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叙事 《子夜》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叙事之考辨
时间：2019-02-11 05:39: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发展遍布矛盾和危机，成为一种突出现象，这也是茅盾在《子夜》中重点加以表现的内容。就《子夜》文本故事时间1930年5月至7月而言，《子夜》对中国民族工业当时现状的描写史实性很强，但茅盾的左翼立场及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消极判断，使小说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前景作了太过悲观的渲染。
关键词：茅盾 《子夜》 中国民族工业
《子夜》的故事时间集中于1930年5月至7月，《子夜》的写作意图则在于大规模地描写当时的中国社会现象。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发展遍布矛盾和危机，成为一种突出现象，这亦是茅盾在《子夜》中重点加以表现的内容。茅盾是在作了多方面调查的情况下开始写作《子夜》的，小说对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叙事史实性很强。外国商品的倾销与竞争，民族工业的落后与弱小，投机市场的火爆与繁荣，军阀混战，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阻碍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是茅盾在《子夜》中勾勒中国民族工业现状的落笔点，也是当时的真实状况所在。就中国民族工业而言，全书给人以四面楚歌、黑云压顶、呜呼哀哉，难有出路之感。本文认为，茅盾对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前途是太过于悲观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当时虽处于低谷，但只要政局趋于稳定，国家政策得当，是会有拨云见日之时的。事实上，1930年之后的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有了大的起色，不少曾陷入困境的企业经过努力，渡过了难关，重整旗鼓，这对于《子夜》在一定程度上确是一个反讽。
任何历史叙事都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叙事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茅盾对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叙事过于悲观，与他对当时经济的了解深度有限、视野有限有关，也与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论争中立足于共产党阵营有关。中共的立场是力驳托派与资产阶级学者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认为“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茅盾在《子夜》中也力图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加殖民地化了”①。应该说，就《子夜》所描写故事的时间1930年5月至7月而言，《子夜》对中国民族工业当时现状的描写史实性很强，但茅盾的左翼立场及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消极判断，使小说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前景做了太过悲观的渲染。
火柴业与丝业是《子夜》重点表现的两项中国民族工业。在外国商品倾销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它们的发展处于极端困难中，苟延残喘之力近无。也借此，茅盾隐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困厄与没有希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火柴业和丝业在此后几年的发展情况又怎样？本文将在广泛联系史料的基础上对此做分析。本文也将联系历史上同时期与《子夜》中吴荪甫经历相似、命运却不同的著名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及与小说中朱吟秋成对照的杰出经理人陆绍云，通过考辨以增进对《子夜》民族工业叙事之认识。
一、火柴业之困厄与转机
1930年前后，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确实甚嚣尘上，中国的民族工业及农业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文学的多篇小说对此都有反映。1932年，叶圣陶发表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反映的即是外国大米在中国倾销所导致的国产大米“丰收成灾”的悲剧。农民忍痛把米粜掉了，拿到手的却又是洋钞。小说描写了农民们拿粜米的钱去买日用品的情景：“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这一段文字，用了许多“洋”，从吃的到用的，乃至小孩玩的，竟全是“洋货”。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可见一斑。叶紫发表于1933年的短篇小说《丰收》，主题亦是如此。茅盾在1932年发表有短篇小说《春蚕》，着眼的则是丝业，描写的是老通宝一家通过苦心经营，蚕茧虽获丰收，却惨遭破产的悲剧。
中国民族火柴业的困境在当时亦是如此。孔令仁发表于1979年的文章《〈子夜〉与193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②，联系多方面史料，对当时中国火柴业与丝业在外国商品倾销下的危困状况有详实分析。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瑞典火柴在中国的销售量非常大。《子夜》中写到的吴府所用的凤凰牌火柴，只不过是它向我国倾销的二十多种火柴中之一种。据《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一书，1929年我国进口瑞典火柴的数量为168，253箱，占我国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河北七省火柴总产量的41.02%；1930年我国进口瑞典火柴的数量为170，164箱，占我国江苏等七省火柴总产量的48.07%。③由此可见瑞典火柴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瑞典不仅向我国大量倾销火柴，还在我国开办有不少火柴厂，如上海的瑞商洋行，东北的不少火柴厂。正如《子夜》中的火柴厂主周仲伟在其工厂复工时对工人所讲：“市面上来路货的洋火太多了，我们中国人的洋钱跑到外国人荷包里去，一年有好几万万！”④周仲伟的话虽有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火柴工业所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据《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一书，1929年我国各地破产倒闭的火柴厂有：江苏、上海9家，浙江3家，河北3家，山西4家，吉林3家，辽宁3家，广州13家。⑤《子夜》中周仲伟朗诵的广东火柴行商业公会呈文中也写道：“……惟吾国土造火柴商人，资本微薄，难敌财雄势大横霸全球之瑞典火柴托辣斯，因而我国火柴业相继倒闭者，几达十分之五有奇！”⑥《子夜》中周仲伟的小火柴厂在如此强势的竞争下，也陷入了亏损停工的境地。他本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已经决定了要去找那个东洋大班，请他‘注射东洋血’！”⑦周仲伟不得不再去做日商的买办了。
上文所述，可谓中国民族工业的辛酸史。但读者也不必太过悲观，其实，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外国商品的倾销与竞争也给中国民族工业的革新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在当时，我国的火柴工业虽然存在《子夜》中所描述的危机与困难，但经过努力，实际上是发展壮大起来了，瑞典的火柴托拉斯反而因扩张过度在30年代后期陷入困境。
瑞典的火柴工业也并非一开始就强大，也是经历了从困厄到成功的过程。19世纪末的瑞典火柴工业分散而弱小，面临美国、英国等许多大厂商的竞争，许多小火柴厂无力维持下去。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下，瑞典的火柴大王克鲁格将他父亲的小火柴厂与其他小型火柴厂合并成大企业――瑞典火柴公司，通过在技术和生产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研制出“安全火柴”，逐渐成为瑞典最大的火柴公司，并大规模地占领了世界市场。
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国家，与瑞典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同，但中国火柴工业由困厄到成功的发展历程却与瑞典火柴很相似。被后来称为“中国火柴大王”的刘鸿生，像《子夜》中的周仲伟一样，是洋行买办出身，在积累了资金和经验后，于1920年在苏州创办华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并发展到较大规模。1928年以来，瑞典火柴竟以其成本价一半的价格向中国倾销，使中国三大火柴厂荧生、中华、鸿生均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刘鸿生主持三大公司谈判联合经营的问题，以求共渡难关。三大公司经多次核资并股协商，于1930年7月达成合股，成立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刘鸿生出任总经理。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成立后，又兼并了九江裕生火柴厂、汉口燮昌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厂、扬州耀华火柴厂等火柴企业，形成了中国实力强大的火柴集团。
中国火柴集团注意学习外国先进的火柴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不断改进提高国产火柴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具备了与瑞典火柴竞争的实力。在与外商竞争的危急时刻，南京政府也采取了得力措施，1930年12月，将火柴的进口税率由7.5%提高到40%，使进口火柴由1930年的1.7661万箱减少到1933年的1461箱。广东地方当局也开始对外国火柴征收消费税，经过艰苦的竞争，大中华火柴终于打败了瑞典火柴的猛烈进攻。到1931年，大中华火柴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火柴市场，加上其他中小火柴企业的产销，可以说，当时中国人用的基本上都是国产火柴。中国的火柴还畅销到了南洋各地。⑧
二、丝业之困厄与转机
缫丝业和丝织业面临的困境与火柴业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生丝乃是中国长期具有传统优势的出口产品。但到了1930年前后，中国的机器缫丝业面临的却是非常艰难的处境。据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书，1930年中国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罕见，上海丝厂106家中，年终时停业者约70家；无锡丝厂70家中，停业者约40家；广东丝厂情形之困难，亦复相类。⑨彭泽益在其所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一书中，描述1930年四川丝业的衰败时，写道：“因受日丝之滥价倾销，华丝一蹶不振，重庆丝厂多因而宣告停业”；“潼丝销场阻滞，丝厂陆续宣告破产，而停业者不下二十余家”⑩。《子夜》的故事时间1930年5月至7月，正是中国民族工业危机的顶峰，可以说《子夜》很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丝业经营困难的状况。《子夜》中吴荪甫的裕华丝厂由于在丝价大幅下落前抛售了不少期货，一时还可以开工，但也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削减工钱来勉强维持。生丝生产出来以后，却又不能销售，这就给工厂的资金周转带来困难。王和甫就感慨地说道：“货出来了，却不能销，还得上堆栈花栈租。”{11}小说又描写了朱吟秋的丝厂由于成本高和丝价低落，无法经营，多方求贷无门后，最终被吴荪甫兼并。
丝业之所以遭受如此严重困难，除了国内政局不稳，企业税负较高，劳动人民购买力低下等原因外，主要原因还有两个：一者是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欧美等国家对生丝需求的急剧下降；一者是外国丝尤其是日本丝的倾销和竞争。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欧美等国家的丝织业，其生丝进口量也急剧下降，价格急跌。例如，我国向美国的生丝出口量，自1929年起就呈严重下降趋势，价格也较1927年跌落了70％左右。
关于日本丝在国外市场的大行其道与压倒华丝，《子夜》中的丝厂老板朱吟秋说道:“这两年来，日本政府奖励生丝出口，丝茧两项，完全免税，日本丝在里昂和纽约的市场上就压倒了中国丝。”{12}章有义在其所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书中对此阐述道:“去年(一九二七年)各国蚕茧丰收，丝价大落。日本政府有鉴于此，曾经商同银行拨款借免利巨款，傅资救济；又将一部分存丝故意削价出售，所有损失，由政府及中央丝商协会补助之。一方面笼络外商，他国之丝，一方面贬价售出，借以压倒华丝，于是华丝销路，一落千丈。”{13}章有义的阐述与《子夜》中朱吟秋的话是很成对照的，由此可见《子夜》的史实性。日本丝业既被政府免税，又得到政府巨额补助，如此情形下，自然可以压价销售了，华丝在国际市场上自然受挤压。
在国内市场上，中国的缫丝工业也受到日本生丝、特别是廉价的人造丝的挤压。1924年日本输入我国的人造丝仅为24担，到1931年则激增为21400余担，此外还有人造丝的纺织品4700担。{14}那时我国的丝织厂大多都要搀用日本的生丝和人造丝来进行生产。《子夜》中的所谓诗人范博文有这样一段话:“上月我去杭州，看见十个绸机上倒有九个用的日本人造丝。本年上海输入的日本人造丝就有一万八千多包，价值九百八十余万大洋呢。”{15}事实确实如此，杭州虽是中国的丝织基地，进口的人造丝却在抢占天然丝的位置。
国内的丝织业之所以采用日本的人造丝，原因就在于其廉价。企业若以蚕茧为原料，成本是比较高的，企业税负本身又重，如此以来，盈利空间就太小。《子夜》中五云织绸厂的老板陈君宜的一番话就道出了个中原因:“搀用些日本丝和人造丝，我们也是不得已。譬如朱吟秋的厂丝，他们成本重，丝价已经不小，可是到我们手里，每担丝还要纳税六十五元六角；各省土丝呢，近来也跟着涨价了，而且每担土丝纳税一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我们负担的。这还是单就原料而论。制成了绸缎，又有出产税、销场税、通过税，重重叠叠的捐税，几乎是货一动，跟着就来了税。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都有买客来负担去，但是销路可就减少了。我们厂家要维持销路，就不得不想法减轻成本，不得不搀用些价格比较便宜的原料。”{16}陈君宜所谈到的国内税负重，是与1930年前后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分不开的。军阀混战使得各方军阀为了筹集军费都广设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这使得本来就没有质量优势的国货又失去了成本优势。人造丝以纤维素为原料，用粘胶、铜氨、酸醋、硝化等方法制造，1897年开始于德国，日本于1912年兴办人造丝工厂。1910年中国开始进口人造丝，1912年为0.15吨，1937年则增加到3782吨，年进口增长率达25％。人造丝虽没有生丝的诸多优点，但确有仿真效果，特别是生产工序简单，材料低廉，凭借低于生丝5倍至10倍的成本优势，对我国传统的丝织业构成了极大威胁。{17}茅盾《春蚕》中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经济却破产，也正有以上背景。
在30年代初期，中国的缫丝业面临重重困难，但此后几年还是有了大的转机。欧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所缓和后，自1934年起，丝织厂和袜厂纷纷开工，需要大量生丝，丝销渐起，丝价回升，一年内由每担最低380元一跃而至700元以上。中国除江浙、上海丝厂开工有所增加外，广东、山东等地的缫丝工业也活跃起来。1936年丝价最高每担为960元，最低价也达720元，外销日旺，全国开工丝厂增加到180余家，厂丝总产量达7.09万公担，丝厂可略获盈利，行业出现转机。{18}其实，即使是在中国缫丝业急剧衰落之时，各地的实际状况也是不平衡的，并非死气沉沉一片。上海、广东因地处经济前沿，衰落最厉害。浙江省除1934年丝车减少较多外，其余年份减少不多，1935年后且增长至历史最高水平。江苏无锡丝车仅减少20%。{19}由此可见，市场中的企业碰到经营上的困难并不可怕，怕的是碰到困难就偃旗息鼓而不奋力拼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民族企业的发展也是适用的。在遭受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没有甘于失败，而是奋力改进和创新，在荆棘丛生中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
处于竞争弱势的中国民族工业能够支撑下来并有所转机，与当时南京政府的努力也有很大关系。《子夜》中的吴荪甫曾说道：“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20}首先是1931年南京政府基本上统一了中国，为国内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1927年至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其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为改革关税行政制度和实现关税自主作出了不懈努力，到1930年基本上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从1928年12月到1934年7月，南京政府陆续颁布了四个新的关税税则，大大提高了中国进口关税。在提高进口关税的同时，南京政府不断降低或减免出口税。如1931年6月确定的出口税，分为6类270目，税率为5％至7.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