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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声旧韵总幽独:旧韵新声

    时间:2019-02-11 05:32: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张爱玲解放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十八春》是她唯一的通俗言情传奇,又是她平淡文风的第一个标示,文本出现了流行的政治话语。文本的多种新质意味着作家在艺术上对自我的调整、改变以及面临新时代的困境与支绌。
      关键词:通俗 平淡文风 政治话语 艺术调整 支绌
      
      一九五零年,张爱玲在《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①,讲的是一个离奇而阴惨的爱情悲剧,顾曼桢与同事沈世钧相恋,被姐夫祝鸿才垂涎,曾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与丈夫合谋,将曼桢骗奸并幽禁,命运的鬼使神差,使沈顾两人音信相隔,爱情蹉跎,十八年后才相见,但有情人只能够有一些“凄凉的满足”。
      这是张爱玲沉寂二三年后的复出之作,经历过天才喷涌的“传奇”时代和刻骨铭心的爱情,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她熟悉的世界退出了历史舞台,崭新的社会降临,她默默打量着“换了”的“人间”,笔下的文本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一、 传奇与言情的通俗文本
      
      张爱玲在《多少恨》的题记中坦言“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②,少小即浸淫其间,无论是中国古典的传奇,还是晚清和近代的言情小说,或是同时代的张恨水、秦瘦鹃乃至上海小报,她都是痴迷而津津乐道。她七岁即在旧账簿的空页上练习写《隋唐演义》,十几岁又写过鸳鸯蝴蝶风味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名重一时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也是发表在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上,小说结集为《传奇》,也可看出张爱玲对于“传奇”的情结,“传奇”的精神融化在她的血液里。张爱玲虽然将一九四七年写的《多少恨》归为通俗小说,但《多少恨》只是电影改写的小说,《十八春》才是她第一次真正的通俗创作。《十八春》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即使没有很好的文学趣味甚至较好的文化水平,也是非常好看的。《十八春》情节曲折离奇,爱情、阴谋、骗奸、幽禁、姐妹仇怨、下嫁仇人等情节元素不仅感伤、悲切,甚至有些阴寒、恐怖,骇人听闻;小说还借助一系列的巧合或误会推动情节,达到高潮:曼桢被害就是阴谋和误会、巧合联手促成的:曼璐实施阴谋的第一步就是装病骗曼桢去探病,沈世钧正巧一时负气离去,曼桢落入虎口,并被幽禁,与世钧失去联系,世钧被蒙蔽着,奔波寻找,因为难明真相,只好迷惑着、疑猜着、痛苦着,不断有一连串的偶然和巧合及人为离间强化着他的错觉与误会,终于绝望之下与翠芝结婚。
      本来太多的偶然与巧合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事实上,只要世钧不懈的寻求下去,总是能够搞个水落石出解救曼桢的,但张爱玲要的是一个赚人眼泪的通俗传奇,而且要一波三折,吸引住读者,她曾经说过“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③。张爱玲利用误会、巧合给她笔下的人物制造着冲突、磨难、麻烦,而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曲折、离奇的情节及大量的偶然与巧合由于有了充分的心理描写显得水到渠成,从容有致。
      悲欢离合的故事最不可缺的是“情”,言情本是张爱玲最擅长的,不过她“传奇”时代的小说常是言情而无情,男女之间多的是算计、倾轧的委琐关系,而《十八春》出现了甜蜜的男女感应和温馨的情感场景,不是一般言情作品那种造作的浪漫,张爱玲捕捉到了日常男女情牵意惹的最动人的细节,这在她“传奇”时代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在一九四七年《多少恨》与一九五一年的《小艾》中却频频出现,也许是自身感情体验的投射吧!作者对这个言情故事驾轻就熟地操纵着,中国传统的铺垫、伏笔、穿插、呼应大量使用,自然妥帖;甚至戏剧中常用的道具也不断出现,红绒线手套,撒满雪珠的背心等充满了日常人生的情味,这是张爱玲非常擅长的地方。作者一边传达着恋人之间的感应、甜蜜、烦恼,一边又不动声色地铺垫、照应着将来的变故,曼桢个性既天真又世故,既坦率又深怀隐曲,原来是她的生命中有着“惘惘的威胁”。祝鸿才的垂涎、张慕瑾的移情、曼璐夫妻的不睦,世钧父母与姨太太的纠葛等从容地穿插着,铺垫着,看似旁逸斜出,却共同埋伏、照应着后来的大悲剧。
      张爱玲一贯的写人的理念是不写完全的好人与坏人,喜欢“参差的对照”,而这部小说的人物却接近大善大恶。曼桢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富有人性之美的女性形象,美丽、善良、坚强、贞秀,她用辛苦的工作负担着全家的生活,她家累那样重,却那样朝气蓬勃,一心向上,在恋人面前体贴温柔,在祝鸿才面前凛然难犯,正像张慕瑾所见所感“她的脚踝是那样纤细又坚强的,正如她的为人”,她不是《多少恨》中的虞家茵那样的有些屈抑的“哀怨佳人”,也迥异于一般言情作品中天使型或仙女型的女主角,她是日常人生中的一个可敬可爱的女人,表达了张爱玲通常人生的“好女人”的理想。而与曼桢形成鲜明比照的姐姐曼璐是张爱玲笔下“疯狂女性”系列中的一个,一个过气的舞女,又是一个弃妇、怨妇,惨淡、屈辱的人生使她潜意识对于纯洁、自尊、被人爱慕的妹妹心怀怨妒,她走出了疯狂的一步,这是张爱玲一贯揭示的人性丧失、性格扭曲的情形。曼璐腰际“黑隐隐的手印”,是张爱玲式的意象,恐怖而狰狞,骗奸的一幕也充满了张爱玲式的恐怖。曼璐与曼桢的比照,暗合着新社会的价值标准:曼璐是一个不劳动的、靠色相和男人生活的寄生者,无疑是糜烂与腐朽的渊薮,是旧社会的产物,在“传奇”的世界,有多少如此寄生的女性人生;而曼桢不仅自食其力,扶养弱小,又那样独立自强、朝气蓬勃,曼桢的形象可谓张爱玲对女性的一次“健全的写生”④(于青认为“女性在张爱玲笔下就不曾得到过健全的写生”)。这种新的观照目光,既源于张爱玲自身自食其力的生存,也无疑受到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作为“善”的对立面的是“恶”的化身祝鸿才,一个十里洋场的市侩、恶棍、流氓,过分的猥琐、无耻、卑劣,简直是令人不齿,然又是可笑的丑态百出,“笑起来像猫,不笑像老鼠”,在小说中是一个令人发噱又令人恶心的小丑。他垂涎曼桢,一次送曼桢之前,“他匆匆地向隔壁房间一钻,不知去干什么去了”,到了汽车里,曼桢闻到浓烈的香水味,才知道他刚才是喷香水去了,但因为曼桢凛然难犯,“静静地发出一股子冷气来”而鸿才只好徒然发出香气。祝鸿才既是恶人又是丑角,整个故事善恶冲突,好人被坏人算计,落入了坏人的陷阱。
      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作品或可觅到“言情”或“传奇”的身影,但毕竟较“雅驯”,像《十八春》这样长篇的通俗言情故事,曲折离奇的情节,偶然、巧合密密麻麻穿针引线,人物善恶对立,在张爱玲的创作中还是第一次。
      张爱玲之所以在新中国伊始以通俗言情文本重露头角,是对当时文艺环境、读者市场、自身条件几方面忖度的结果: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众化与通俗化的文艺潮流仍然是解放初文艺的主要方向;张爱玲一贯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她深谙小市民离奇感伤的阅读口味,解放初,上海滩的这个读者市场余温尚存,《亦报》正是这样的园地;她自身有丰富的言情传奇的贮备与才能。小说的连载颇轰动,读者反应强烈,总算没有辜负张爱玲的一番斟酌的苦心,而终于有了一部张恨水式的悲情长篇,于她也是有些安慰罢!
      
      二、历史叙述与政治话语
      
      虽然身处四十年代动荡的政治社会,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作品绝少关于时代与政治的叙述,封闭的时空上演着一幕幕人性的悲喜剧,而《十八春》成为一个例外。像解放初的许多小说叙事一样,人物的悲欢离合与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主人公在旧社会受尽苦难新社会苦尽甘来,但是《十八春》中的历史叙述未能贯穿始终,而是前后断裂,前十二回俨然是一个旧上海的言情故事,没有任何时代线索与历史痕迹,从十三回(共十八回)开始插入了有关历史政治的叙述,叔惠、慕瑾、曼桢、世钧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感情的困境,都不满现实,遂有对黑暗统治的批判;小说将人物悲惨、抑郁、无为、多舛的生存与社会的黑暗联系起来;解放后阴翳扫尽,迎来光明,大家都获得新生,新旧社会形成对比,正符合当时文艺的流行模式。但一些政治话语显得生硬突兀,十三回叔惠批判社会的激烈言辞不仅与前文缺乏呼应,而且话语夹生:“……无论你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⑤,这可能是临时添加的笔墨,连载中无法呼应前面,出单行本时依然保留下来,后面还多处出现批判现实憧憬光明的政治话语。张爱玲文本出现的这种应时的声音,虽然生涩,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政治表态,但并非“勇敢地投诚和靠拢”⑥,正如余彬所言:张爱玲有成熟而独特的社会、人生观念,不会轻易认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但她又有一份生存的世故,知道个人的渺小,需要妥协与让步⑦,这是张爱玲写这部小说的困窘与沉重之处,虽然是天才的小说家,但不免左支右绌,着露迹象,原因是对政治的隔膜和言不由衷的创作状态。一九六八年张爱玲在美国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将这些政治话语删去,小说成了一出命运悲剧。离开大陆的政治环境,张爱玲文化本性又恢复了。文本的应时之处还表现在下层穷人形象的出现,即曼桢生产后帮助她逃脱的金芳夫妇,张爱玲一贯描写上流社会没落男女,即使是低层的人,也大抵是女佣之流,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特点,金芳夫妇可算是“无产阶级”形象了,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义气无私,爱憎分明,古道热肠,舍己为人,代表着光明的新生的力量,相形之下曼璐、祝鸿才之流好像是黑暗、腐朽的旧世界孳生的毒瘤,两种人群形成对比,正与流行的时代价值观念合拍。
      
      三、绚烂归于平淡
      
      张爱玲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中说:“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环境中应有的自觉。”⑧这段话说明了张爱玲“传奇”时代对绚烂风格的追求:苍凉的意义,繁复的意象,新奇的比喻,机智的反讽,华丽的色彩等,许多论者称为“张爱玲体”。《十八春》呈现出显著的文风变化:平实的语言,白描手法,意象、隐喻的稀疏,色彩的趋淡,不复有《传奇》的夺目与绚烂,桑弧在作品发表初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我读《十八春》,仿佛觉得她是变了。文章比从前来的疏朗,也来的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色调”⑨。笔者以为张爱玲文风“绚烂归于平淡”的原因可从以下方面考察:
      其一,主观的艺术追求。据桑弧透露张爱玲也为“笔端太绚烂了,容易使读者沉溺于她所创造的光与色之中,而滋生疲倦的感觉”⑩而苦恼着,说明她对自己的华丽文风有反省意识;更重要的是张爱玲一直对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平淡之境的心追神慕。张爱玲幼时就迷恋《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是张爱玲重要的文学资源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给《海上花列传》以“平淡而近自然”(11)的评价,胡适对“平淡而近自然”这样解释:“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12)张爱玲五十年代给胡适写信希望小说《秧歌》有平淡而近自然的风味,并认为:“《醒世因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13)推崇《海上花》“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14),张爱玲后期的小说有意向《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靠拢。
      其二,新文艺时尚和通俗文本促使她进行叙述上的自我调整。张爱玲不仅对通俗化、大众化的新文艺时尚有所了解,而且据她的弟弟回忆她还很欣赏赵树理等作家的作品(15),所以她清楚地知道华丽苍凉的“张爱玲体”与新社会的文艺趣味格格不入;华靡的文体也不适合通俗文本,会阻隔大众读者的阅读。这些原因促使她叙述风格转向移位。
      其三,张爱玲的人生姿态和写作姿态的变化。“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6),可以看作是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人生宣言,做人的年轻气盛发奋进取、为文的全力以赴情文并茂,衣装也别出心裁独领风骚,一切要的是“放恣”,是“绚烂”;一九四五年八月开始,由于时势的变化及私生活的挫折等原因,张爱玲由绚烂之极突然淡出文坛,复出后的张爱玲的为人与衣装都趋近平实、平常,从她的散文与照片都可看出来,尤其到上海解放,人世的沧桑加上为人的敏感,她更加“淡出”,有次着家常衫裤去领证件,被问“认识字吗?”(17)竟感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与之相应,她的文字由绚烂归于平淡,标志是《十八春》,之前张爱玲只写过几部电影脚本,难以看出文风的变化,《十八春》可看作文风转变的第一个标示。文本的平实、朴素可映现作者“淡”的写作姿态,与《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在光与色的炫目中所映现的全力以赴才情的发奋姿态确实是大相径庭。
      “淡”的写作姿态的另一面是因缺乏投入而导致的文本个别段落的粗糙,如“但是给她妹妹这样一来,这一点回忆已经给糟蹋掉了,变成一堆刺心的东西,碰都不能碰,一想起来就觉得刺心”(18),短短的几句话,连用两个“刺心”,这是她前期文本绝对没有的。可能面对新的环境,张爱玲创作心境有些不宁,甚至已在思量去留之事,写作有时难以投入;加上赶写连载,一期赶一期,状态好的时候,就会有精彩的张爱玲式的文字化出,否则就会出现那些勉强而无神的文字。
      这部创作于新中国的长篇小说与“传奇”时代的文本相比,显示了多种新质与变异,但它毕竟是张爱玲的文本,苍凉的人生底色、精彩纷呈的意象、“日常生活的况味”等永远是张爱玲文本的底子与关键词。
      曼桢无法摆脱的命运奠定了文本的苍凉底色,即使没有巧合与误会的作祟,曼桢的生命中有“惘惘的威胁”,她的无法坦白的家世背景,始终作为黑��的生命底色窥视着她,即使她要强地要摆脱它,已经就要脱离它,它还是伸出黑色的魔掌将她攫入黑暗。祝鸿才横行不法,但后半生也是在凄凉的窘境中度过,最后葬海身亡,是其飘蓬身世的凄凉注脚;中年的祝鸿才在家中得不到温暖,无奈在朋友的妻女那里觅到了人伦的温情,祝鸿才陪外室看病那一幕温情中透着苍凉的况味,好人与恶人都笼罩在苍凉的人生大幕中。小说还写了许多凡人的生活悲剧,世钧的父母与姨太太那种旧式夫妻之间的可悲可怜的关系;世钧与翠芝新式婚姻中的琐屑与无奈;曼璐毁了自己的亲妹妹,自己在病痛与凄凉中离开人世;曼桢母亲寡居无依,辛勤劳作抚育子女,充满了不得已的卑微与苟且,哪一种不是苍凉的人生!那个黄昏出现的五香蘑菇豆干的苍老声音,正是这个人生舞台的背景声音。张爱玲在通俗的文本中,不由自主传达着她一贯的生命感觉,言情与传奇、误会与巧合,好人与坏人依然映现着苍凉的人生底色,这与《传奇》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因此这部通俗小说又有着不俗的品位,是张爱玲式的通俗文本。
      张爱玲小说中“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19),她将意象与隐喻、象征、暗示、联想、通感等融为一体,精雕细琢,光色绚烂,而且纷至沓来,层出不穷。而《十八春》随着文风的变化,意象稀疏,而且略去雕琢,不被光色,几乎不引人注意,但单纯平实、自然贴切而不落痕迹。沈世钧与曼桢十八年后偶然相逢在叔惠的家里,“满地的斜阳,那阳光从竹帘子里面筛进来,风吹着帘子,地板上一条条金黄色老虎纹似的日影便晃晃悠悠的,晃的人眼花。……房间里有非常静寂的一刹那,许太太拿起芭蕉扇来摇着,偏是那把扇子有点毛病,扇柄快折断了,扇一下,就‘吱’一响。那极轻微的响声也可以听得很清楚”(20)。斜阳、日影映照着十八春的流年,无限的沧桑与苍凉;轻微的扇子声凸现在众声失语的静寂中,反衬、夸大着这无声,这无声又反衬、夸张着人物内心喧嚣的声浪。日常朴素的意象,贴切地映现着人物的心情,淳厚而隽永。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谈到《海上花列传》“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21),《十八春》里上海的街头、弄堂较《传奇》中的沪港洋场社会更“粗疏、灰扑扑”,有着“日常生活的况味”,顾曼桢家所住的弄堂琐屑而生动:公用电话、水龙头、曼璐的客人、淘米洗菜的娘姨,窗台上晒着的棉鞋,在弄堂骑脚踏车的男孩,母亲与祖母缝补浆洗与三餐的琐屑与忙碌,灯下的晚餐与夜话……还有其间涵藏的酸辛、苟且、庸碌、无奈,这里有“通常的人生的回声”(22),它不是拼贴的市井风俗画,而是毛茸茸的连皮带肉的人生质地,人物也是这种质地上长出来的凡胎,曼桢是集美善于一身的女主角,又是日常的邻家女孩。像《海上花》一样,张爱玲并没有泼墨涂抹,而是“浑不觉”地“轻描淡写不落痕迹”,这个通俗的悲情故事因为有了这层毛茸茸的人生质地而别具日常人生的况味。“日常生活的况味”是张爱玲后期向往的小说境界,“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笔法也为她心追手慕,而《十八春》是较早出现了这种境界与写法的。
      《十八春》是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张爱玲在特殊背景、特殊心境下的一次特殊写作,它是张爱玲最轻松又最沉重的一次写作:得天独厚的言情贮备与讲故事才能,使得她下笔驾轻就熟,行云流水;但陌生的新时代又带给她沉重的负荷,她惶惑不宁,笨拙地应和着潮流,这种轻和重表现在文本中,时而流光溢彩,时而又枯靡滞涩。它又是张爱玲扬弃旧我的一次写作,她一方面重申着她固有的生命感觉,延续着她惯常的艺术个性,一方面她又从绚烂的光色中退出来,尝试平淡自然的叙述,《十八春》成为她后期平淡文风的肇始之作。
      《十八春》可谓张爱玲的一次写作实验,文本类型、题材领域、审美趣味、叙述风格,政治话语等方面的全新调整与改变,表现了张爱玲的多方面修养与才能,并预示了日后可能出现的新审美特质,但也显示了张爱玲面对时代的困境与支绌。《十八春》映现着张爱玲在雅俗之间、新旧之间、稳变之间徘徊的脚步,挣扎的痕迹。
      《十八春》既是时代大变迁的特殊生成物,又是作家沉潜后自我调整的产物,比起阴暗寒灰“传奇”世界来,宛然疏朗清新的一枝新绿;但在新中国的文苑依然是一部陈旧暗淡的落伍之作,它虽然尽量应和着时代的声音,但又那样微弱无力。今日看来,正是这种张爱玲式的“落落寡合”的神韵,使《十八春》在当时众声中显得那样表情幽独,风神艳异。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施永秀(1966- ),山西榆次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⑤(18)(20)张爱玲.十八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文中引文均出于此。
      ②张爱玲.《多少恨》题记[Z].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66.
      ③张爱玲.论写作[A].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77-84.
      ④于青.女奴时代的谢幕[A].金宏达编.镜像缤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33-43.
      ⑥金宏达.再看《十八春》(及《半生缘》)[A].十八春(子通点评本)[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1-9.
      ⑦余彬.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251.
      ⑧张爱玲.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A].子通,亦清编.张爱玲文集补遗[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234-235.
      ⑨⑩叔红(桑弧笔名).推荐梁京的小说[A].金宏达编.昨夜月色[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10.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图典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12.
      (12)胡适.海上花列传序[A].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亚东图书馆本)[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7.
      (13)(14)(21)张爱玲.忆胡适之[A].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304-317.
      (15)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89.
      (16)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A].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86-189.
      (17)张爱玲.对照记.图四十六[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67.
      (18)夏志清.论张爱玲[A].金宏达编.华丽影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54-68.
      (20)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A].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45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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