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的小女人_三国大时代4中12只神兽
时间：2019-02-11 05:44: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家》是其代表作之一。为了鲜明突出《家》控诉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罪恶的主题，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悲剧女性形象，他们虽然出身不一，经历不同，但却无一例外地落入悲剧结局。巴金饱含深情，倾其心力，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女性悲剧形象，并通过这些艺术典型深刻揭示了造成其悲剧的社会内蕴、文化根源和心理因素。
关键词：《家》 悲剧女性 艺术形象 角色意识
文坛巨匠巴金，一生著作等身。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而《家》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堪称经典。她们看似身世经历、处境教养、思想追求迥然相异，实质上她们都向往美好生活，可最终都以付出生命为结束。如果说悲剧是指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被毁灭而言，那么正是由于鸣凤、梅、瑞珏三位美丽善良的女性的非正常死亡，在给予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的同时，也启发了读者的思考，为什么这种悲惨的命运会降临在她们身上？作者在作品中给出了答案：表面看是女性自身的觉醒程度和反抗力度不够，所以受制于封建的清规戒律；深层的原因却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对妇女社会意识，特别是个体意识的严重压抑与扭曲。她们生活的时代，不允许她们有任何违逆传统、离经叛道的意识和行为，她们的人生与生俱来地带着一副沉重的镣铐――封建纲常礼教。背着这样的重负，她们只能委委屈屈地活着。曾有学者说：对一种文化的评判主要着眼于这种文化对女性的态度。以这种观点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显然与现代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也就是巴金这部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伟大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一、《家》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撕开封建家族制度虚伪的面纱，显露它吃人的本质，并揭示其行将就木的必然结局，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也是《激流三部曲》最杰出的思想意义所在。
巴金在作品中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民主力量的成长和封建制度的必然灭亡的描述，并不是通过一般的哲学、社会学的剖析，而是通过众多的人物命运来体现的。在《家》中，为了鲜明地突出小说主题，作家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他们大多是女性，其中尤以鸣凤、梅、瑞珏三个形象最为典型。
鸣凤，是一个被压在高家最底层，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婢女。她美丽、天真、柔顺、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虽出身低微，却聪明过人。这个才十七岁的女孩在高家这个黑暗的王国里成年累月地过着劳累、痛苦而又惴惴不安的生活已有七个年头。她在苦难中长大，在劳累、屈辱、孤独和恐惧中度日。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因而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对未来生活不敢有任何奢望。尽管如此，鸣凤仍对自己未来的归宿和爱情充满着希望和幻想。她一方面认“命”另一方面又想违背“神明”的安排。当觉慧在梅园对她表白爱情之时，盼望已久的幸福来临了，她虽然感到幸福而颤栗，但同时又不敢相信，只能胆怯地予以拒绝：“不，不，你快不要去说!……太太一定不答应，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我没那样的命。”
而当高老太爷要把她当作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时，她无力违背高老太爷的命令，只有苦苦哀求大太太周氏帮助她取消这桩婚事。但她的痛苦和哀求，丝毫不能改变她的命运，最后不得不求救于觉慧。但是，当她看到觉慧忙于写文章、读书时，又不忍心打扰他。以至于和觉慧见面时，她没有向觉慧吐露自己悲伤的情怀，而是说：“我想看看你……”直到觉慧催她快快离开时，她“眼睛一闪，眼泪流了下来”，她匆匆地又是毅然地走了。最后她为了保卫自己的清白纯洁，为保卫自己已经得到的那一点爱情幸福，纵身投入湖中，殉于爱情，殉于理想，用自己青春的生命向这个吃人的社会做出了英勇倔强的反抗。
和做丫鬟的鸣凤不同，梅，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千金，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工诗善文，是一个颇有诗人气质的女性。她虽与鸣凤身份迥异，但在精神上却同样受到封建专制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折磨。梅，有爱而不能实现。封建专制制度使她不能与自己的心上人觉新结合，却要屈从家长意志嫁与另一个陌生的男人。不幸守寡后，她又在封建节烈观念的束缚下，以恪守封建礼教为己任，陪着顽固的母亲，过着尼姑似的生活。与觉新相遇时，从不敢倾诉自己心中的情感。她温顺、驯良，默默承受着不幸，任凭家长摆布，独自吞咽着辛酸。最可悲的是她竟认为这一切都是她应该承受的，从未想过凭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幸福。当觉慧鼓励她起来斗争时，她觉得这一切是与她不相干的：“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她性格多愁善感，平时一个人关在房里，连一个谈话诉苦的人也找不到，在孤苦无望中苦捱时光，长期的压抑和苦闷使她未老先衰。在她的生活中没有明天，只有在回忆过去中任时光流逝。她一生都任封建家长摆布，忍受着封建礼教的折磨煎熬。孤独痛苦的生活既打击着她的心灵，也吞噬着她的身体，最后在沉重的痛苦中悲惨地死去。
瑞珏，是高家的少奶奶，贤淑善良，能书会画，心灵手巧，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的贤妻良母。在婚姻问题上，她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虽然是以拈阄的方式成为觉新的妻子的，但却碰上了一个心地善良的丈夫。按理说，她是幸福的，但是她同样也成了封建迷信、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觉新长房长孙的身份使高家其他几房的人忌妒异常，加之觉新的继母周氏与四房的王氏、五房的沈氏不和，觉慧、觉民的不断反抗，更遭其他各房的忌恨。于是，长辈们把一切不满都迁怒于觉新，迁怒于瑞珏。作为重孙的觉新面对家庭各房之间的明争暗斗，只有以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他的懦弱是被逼出来的！他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妻子，而瑞珏更没有力量捍卫自己的尊严，因而只好任人摆布。高老太爷死后，陈姨太、四太太、五太太提出的所谓“血光之灾”致使瑞珏被迫迁出家庭，到城门外去生产，而觉新热孝在身也不准进产房。最后瑞珏因难产而乡间又缺少必要的医疗条件，在痛苦中悲惨死去。
鸣凤、梅、瑞珏都是温良恭俭、年轻可爱的女子，然而他们三人都无一例外地被毁灭了。这三个年轻生命的凋零，让人倍感痛惜！
巴金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倾注了满腔的情感。巴金在《〈家〉后记》中这样说：“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情实感打动读者，鼓舞前进。”在《〈家〉重印后记》中，他说：“在我的作品中，《家》是一部写实的小说，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爱过或者恨过的，书中有些场面还是我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过的，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就写不出这本小说。我说过：‘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爪下面挣扎。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像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他把自己的受苦和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男女的受苦联结在一起，他包藏不住那感同身受的汹涌激情，把心里燃烧着的火焰溶进字里行间，使他的爱、他的情、他的渴望和追求，他的悲哀和快乐，都在作品中燃烧起来，用以点燃心中的爱与情的火焰，引起强烈的震撼!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巴金在塑造人物时正是融入了自己深切的情感，倾注了他的爱和恨，血和泪，着力刻画人物的情绪、内心世界，剖析人物的内心活动，才成功地塑造出如此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
二、酿成《家》中女性悲剧的根源
巴金以其炽热的心，以最诚挚、深厚的感情关注着鸣凤、梅、瑞珏等人的命运，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肯定她们的善良、理解她们对自由的渴望。
鸣凤在高家的几年里，内心深处一直深爱着三少爷觉慧，觉慧感受到了她的爱，并且愿意去接受，但鸣凤自身却没有勇气去接受觉慧的爱。她深切地渴望着幸福，但幸福来临时，她又不能相信而加以拒绝，在美好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受尽生活的折磨。
梅和觉新内心深处深深相爱，但在封建家长的权威面前，他们低下了头。只能任家长摆布，吞咽着满腔的心酸和难诉的深情。
瑞珏温顺、贤慧、大度、宽容，当她以拈阄的形式成为觉新的妻子后就无微不至地照顾觉新。而当她了解觉新和梅之间的情爱关系后，虽然内心无比痛苦，但为了觉新，她真诚地安慰、照顾梅，和梅友好地相处。
由此可知，无论是鸣凤还是梅、瑞珏，她们都是心地善良、渴望美好生活的，但她们的遭遇却又都是不幸的。她们的悲剧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内蕴、文化根源和心理因素。
（一）封建专制权威对女性的强大压力是形成悲剧的主要原因
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是黑暗社会最大的恶势力，当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专制机构成员的态度、言语都具有封建专制的恐怖性质，成为一种无形的恐怖力量，并通过人们的心理经验制慑着下层人民，使其束手就范。一切统治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即将灭亡的封建阶级也是如此。为了挽救自己没落的命运，开始了垂死的挣扎，加紧了对弱女子的迫害。
在《家》中，人物活动的环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上世纪20年代的高家。在高家的堂屋的画屏和神龛上，就供有穿戴清朝朝服的高家历代祖宗的画像。这个家族经历代兴旺、发达、繁衍至今，其命运跟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高家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大家庭里，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封建家长支配着一切，“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权威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而封建专制对女性的摧残更是在这个家长专制的大家庭内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迫害集中体现在对女性爱情婚姻的控制上。对于那时的女性，爱情就是命运。女性一生的幸与不幸，很大程度取决于嫁得一个怎样的人。《家》中的女性，都憧憬美好的爱情、幸福的生活，但她们都根本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最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的琴，也是因为有觉民的支持，她的勇敢和快乐都是觉民给予的。鸣凤有爱而不能，认为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只有跳入湖中以保全自己的清白和爱情；而梅从小就生活在权威森严的封建家庭里，更是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从来没有想到反抗，饱受折磨之后抑郁而亡；瑞珏任凭家长做主拈阄决定一生命运，不敢有丝毫反抗，这正是封建专制的威力所在。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的野蛮使鸣凤、梅、瑞珏都不可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幸福。反之，强大的封建意识束缚着她们，使她们承受着父权、夫权、族权、神权、政权相交为用的迫害，成为权利交织的罪恶罗网下的牺牲品。
（二）传统角色意识和奴性自卑心理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根源
《易・文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天道也，父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这也就是孔子“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依据。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这成为了夫妻之间主从关系的定律。而且作为传统文化意识的积淀，也渗透在女性的深层意识中，铸成女性人格的深层弱点。
“正如任何人都不能选择自己出身一样，人们也不能选择一出身就被包围着、被感染着的传统文化。”“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文化提倡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观，并以其巨大的权威性与渗透性迫使妇女默认其合理性，成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极稳定因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妇规女戒严重压抑了他们自我意识的成长，使他们在人格模式上有深刻的自卑意识，失去了任何反抗、自卫能力，并受到抑郁、孤独、恐惧等消极情绪的深层压抑，产生了人性的倾斜。她们挣扎在人间地狱，成为封建祭坛的牺牲品。
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包括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一直是男权社会，妇女从未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温柔贤慧，恪守旧道德的贞女、淑女一直是千百年来歌颂的对象。女人生来是男性附属的“原罪意识”和依赖意识最终使鸣凤、梅、瑞珏们死于封建魔爪下。
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使她们主体意识泯灭，从文化层次跌入了人的生存层次。强大的封建性集体无意识的压力，使人性倾斜。几千年生生世世为男性奴隶的女人世相，来自因袭下来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属的“原罪意识”。由于生存本能而依附于男性王国，丧失“人”的意识，缺乏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就失去了任何反抗和自卫能力。鸣凤视不幸为“命中注定”，“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的”；梅从未想过要夺回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任人摆布且恪守从一而终，至于再嫁“就是她自己，也决不会有这种想法”，“一生只是让命运摆布”；瑞珏同样“没有力量保护自己”，只好让人摆布。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的一样，每个生存着的人都包含着“超越性”和“内在性”两方面，但传统文化将人性特征人为地分裂开来。把“超越”赋予男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女子只是“内在”的，“卑弱第一”，即“谦让恭敬……忍辱含垢……是谓卑弱下人也”，“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封建传统的高压和因袭的重负迫使女性沦入集体无意识的深渊。
正因此，在巴金笔下，无论是出身卑微的奴婢丫环或看似养尊处优的小姐、少奶奶、有权势的阔太太还是通晓诗书礼仪的才女皆冲不破这一传统文化的怪圈，跳不出这封建的心狱。而鸣凤、梅、瑞珏们的人生悲剧便成为一种必然，并且直到现在，我们也不敢妄说他们的悲剧已然绝迹。
参考文献：
[1]胡永修，周芳芸.巴金研究[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2]陶春芳.女性的过去与现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