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于史事,鉴于当下_关我史事
时间：2019-02-09 05:41: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比起动辄板起脸来训人的教师爷或者夸夸其谈的空头理论家来,那些能够把故事讲得有趣的人,不仅可爱,甚至可以说是在做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唤起和培养我们的阅读兴趣。的确,谁会拒绝那些兴趣盎然、活泼灵动的寓言,反而去喜欢晦涩干巴、不知所云的“宏论”呢?
杂文作家笔下的史事,除了有趣之外,总是包含着对于现实的镜鉴、世事的观照、社会的隐喻,所以常常需要作者的“再加工”。这种“加工”可以概括地分为两种类型:对史事的“新编”与对史事的“新解”。依据基本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进行故事场景、情节的重构,可以归之为“新编”,比如刘征先生的经典杂文《庄周买水》;依据历史事实的记录,对其进行具有现实意义的解读,可以归之为“新解”,比如陈四益先生的“新百喻”系列作品。
将历史故事与现实社会问题紧密结合,从而实现对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人性的深刻反思,是“新百喻”系列作品在创作上的基本特色。
一个文化传承长远的民族,后人一面可以享受文明的精华和光辉的沐浴,一面却又深受其糟粕和阴暗的贻害。因而,现实中的种种怪相,我们总能找到其历史的影子。不信,您看:
国人热衷“清官戏”,“包公案”、“施公案”最是喜闻乐见。于是,一旦遭遇不公,被冤屈、被伤害的平民百姓常常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于《人治的混乱》中“河间郡王”这样的“青天”降临。因为只有持有“郡王名刺”――也就是领导批示,相关部门才会从速、从严、从实,受害人才能沉冤得雪。我们的法制体系运行时有失效,公民权利的维护在正常的法制途径中时有阻滞,除了“青天”、“清官”,只有去找媒体,然而媒体又有什么法律途径吗?实践表明,“青天”越多,人治越盛,法制越丧,社会进步靠人治是没有希望的!
在服从权力的历史中,国人养成了“奴性”;在信仰权力、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国人更获得了“狼性”。遭遇更强者时的柔顺与面对更弱者时的暴虐,“奴性”与“狼性”可以互相转化、随机应变。很显然,《权势的颠倒》中“颠倒”的不仅仅是权势本身,还有被权势“颠倒”了的人性。
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人性都可能被颠倒,那文艺还会是文艺吗?《文艺毕竟是文艺》中的“岳阳吏”,只知道做颂圣诗,联“皇恩浩荡祝千秋”之类的句子而已,但是却可以官至“内阁大学士”,为什么?原来,诗好不好并不重要,文才有没有也无足轻重,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对“皇帝主子”表示出自己真诚的景仰和死心塌地的忠诚。在统治者耳边,谀辞比起那些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嘈杂声音来,自然是要动听得多。所以,他们引导你歌颂,允许你感动,容忍你冷漠,甚至可以放任你低俗,惟独,敏感于你任何形式的揭露。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的问题。其实,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一九二四年,鲁迅在北师大附中所做的讲演中已经回答了。他说:“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所以,“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有可以使天才生长的土壤。”我们何尝不是一面感叹大师的不存,一面却又连产生大师的“预备的土也想扫尽”。恰如《笑你们自己》中的张公,一面紧束着别人的手脚,一面还要求别人必须“各尽其能”,这是如何的自相矛盾?张公指手画脚之下不会产生丹青妙笔,大师也不是靠这个计划、那个计划能够“计划”出来的。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被熟视无睹的谎言?就像《大家做戏》中衙役行刑时“束衣捋袖,挥杖抡空”,大家都清楚这不过是形式主义的“走过场”而已,却不会有人去点破真相:衙役可以乐得无事,御史可以顺利交差,巡按借此邀功请赏,皇帝更是安于盛世太平。但这种“做戏”维持下的“一好百好”真的靠得住吗?“天晓得!官僚体制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只好由老百姓来替它解决。当然那解决的办法就不再是演戏,而是革命或曰‘造反’了。”
历史事实一旦离开了对于现实的镜鉴,它的意义会走向虚无;文学作品一旦失去了时代的隐喻,它的批判精神也就无所依存。陈四益先生的系列作品,正是具备了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观照,对于强权的质疑,对于苦难的悲悯,对于不公、不义的愤怒,对于愚昧、麻木的警醒,才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