年，其余分赠亲友子侄留学用，真不易矣……”。陈独秀、邓仲纯等还具名撰写了《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陈独秀还在黑石山鹰嘴圆石上为邓蟾秋留刻了“大德必寿”等颂词。
陈独秀在江津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他没有忘记读书和进行政治研究，他带来了很多书，大多是马克思、考茨基、列宁、托洛斯基等的政治书籍。由于特务对他监视得非常严，他只好将这些书全都藏匿在城郊邓燮康的“康庄”楼上墙柜内，每本扉页上都盖有“独秀文存”红章，不想被邓燮康的儿子邓介曾偷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好几本。这个少年知道这些书会“惹祸”，但又相信肯定有用，就将其私自进行藏匿，直到解放后1955年他入党，因书上有“独秀文存”红章，才主动交给了组织并进行了“交待”。对此，现已耋老的邓介曾后悔莫及，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呀！不知现在这些书落在何处？
陈独秀蛰居江津后，在邓季宣等人的帮助下，儿子陈松年终于在“国立九中”谋到了一份管庶务的差事，有了一份收入。
在江津，邓仲纯充当了陈独秀保健医生的角色，医院也成了陈独秀各类信函的中转站。陈独秀的伤风感冒，大病小病都由邓仲纯问诊，全是免费。搬到施家大院、石墙院居住后，邓仲纯也是隔三差五去看望他或去看病治病，有时实再太忙，也会差人送药。1940年2月初陈独秀重病，6日到重庆石板街戴家巷宽仁医院治疗，20日回来后，邓仲纯强留他在“延年医院”内住下观察了几天。陈独秀与邓仲纯的交往并不纯是医患之间的交往，他们的交往是情感上的交往，是心灵之间相互慰藉的交流。
陈独秀是学者，是名人，书信往来频繁，最多的是与自己的学生、时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的杨朋升和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辑的台静农之间的往返信函，还有一些报刊寄来的样刊样报、稿费等，这些都是交“四川省江津县城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转,每一到,邓仲纯立即派院内伙夫迅速送到石墙院,不得有半点延误。正因为此，住在城外乡下的陈独秀才得以与外界保持着联系。
敢缘厚德葬人杰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信胡豆花泡开水治高血压的偏方，但因胡豆花发霉变质，饮后中毒腹胀，次日包惠僧来访作陪饮了小酒，过量食用四季豆烧肉，造成呕吐不止，虚汗如浴几日。他立即叫回儿子陈松年，原准备去渝的邓仲纯得到信息，立即取消行程，赶到石墙院守候。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和邓季宣等多次前往探病。27日晚9时，陈独秀溘然辞世。
治丧是一件礼数烦琐的大事，人死了不能久停家中，一有吉日得赶紧下葬，让逝者早点入土为安。潘兰珍整天伤心哭泣，根本拿不出主张，陈独秀学生和邓氏兄弟是外地人，地方上全然不熟。邓蟾秋、邓燮康自然成为治丧总指挥，成为大家的主心骨。净身、着寿服、作道场、找道士择日以至后来的找人抬高肩（棺材）等等都由邓氏叔侄安排。邓仲纯、邓季宣、何之瑜等负责接客和帐目，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治丧中天大的两件事就是棺材和墓地。陈独秀一没棺材，二无葬地，棺材是不能现打的，木料是湿的尸体会很快腐烂。他又是外地人，没有土地，买地葬身价格昂贵……在这最为困难的时候，已是72岁高龄的邓蟾秋主动让出了为自己准备的四川上等香楠木棺。同时，邓氏叔侄想到四年前陈独秀在康庄小住时面对此处景致所说的一句“得此佳景，平生足矣”的话，就主动捐出康庄的地皮作为墓地。
1942年6月1日下午1时30分，在邓蟾秋等的主持下，陈独秀灵柩葬于生前曾数次“驻足游目之所”的康庄前，了却了他的宿愿。
约半年后即1943年元月1日，邓燮康的女儿邓敬苏和邓敬兰同时被家人从国立九中叫回“康庄”家中，她们看到院中有许多穿西装或长袍的人，都很体面，还有国民政府的教育次长段锡明和陈独秀儿子陈松年夫妇等，很感奇怪。邓燮康告诉两个女儿说，是让她们参加陈独秀葬礼中的“揭墓仪式”。她俩还小，不懂这些事，母亲就将她俩叫到屋内梳洗和换上长衫，外罩一件毛衣后说:“你俩就站在墓的两边，听大人指挥，将碑上盖着的红绸揭下来就行了，不准笑。”大家都站在墓前，邓氏小姐妹一左一右站好后，将红绸揭下来拿在手中，人们都很严肃，她俩更不敢笑，照像后就散了。邓敬苏感到奇怪，石碑上竖写了一排字: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怎么有人姓“独”呢？她问父亲，父亲告诉她说:“他姓陈，是一个大学问家，独秀是他的名字，叫独秀是尊称他。”她又问:“为什么葬在我们家？”父亲感喟道:“唉，一个外乡人，贫病交加，客死我乡，总不能让他无葬身之地吧！”
国立九中历史教师、陈独秀生前联系人何之瑜在1943年2月20日的《访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后记》中说:“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