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饭恩十饭仇_“一饭之恩”和“一饭之仇”
时间：2019-02-08 05:36: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曹聚仁和丰子恺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曹聚仁1916年进校,比丰子恺晚两届,两人同为李叔同的学生,是一对好朋友。曹聚仁曾在《朋友与我》一文中说:“离校以后,无论立达学园或开明书店,我和他时常相见,相处颇不错。虽说我对于佛学,他对于唯物史观,各不感兴趣,但彼此谈得来,从来没有红过脸,够得上是老朋友了。”说明他和丰子恺之间虽然信仰与观点有所不同,但关系是很密切的。抗日战争爆发,丰子恺全家逃难途中,经过浙江兰溪曹聚仁老家,曹聚仁热情接待老学长、老朋友丰子恺,请丰子恺在家吃了一顿饭。然而,就在这一顿饭之后不久,两人发生笔战,以致绝交。
曹聚仁在《朋友与我》一文中这样记叙此事的经过:“后来,我从江西转到了桂林,那时,开明书店在那儿复业,宋云彬兄也把《中学生》复刊了。他邀我写稿,我就把旅途碰到了丰子恺兄的事,还说了他们沿途所见日军残暴事迹,血淋淋的惨状,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丰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申了他的话:‘慈悲’这一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说悔不该吃我那顿晚饭。好似连朋友都不要做了。过了好久,我才转折看到这一篇文章,也曾写了一篇《一饭之?》刊在上海的《社会日报》上,他一定看到的。不过,我决定非由他正式道歉,我决不再承认他是我的朋友了。”曹聚仁文中所说的丰子恺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一饭之恩》,而他回敬丰子恺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则是《一饭之仇》,刊于1939年4月23日《社会日报》。一看题目便知两人的文章针锋相对,他只不过事后故意作记不清状,写成《一饭之?》,显得隐晦一些。
丰子恺的《一饭之恩》发表于1938年5月5日出版的《少年先锋》第六期,为何会写这篇文章呢?事情的起因是他听人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掉了”,于是心中颇为生气。《护生画集》是他的老师李叔同出家之后和他合作的一本画集,他看得和自己的生命一般重要,决意发表为《护生画集》辩护的见解。他批评社会上对《护生画集》的种种曲解,皆因“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明着:‘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他进一步联系当前的抗战和对《护生画集》的误解说:“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戒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他的文章既然是针对曹聚仁的言论有感而发,于是文中说:“我曾在流难中,受聚仁兄一饭之恩,无以为报,于心终不忘。写这篇日记,聊作答谢云尔。”丰子恺的这种观点和主张在其他文章中也表述过,如他在《一饭之恩》前写的《则勿毁之已》中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他还在1939年3月16日《宇宙风》第二期发表的《艺术必能建国》一文中批评曹聚仁说:“我要谈‘艺术建国’,而在其中加‘必能’两字,乃表示确定,欲使听者特别注意的意思。因为一般浅见的人,向来误解‘艺术’,把它看作消闲物、奢侈品,甚至身为大学教授,名为文学作家,而担任许多大报的战地通讯员的曹聚仁先生,亦复如是。”
看来,《一饭之恩》和《艺术必能建国》两篇文章大大激怒了曹聚仁先生,他便写《一饭之仇》以反击,要丰子恺向他正式道歉,否则便绝交。他在文中说:“(丰子恺的文章)其中正面责备我不应该说艺术不能建国,且述及我在兰溪碰到他的一家人,请他们吃饭时,听得他的公子们不爱好艺术,大为赞成。这话真使我惊异。”“我又不发疯,为什么说艺术不能建国?为什么赞成他的公子们不爱好艺术?子恺先生若要虚构这些话,找些帮手来骂我,那我只能佩服他的‘说谎艺术’了。”
实际上,丰子恺对曹聚仁的不满也并非全是因道听途说所致,曹聚仁内心一直对佛教的主张有抵触和看法,只是因为他敬重老师李叔同,从不敢对弘一大师有不敬之词,因此他对弘一大师与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心存不满,碍着其师之面,他也只有把笔战的矛头对准丰子恺。当时对《护生画集》有看法的不止曹聚仁先生一人,如左翼作家柔石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萌芽》一卷四期上发表《丰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批评《护生画集》的“荒谬”与“浅薄”。大概因为曹聚仁身份特殊,两人同为李叔同的学生,却抱这样的异见,丰子恺觉得更不能容忍,便不惜开罪老朋友了。而曹聚仁勃然大怒,两人由此而绝交,则是丰子恺原本想不到的。
乍看,此事只是丰子恺和曹聚仁的个人恩怨和负气行为,其实并非如此,根子在于两人对艺术和哲学见解的深层次的分歧,从中更反映出丰子恺先生对护生画的极其执著的追求和信念。丰子恺深受弘一大师的熏染,不仅是弘一大师的得意门生,而且发愿皈依佛门。1927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正值丰子恺二十九岁生日那天,他拜弘一大师为师,正式皈依佛门,弘一大师为其取法名“婴行”,这是弘一大师在俗的学生中唯一的一个。这年秋天,两人还商量了一个弘扬佛法、宣传仁爱的大计划,这就是筹划《护生画集》的编绘事项。1929年2月《护生画集》由开明书店出版,全书五十幅画由丰子恺所作,弘一大师为每幅画逐一配诗并书写。1939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寿辰,绘作《护生画集》续集,共作画六十幅,寄给在泉州的弘一大师。弘一大师非常欣慰,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在复信中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续护生画集》1940年1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由夏�尊作序,弘一大师书写文字并作《跋文》。弘一大师1942年10月13日在泉州圆寂,《护生画》的使命丰子恺铭记在心,终生为之努力,从1928年起到1973年,他前后相继画了四十五年。1950年《护生画集》三集七十幅在上海出版,1961年《护生画集》四集八十幅在新加坡问世,1965年《护生画集》九十幅也在新加坡发行。1966年“文革”开始,丰子恺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受到非人的折磨,《护生画集》也被列为“反动书刊”。然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也不忘师嘱,决心使《护生画集》功德圆满。1973年他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极其秘密地着手绘作《护生画集》六集,当时手边无任何资料,由曾给《护生画集》四集题字的朱幼兰先生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一册《动物鉴》,丰子恺从中搜集绘画题材,在寓所“日月楼”的狭小空间中,每天清晨四点拉严窗帘开始伏案工作,天大亮后即将笔墨收藏起来,等候“革命大批判”。就这样,终于完成《护生画集》六集一百幅,交由朱幼兰保管,实现了“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于世长逝,未能看到《护生画集》出齐。直到1979年10月,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护生画集》一至六集,至此,终于功德圆满。台湾女作家席慕容阅完《护生画集》后,认为在第六集里“一个佛教徒的温和慈悲的心胸呈现到了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
回顾丰子恺先生一生与《护生画集》的情缘,可以看到他对护生画的执著的信念,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来殉这一事业,所以他不能容忍对护生画的任何不敬和亵渎。由此,当年他写《一饭之恩》不惜开罪老朋友曹聚仁,也就完全能被读者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