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在无望的宿命之下的颠覆文本|宿命是什么意思
时间：2019-02-11 05:32: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本文从余华小说的两种叙述结构切入，分析余华小说中人物命运模式――人类是生活在无望的宿命之下的；在此基础上，探讨此模式下所隐藏的作者对人生境遇的思索，并研究了余华小说这种颠覆常规的文本形式是如何将前两者完美地传达出来的。
关键词：无望的宿命 并置式结构 循环圈结构
从《现实一种》之后，余华小说在对生存的不断关注中由对暴力与血腥的叙写走入对命运之无常的探索，从而加剧了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悲哀。手法上的自觉运用使我们从余华的并置式与循环圈叙述中见出作家是在以“世界自身的规律”来探究命运之无常。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到他对常情常理的怀疑，使他亟于探讨“世界……自身的规律”，“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事先已经安排好，在某种隐藏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必然的因素已不再统治我，偶然的因素则异常地活跃起来”。于是有了像《偶然事件》《难逃劫数》《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这类作品。余华一方面写出所有人事碰撞的偶然性，却又不禁凛然于这样散漫无常的生命现象下，一种宿命的可能。形诸文字的，看似是散漫的叙事，起落不定的情节转折，不由自主无可无不可的行动方向，实际却是作者的匠心。这里余华放弃对理性支配下的事实框架的模仿，实际上是为了呈现世界自身的规律即命运的力量的一种手法，正如杨义所说：“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超越了具体的文字，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述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世界、对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余华自己在《虚伪的作品》中也写到：“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表面上为了表现更多的事实，使世界能够尽可能呈现纷繁的状态，我采用了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我发现了世界里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世界自身的规律也开始清晰起来。
１．并置式结构
并置是指打破叙述的时间流，并列地放置那些或大或小的意义单元，使文本的统一性不是存在于时间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中，以突出构成整部作品的不连续板块的意义单元的并置所产生的效果，让文本产生特殊的意义。
在《世事如烟》里，作者并置了十个故事：司机躲避车祸及其在婚礼上受辱自杀；少女每夜梦语不止及她的死亡；算命先生克子以延长寿命；瞎子对少女的声音的迷恋及自杀；灰衣女人逃脱司机车祸后的突然死亡；六十岁的老妇与孙子同居后的怀孕；接生婆的突然死亡……在这篇小说里，每个故事都处于零碎状态，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完整性，各色人物的经历五花八门，但他们在同一个文本里出现，又分明是一个整体。是什么使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呢？是这些人所共同面临的命运――宿命性的生存。这些独立的、平等的事件是以共振的形式出现的。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事件并列，才能证明命运的确如此。到了《难逃劫数》里，写了三组人物之间的故事：东山――露珠――老中医；广佛――彩蝶――小男孩；森林――沙子。这些故事以组为单元彼此之间互相独立、没有什么瓜葛。每组里的主人公木然地行走在人生的绝境，对前面既定的危险、死亡一无所知，尽管命运中不断有若有若无的暗示出现，但他们都浑然不觉，最终被命运吞噬。三个故事是同一个意义的重复。“重复使事物的运动具有一种延续性，事物通过这种延续性得以呈现出其运动的规律性的存在。”事件的并置，使文本拓展出更宽广的审美空间，让我们在透不过气来的并置结构中领受命运无常的暗示。
这里只从一个主题入手探讨了余华的并置式小说，应该说《死亡叙述》《一九八六》《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战栗》都可归于余华的并置式结构，《死亡叙述》在同一文本里设置了两件相反的事件，撞死人后逃走带来的是平安无事，主动承担责任却招来杀身之祸，作者最终指向的是人们存在处境的揭示――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一九八六》以疯子与母亲的故事并置，包含着对人类永恒的矛盾与困惑的揭示；《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同一个故事被讲了四遍，并置在同一个文本里，似乎显得有点无聊，但就在这种似乎无聊的并置中产生了一种氛围，对少女杨柳的怀念；《战栗》是对同一事件两种相反的描述的并置，这使一个自圆其说的事物变得矛盾重重、破绽百出。它的目的是打碎人们一切关于真实的幻想。
文学意义上的并置之所以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真实、不可知、荒谬等存在处境的体验，是因为它与现存中的结构有着同一性。余华以并置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打破了事物的逻辑关系，直接地呈现并存着的事件，事件又以并置超越了自身的局限，不用说明、解释，而将读者引向一个未受“思想意识”污染的自然。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曹文轩所说：存在模式即结构模式。在此，余华小说以并置昭示出我们生存世界的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某种随意性、偶然性、变化性，及其宿命性的生存观。
２．循环圈结构
在这类文本中，他以循环叙事的方式使我们在形式与内容的契合之间更深地领会了生命之无常，在《古典爱情》里，才子佳人的出现似乎并不是为了让人们体会传统的缠绵悱恻的爱情的魅力，才子与佳人的叙事序列不外乎是：开端（相遇）――发展（相爱）――高潮（误会或劫难）――结局（大喜大悲）。《古典爱情》在前面大部分内容基本延续了旧的叙述方式：柳生进京赶考，无意中走到小姐楼下（相遇）――两人柔情缱绻，私订终身（相爱）――短短数月，小姐家已经破败，柳生与小姐失去联系（劫难）――数年后，两人再度相逢，小姐已沦为“菜人”，柳生强忍内心悲痛，安葬了小姐尸首（悲剧式结尾）。故事似乎该结束了，而作者却另起一笔逆转了小说的结尾，结尾是本来小姐要还阳，却因柳生“终于忍耐不住”的好奇，掘开坟墓，破坏了小姐的生还，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的循环过程，体现的是人物自身的背反性――相爱的两人成为相互否定的元素。爱情的美丽消融于相爱主体间莫名其妙的对抗后，爱又有何用？最终逃不过命运的判决。故事在首尾的碰撞中，使世界的事物间透露出一种神秘超常的联系，使人无法把握的联系。
在较晚的一篇短篇《现实一种》里，这种循环圈以更为诡秘的形式对传统造成了颠覆：山岗的儿子皮皮无意中杀了山峰的儿子，山峰杀了皮皮，山岗杀了山峰，山峰的妻子借公安机关杀了山岗，山岗的睾丸被移植而后继有人，对山峰的妻子进行了隐秘的报复。这里暗含了命运的神秘运动，看似与民间复仇小说属于同一仪式。民间连环报复的情节是为了演绎因果报应，之所以有此果是因为有此因。而余华的颠覆恰恰在于取消了故事的起因，山岗的儿子皮皮才四岁，他抱着堂弟去看太阳，由于感到手中抱的孩子太沉重了，于是就松了手，灾难的来临完全是一种下意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余华要毁灭的就是这样一个因果相连的世界，一切都来源于偶然的命定。
在有限的传统的圈子里，余华充分地显示了他诡论式的智慧，他让我们沉浸在意义生成的成就感和奇妙感里。在旧有的空间叙事中只作些细小的变化，却爆发出罕有的能量，得益于作家本人的观念的导航。正如索绪尔所说：“观念唤起的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这种宿命性的生存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就有了最早的寓言，小说中的“我”以在路上找旅店开始，以没找到旅店仍在路上结尾，首尾相连，终点又回到起点，命运似乎在跟“我”开玩笑。
余华在《活着》以后的九十年代写作中仍然贯穿着宿命意识，尤其是在他以后的几部长篇小说里，循环模式以更令人惊奇的形式展现了它的魅力。《活着》写福贵一生的经历是以死亡事件为主轴的，在文本中显示为一件件死亡事件的循环发生：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孙子，一个一个死亡事件虽然是连续发生的，但每个人的死亡都不是他人死亡的原因，真正的叙述动力是死亡的不停光顾，是死亡的不可预料和不可避免，因而福贵亲人的死亡不是因果性的，而是循环的。在死亡的循环光顾中让人感到的是人们怎样也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到《许三观卖血记》中死亡被置换成卖血，写了许三观一生中的十一次买血，一个动作贯穿人的一生，一个人的命运由一个动作来完成。他们多像寓言和神话里的故事，如愚公移山，如吴刚砍树，如西绪弗斯推石头，循环往复，无穷不已。不断重复的动作象征人生即是由一个个接踵而来、永无休止的宿命性困境连缀而成，目标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虚无，而人又永远无法摆脱宿命的存在。这两篇小说分别以福贵与许三观的一生为主线，写他们一生的经历与命运，基本上可以说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小说，但是叙事的循环却破坏了它作为传记小说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如巴赫金所言：“传记小说的本质特征，是它有一种传记时间。与传奇时间、神话时间不同，传记时间是相当真实的，它的一切时点均属于人物过程的整体中，把这一过程描述成一个限定的、不可重复的、不可逆转的过程。每一时间都框定在这一人生过程的整体中，于是它不再是传奇事件了。”而我们清楚地看见，福贵与许三观的一生时间不仅是一个重复的、可逆转的过程，而且重复的次数达到惊人的程度。他们的一生简直成了经历亲人不断死亡与卖血的传奇。实际上作者以传记文的方式否定了“人的传记”的意义――人根本无传记可言，人只不过是上天手中的木偶，在命运的摆布下机械地盲目地走着已被设定好的道路。
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就是这样，他们认识到了生活的真实，并且以一种精湛的艺术形式还原这种真实，这种艺术形式看似是对传统的颠覆，其实是更加忠实。余华的循环圈正是忠实了存在本身――存在如环，小说如环。
余华的循环圈指向的是人类的命运模式。人类到底面临怎样的命运？是人与人之间无意义的环环相报？是人生一次又一次毫无结果的漫游？是福贵式的不断失去亲人？是许三观式的不断失血？它们都在告诉我们――人类是不可解脱的人生怪圈中的一环，不管怎么努力，都逃不脱命运的摆布。
评论家戴锦华早已指出，余华的世界是闭锁的，那是一个劫数难逃、死期已至的闭锁，是死亡不断播散，往返撞击的同心圆，是毫无希望的宿命性生存。同样的宿命与困境，余华笔下的人物与西方生存哲学的精神态度是不同的。萨特认识到存在之偶然性和多余性反而主张积极地介入；加缪认识到人生的荒诞，进而张扬反抗这荒诞。就像他笔下西绪弗斯，尽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荒诞命运，可他不消沉不沮丧，以永远前进的豪迈，不停歇地推石上山，他的行动就是对荒谬的反抗，就是对诸神的蔑视，他朝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在加缪看来，神的惩罚既带来痛苦，也造就了西绪弗斯的人生意义，因此加缪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认为西绪弗斯是幸福的。” 而厄运裹胁下的余华笔下的人物没有这种幸福，对不可抗拒的命运，他们没有担当的自觉与反抗，他们只能在本能的欲望驱使下前行，走向冥冥中早已注定的归宿。
无望的宿命让我们体味到一种浓厚的对人类和世界的悲观的情绪，但是这种悲观的情绪本身确证了余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未来的特别关注。正如阿多尔诺所说“在绝望面前，唯一可以履行的是，站在救赎的立场上，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必须形成这样的洞察力，置换或疏远这个世界，揭示出它的裂缝，它的丑陋和贫乏，就像有朝一日将在救世主的祥光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由此，余华所面临的探索是必须进行的超越与救赎。于是在《活着》中我们看到了这样温情的结尾：福贵与他的老黄牛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在古老的土地上耕作、“对话”，并以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唱着古老而又快乐的歌谣，他以自己韧性、乐观的精神承受并超越着一切灾难。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拿自己的生命作资本来承受苦难命运的袭击，在每一艰难时刻，他都靠卖血渡过难关，卖血是许三观摆脱困境化解苦难命运的唯一方式，卖血行为的背后，是许三观对生命、对亲人的爱和由此产生的牺牲精神与拯救努力，这成为《许三观卖血记》乃至余华全部小说中所呈现的最高的生存姿态。无疑，福贵们的生存态度是缺乏西方存在主义的悲剧精神的，然而，在这种无可抗拒的宿命中宁静地继续着生存，虽与充满反抗的存在主义主体的精神立场不同，但东西方文化表现出的人类那种永恒的对生命的热爱与坚韧却是殊途同归。当然，福贵们的世界观不可能取消作家本人固有的生存认知与虚无体验，但许三观的自我拯救努力与福贵的被动忍受已构成一个大进步，既体现了余华的忠于真实，也证明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积极探索与努力救赎，从这个角度理解其作品的意义，我们才能深刻地感觉到他创作背后的苦心。他让我们直面暴力、血腥与毁灭，直面人类悲哀的命运，他以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索与努力探求承担起文学的精神建构的使命。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永新（１９６９－ ），文学硕士，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１]余华：《虚伪的作品》《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２００１年版。
[２]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３]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４]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５]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６]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７]戴锦华：《裂谷的另一侧――初读余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８]马丁・杰：《阿道尔诺》，湖湘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