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大巴山“四清”中两次文艺演出】

时间：2019-02-19 05:35:2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65年，即“文革”肇始的前一年夏天，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统一部署，四川省所有大学的四、五年级学生，一律派去乡下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时间为6个月。其时笔者就读于重庆大学电机系，遂照学校安排去了川北达县（现达州市）的申家公社。申家地处大巴山区，穷。著名画家罗中立的成名作《父亲》及后来很多作品描绘的都是那一带风物。川北山区的荒远、苍凉和古朴，在罗画里被描述得很准确。
　　如今几十年过去，铁路和高速公路都已经很发达。从地图上看，由重庆到申家当是很近便了，但1965年那会儿实在很远。坐整整一天汽车，接下来乘小船顺那条名叫州河的山间激流逆水而上，行五六小时许，起坡后还要步行跋涉好远才到达目的地。背着行囊走在空空荡荡的旷原野路，真有极地探险的感觉。
　　申家公社正好在一条幽深的山峡前面。我要去的十三大队，离公社还有十几里地。对于从小生长在大都市的我来讲，真像到了史前社会。其落后贫穷之状可用一个例子说明：
　　房东听我们从重庆远道而来，便十分吃惊地问我：“几百里路，恁远！你们怎么来呀？”我回答说是坐汽车来的。她好奇地又问：“啥子是车呀？”大巴山区运货都靠人背牛驮，根本没车的概念。我想了想，向她解释：“车，就是把一只大箱子安在四只轮子上，人都坐在箱子里，轮子一滚就来了，很快的。”她又问：“什么是轮子呀？”我好不容易想出一个绝妙的比喻，我说：“你们不是天天磨面吗？轮子就像石磨盘啊。你把石磨盘竖在地上一滚，不是跑得很快吗？”房东老大娘恍然大悟，连说城里人聪明城里人聪明！
　　我们大学生在农村“四清”中闹的那些抓“阶级斗争”的笑话本文就不说了。只谈谈印象极深的两次“文艺演出”。
　　农村“四清”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里专门有一条：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四清”。在申家公社的6个月时间，县里商业部门送货下乡、文化系统派电影队来放露天电影、派剧团到村里演出的事都间或有之，给冷僻山乡带来了许多欢乐――虽然次数非常有限。在十三大队，我记得就只是县文工团来演过一次川剧，电影队是一次也没来过。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是大学生们呆在那儿很快便有了与世隔绝之感，凡听说有演出有电影，不管是哪儿，不管多远，定然都要不舍昼夜地前去凑热闹。申家镇离此地十多里山路，演过两次露天电影，一次是《英雄儿女》，一次是《白毛女》，虽然都老掉牙了，我们还是绝不放弃，连夜跑了个来来回回。看《白毛女》那次，远在申家峡那一端渡市镇的同学们甚至划着小船穿越峡谷前来凑趣，深夜，直到曲终人散尽，这才驾舟夜归。看见一叶扁舟在幽黑激流中悄然远逝，我曾非常罗曼蒂克地渴望和他们一道击水夜河，想象流连于月光之下的深山幽谷，一定有苏子泛舟赤壁的空灵飘逸之感。
　　农民当然不会有那些空泛的冥想。推己及人，我只是想到我们在此不过数月，而山民们是整个一生，是世世代代呀！他们对于文化的渴求可想而知。仅仅搞政治运动“支持”一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与社员们“三同”6月，我已非常清楚这远山野地没有电、不通电话、不通公路……与外部世界相隔何其遥远！一旦天色向晚，夜雾整个儿覆盖了山岗和盆地，他们除了上床，还有什么好去处？用农民话说，就是只有“做娃娃”。第二天日出而作，来了坡头地边，除了谈说前一晚的床笫纠缠，还能有什么更多话题？
　　这儿还得说一件可笑的事情。一次干活歇息，几个农民就坐在横放地头的锄头把儿上唱起了歌。是一首城里早流行的老歌曲：“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歌者极其认真，我作为旁听者却马上发觉他们整个儿跑了调，用四川话说就是“左喉咙”。又有一次，也是田间休息，又听人唱，照样“左”得出奇――如是者三，这就让我纳闷了：莫非十三大队的社员声带全都出了岔子？
　　后来再问，才知道当地村小新来了一位女教师，就是她在教娃娃唱歌，再由娃娃传给大人的。后来我就见到了那位女教师，姓蒲，非常清纯可人的一位女孩。她对农民孩子、对她从事的乡村教育事业充满热爱。有一天小河涨水把桥淹了，我亲眼看见她把裤腿卷得老高老高，赤着脚把叽叽喳喳的孩子们一个一个背在背上，像走平衡木一样摇摇晃晃地背过河，又牵着上山。山头上有一株孤零零的老榕树，一座孤零零的旧庙。那旧庙就是本村村小。蒲老师唯一的白璧微瑕，就是唱歌时嗓子老发“左”，让人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遗憾。十三大队唱歌全体跑调，其源头盖出于此。大巴山这个遥远穷乡压根儿就是一片文化沙漠，只要是一滴水，它都会拼命吸纳。
　　因为有文化，我们在农民面前总是非常自卑――当年是以“大老粗”为荣，以“大老粗”为“革命”。而从农民的角度看，又以为我们非常值得尊敬，因为我们是文化人。尤其大学生，在他们眼里完全就是无所不知了。刚到申家公社那天，正遇了五月端阳，公社干部和当地百姓无论如何要我们为他们表演一台节目。我们班农村子弟居多数，最不擅长抛头露面，更别提文艺演出了。皆因为社员们要求甚切，最终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冒险充数了。
　　演出在飞龙寺小学举行。农民们不知从哪儿弄来几盏汽灯点燃了，摇摇地悬在台前，亮晃晃的，像是那么回事了，这就开演。在学校里晚会看过不少，加上那些年政治活动频繁，经常是要演练革命歌曲的，还有忆苦思甜之类的东西，拼凑一下，也就够数了。
　　节目说不上艺术性，比如那首忆苦经典“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改编一下，歌词里唱什么，就叫角色在台上比划什么，完全就像活报剧或者动态的看图识字。参加工作队有位姓邓的实验室老师，学狗叫特别逼真，扮演穷人的女同学石碧群唱到大年夜讨口要饭被地主家放出恶狗狂咬一节，邓老师在一旁大叫一声――他学得太像了――吓得捧土碗跪地上的女生真把碗吓落地上，砸个粉碎，效果好极了。
　　还有一位女同学是学校体操队的队员，天生丽质，身材姣美，可不会唱歌跳舞，这就给她派了一个节目：表演自由体操《我们走在大路上》。当然没有化装，也没有舞台服，一副平常打扮，只是为了方便活动，穿得稍微“紧透露”些――其实暴露程度远不及体操服――如此步架，竟让山民们看得惊心动魄，几个动作下来，满堂已是目瞪口呆了。
　　凡在演出中亮过相的同学，仅此一回，便立即成了方圆数十里山民心目中的大明星。笔者滥竽充数，在晚会上表演湖北曲艺作家夏雨田的相声《女队长》。我是逗角，话说得多，给人印象自然多于捧角，以后凡到任何村庄田地，远远都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说“干子”来了“干子”来了！让我今生算是过了唯一的一把明星瘾。“干子”是节目中我所充任角色的浑名。
　　尤其让我们受宠若惊的是，县文工团来公社演出后，农民们竟然不以为然，固执地认为与我们班相比水平要差得多。从剧团演出现场的气氛看，我以为农民们说的绝非客套话。实事求是地说，专业团体节目的艺术性肯定比我们高出许多，可远处山乡的农民以为粗糙原始的“下里巴人”更合自己口味――我们的水准恰恰仅限于此。
　　“四清”运动结束，我们该返校了。行前，公社无论如何要我们再为农民们搞一台晚会。这一次被我们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为别的，单为舞台的照明问题。“四清”期间我们帮公社安装了一个10KW的小水电站。夏季雨水丰沛，每天阻断水沟蓄水，可以向镇上供两三个小时的电；我们离村时是11月，冬天水枯，电站基本就停了。农民们为了要看我们演出，一致表示愿让水沟沿途的生产队按比例分摊，从各自存蓄冬水的堰塘向沟里放水，以供晚会发电之用。“四清”6个月，我们已经深谙了农民的甘苦，深谙了“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的道理。水是他们的生命啊！我们怎么能用自知非常蹩脚的演出给山民们来年的庄稼增添麻烦呢？我一直想不起那一次他们为什么不用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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