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55周年是几号【中国经验之问苍茫】

　　主 持：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参 加：汤先红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二○○八级研究生 　　 赵 坤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二○○八级研究生
　　 王静斯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二○○八级研究生
　　
　　“底层写作”已经构成了中国当下文学经验的一部分。自二○○四年以来，对这个文学现象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我曾说过，这个现象的重要也许不仅是这个现象本身，更重要的是，自一九九三年以来，这是唯一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现象。它持久地被讨论证实了这个看法并非虚妄。曹征路的《问苍茫》（《当代》二○○八年第六期，二○○九年二月出版）发表之后，在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批评和支持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文本。不止是说《问苍茫》在“底层文学”出发数年后，有了一部集大成般的代表性作品，使这一文学现象呈现出了无限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在这个文本中发现了曹征路创作上的重大变化。对这个变化，批评界同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判断这部作品，如何判断曹征路创作和立场的变化。这里集中发表了一组青年学者的文章，看年轻一代是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
　　――孟繁华
　　
　　精神谱系的位移
　　汤先红
　　
　　巴比伦塔的塌崩，造就了文学版图的争夺，而在眼下资本喧哗与躁动的多元文坛中，曹征路无疑是个异质性的存在。从《那儿》、《霓虹》到《豆选事件》，他以批判的姿态和战斗的号角一扫文坛的温情与绵软。在自主的文学场域里，激活响彻在历史隧道中的反叛之思，进而在自己的文学版图上挺立起一座在火山上翱翔的丰碑。这种被布尔迪厄称之为荣誉和名声的所谓象征资本的获得，其背后有着作者一以贯之的终极文学信仰或惯习的坚守，信仰或惯习背后对作者精神母体的追寻无疑是延展作者思想褶皱的砝码。
　　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史论》中说到“知识分子对共同体的选择，也就是看哪一种共同体惯习更符合自身的口味”。正如布尔乔亚于沈从文，波希米亚于丁玲一样，曹征路的精神共同体，无疑是左翼文学那种融合对底层民众的关怀、现实的批判以及战斗的激情为一炉的灵韵传统。作品中鲜明的立场、昂扬的激情、批判的犀利、斗争的勇毅等等，这些无法褪却的胎记和印痕印证了这一谱系的渊源与存在。而正是对于这种精神谱系的护翼与坚守，才使他的文学世界大放异彩。而当下的《问苍茫》却遗憾地迷失在历史的苍茫镜像之中，游移与不绝，矛盾与困惑……迫使谱系精魂茫然地退位，造成精神谱系的位移甚或是遁离。
　　
　　一、长矛冷指：坚守的勇毅与退移的钝化
　　“有一个喧嚣的声音，在我们思想的地平线上盘桓，它宣称：一切皆为政治。”左翼文学最突出的精神就是它的政治实践品格，即直面现实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这种号角般的鼓点战斗性在《那儿》中有很好的表达。工会主席朱主席在“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的精神感召下，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主体地位，毅然地奋起阻止国有资产被权力流氓无耻的侵吞，在明晰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只是一种幻象，只不过是政客攫取政治权力的伎俩之后，他决然地用空气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勒庞的理论，当独特的个性遭遇群氓的时代，如果坚持自己的独有个性，必将被施以身体意义上的斩首；如果主动取消自己的独有个性，那也将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斩首。而朱主席却以身体意义上的斩首来完成对精神魂灵的膜拜。用决绝的死亡回绝当下的无耻与不公；用朝圣者血性的英魂撼动云霄，穿透骨髓，痛彻心扉。加缪说：“在思想的正午，反叛者拒绝神明以承担共同的斗争和命运。我们将选择伊塔克，忠实的土地，勇敢而简朴的思想，清晰的行动以及明晓事理人的慷慨大度。”作者用带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情感冲击波式话语爆发方式直指尖锐的改革事实。 将长矛上锋利的光芒集聚到了血腥的事实面前：“我们的弟兄们和我们在同一天空下呼吸，正义是活生生的。”明确的判断力，决绝的反抗，无人撼动的阶级意识是《那儿》斗争性的全部。
　　而到了《豆选事件》，作者的笔触露出了颤抖。三位一体的反抗最终没有完成颠覆和涅�。在方家嘴子垄断且世袭的权力阴影的支配下，继武子的反抗不时落入权力拥有者的掌控与玩弄之中，正面的反抗幽灵在急切的报仇雪恨的下意识下一次次地消解了力度，最终豆选事件与权力的更迭是以菊子这名女性躯体的践踏与死亡而最终落下匪夷所思的帷幕。贯穿文本始终的是人民代表方继仁，典型的奴性的存在，全身的符码都被囚禁在畏惧权力的监狱之中，本身的权力和资本是妻子菊子用身体同当权者交换而来的，在妻子和胞弟的催醒下，在新权力的诱惑面前，颤颤巍巍地用微弱的声息喊出了压抑在心底的男儿血性，坦陈自己的权力不过是妻子性交易的产物。菊子的反抗是在他者话语的挤压下迸发的，她“用女性瘦弱的身躯掐住了历史的命门”，并毅然地在侵害自己的副乡长国梁门前以奋勇的姿态给生命打上了死结，然而赴死的躯体并没有换回新的当权者对反抗者的敌意与防备，以及潜意识深处对权力的狂热。
　　如果说战斗性在《豆选事件》中减弱了力度的话，那么在《问苍茫》中，战斗的力度被替换为柔性的广度，血性的激情被勾兑为暂时的精神吗啡。孤胆英雄的决绝被置换为“革命+恋爱”的互释模式，柳叶叶和唐源的反抗就因爱情的加入而具有了温婉与诗意的倾向，这无疑弱化了斗争的力度，削减了精神层面的激荡与云涌。历史的境域场中，他们的阶级身份居然在一次次的叩问中走向了模糊。文本中蓄积出的劳资双方和罢工斗争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和爆破性，居然在台风风起云涌之后能得以平静的解决。整部书没有《那儿》中的那种惊心动魄和震撼人心，所有的人都能在资本和权力的规约下，安然地顺应规则的调度，就连台商陈太也不失却风雅，毛妹的死亡最终也还是指向了金钱。因而不得不质疑强烈造势之下作者疲软无力的掌控和松弛的情感倾向。难道鲜明的阶级意识在资本神话的裹挟下也可以沦为妾身？
　　
　　二、目光如炬：深刻的丰饶与苍白的绵软
　　文学是社会的症候表，“任何一个文本都可以同至少三种语境相联系：它的意识形态、它的写作策略以及社会现实。”而左翼文学谱系上的最大底色，就是它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性。无论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还是茅盾的社会剖析，都闪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干预。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明确地说：“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地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地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曹征路的《那儿》、《霓虹》、《豆选事件》无疑契合了左翼文学批判的血统和气韵，是当下文坛中少有的“守成主义者”。他往往触动时代的脉搏，揭露和批判社会中不公正的事实以及被历史悬置的谜团，并以知识分子良知的笔端去触动历史苍茫镜像中的不确定性和底层民众生存的真实本相。《那儿》以明确的批判姿态挑明国有资产流失的真正原因。《霓虹》批判的是下岗工人在权力话语下的无奈与无望。《豆选事件》的矛头则指向农村的基层民主改革。在权力和欲望浓缩为一个女人躯体的强烈反讽中，揭露基层改制真正不为人知的内幕。而到了《问苍茫》，作者一反以往犀利的批判，而是在资本、权力和工人阶级的博弈中，犹抱琵琶半遮面般地征询苍茫大地。
　　陈晓明在《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一书中说：“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是以断裂的方式展开的，这些断裂对社会的组织机构、秩序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底层民众是现代性不公正的阵痛产儿，福音与代价的幻化使得这一群体被宿命般的抛离、悬浮在现代性路途的高速飞转之上。但是在奔向现代性路途的过程中，愚民身上潜隐的文化积习和陈规并没有得到质上的剔除。底层民众的自私、麻木、不争和冷漠都在这三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示：《那儿》中工人的畏首畏尾和互相猜忌；《霓虹》中倪红梅和小姐妹拉生意时的互相谩骂与倾轧；《豆选事件》中村民们对权力的忌惮、投票时的左右观望和对金钱的膜拜等等；而到了《问苍茫》中柳叶叶对罢工的无知，都被作者温情地盖过，尤其是经由柳叶叶轻微启蒙的工友就敢毅然决然地走出工厂的大门，人性的复杂大幅度地简约化为廉价的希望和寄托，冲淡了浓重的批判厚度。
　　谱系的延展，描绘出作者思维的轨迹，对斗争力度和批判深度的递减处理，暗合着作者目光的迷离与游移，以及对左翼坚定和纯洁信仰的弱化与模糊，对廉价乐观和希望的媚态，削弱了文本本身的冲击力。并且致命的是作者在这种位移和妥协的置换中，丢失了自己最能养眼和翻新的底色。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着自己恒定性的终极文学信仰，只有这样他才能飞升到一个精神的高地，从而从容地屹立于自己的版图之巅。加缪说：“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他青春的狂怒。弓弯曲着，木在呼叫着。弓在紧张状态的顶点马上将直射出最沉重而又最自由的一箭。”在坚守的文学信仰背后，作家应该敢于担当起复活人类光荣与责任的使命，并且义无反顾地帮其挺立起来，圣地亚哥永在！
　　
　　双重镜像中的离轨者
　　赵坤
　　
　　曹征路的《问苍茫》以虚构的幸福村为背景，结构出一张资本与权力的关系网，它的主流秩序以资本为核心价值，具有无限的权力。盘结在这个网络中的有信奉“人们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霸气农民王文念祖，连“做梦都在想钱”的堕落知识分子赵学尧，有遵循“钱是命是天是海枯石烂的最大现实”的投机者马明阳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运行在金钱之轨上。在混杂着打工者、资方、知识分子等诸多族类的幸福村小社会里，资本――权力作为硬通货成为新一轮的信仰威慑，是具有标识性高度的现实之“轨”。而不与这一“社会理性”为伍者，就必然被划归成异端的离轨者种属，唐源就是这样一个离轨的异端。福柯认为任何社会都内在地需要离轨者。他所论述的离轨者，当然是从主流意识形态角度所进行的话语表述，即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判断标准的高调“不识时务”者。德鲁兹甚至称当代的英雄（离轨者）可能都是疯人。由此，离轨者一方面成了疯人的另一个称谓，是公开的不符合体制要求的个人或群体的病态异己者；另一方面又是高举易帜大旗的、有隐匿的信徒们的“英雄”。
　　罗伯特・默顿曾将四类离轨者归为两型，变换手法者、形式主义者和退缩者都属反常离轨者型，是基本上接受社会规范的合法性但却因个人目的而违反的人，如罪犯、教条的官僚主义者、吸毒酗酒者等。第四类反叛者属于不遵从离轨者型，此类人怀疑现有的不合理规则，反对现存的社会目标与手段，试图建立一套新的健康标准。唐源显然属于后者，他的另类身份折射到秩序上，表现为从精神的越轨上升到行为的反叛，他在不断地质疑和思考中完成了反叛离轨者的身份确认。他最初让效忠资本的知识分子赵学尧碰了钉子，是对于“少数人合理合法占有多数人劳动是剥削还是改革”、“阶级斗争消失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 、“打工族的身份名称定位”一系列的质疑追问，后来转化为“组织寰宇公司罢工”、“成立春天维权服务社”等反抗的实践行动。赵学尧认为他“让人不舒服”、“头痛”，打工妹香香说他是“傻子”，柳叶叶认为他是“疯癫”、“古怪人”，一连串的语用终于指认出一个地道的疯人，一个闪耀着本雅明式光晕的离轨形象。然而离轨者并非天生，福柯说，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开放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幸福村，是经济上的特区，带有试水的实验意义，相配套的硬件软件都在完善中，政策法规对良好经济环境的善意目的被不断地巧解误用，矛盾随之产生，进而层层加深，为离轨者的脱胎提供了社会土壤。从内部原因去看，根据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受伤”的经验经过沉潜后可能上升为正面的积极的被主动唤起，并继续经验直到克服；也可能因形成障碍而避免与之再次对抗。唐源挨打、被辞退直到一再遭驱逐。第一次遭驱逐作为他个人的“神经症”，他选择的方式很明显是前一种，“买了票没上车又回来了，工会开不成，就开了一家劳动争议服务社，专门替外来工打官司”，是对挫败的经历采取再度唤起以求积极地克服。面对赵学尧冰冷的“你怎么还在搞啊”，他底气十足地回答：“还在搞！”是坚持以一种清醒的姿态披坚执锐，迎向幸福村秩序的挑战，并挑战它的秩序。
　　对主流之轨的宣战意味着对秩序的藐视和破坏。福柯认为，为了使社会权力得以正常运作，离轨者是要被放逐的，社会通过对离轨者的放逐，象征性地纯洁了社会机体，同时使未遭放逐者确认了他们社会主体的地位。唐源在作品中两次遭驱逐，驱逐作为结构人物发展的行动元，作者将人物活动放置于两种视角维度中叙述。唐源前后出场共二十二次，前半部以赵学尧为视角，后半部以柳叶叶为视角。赵学尧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以助纣军师的身份代表资方的立场，笼罩式地俯视着唐源；而柳叶叶则作为被启蒙者以仰视的目光，追随着唐源精神的踪迹。从俯视到仰视的视角转换，在视点的流动中完成人物从囚犯到教父式精神偶像的身份置换，丰富了离轨者形象的精神世界，使他具有区别于顺民的光彩。而秩序的力量从未缺席，始终以一种隐秘的凝视（甚至监视）姿态，对他执行着驱逐的意识形态行为。根据拉伯克的“视点叙事”，唐源所有的出场都以内视点的方式由他人限制地讲述，限制的被叙述方式强调了他“被限制”的境遇。由赵学尧视角阐述的唐源，于第三章登场、第五章谢幕，前后共出现六次（其中第三、四次属重复叙述场景，可以合并成一个阐释符码）。每一次的出现和离去都严格控制在赵学尧的视域中，由赵的目光将其捕捉并锁定。帮凶身份的赵学尧无疑在执行秩序的隐秘凝视行为，根据戴锦华的电影叙事学理论，权威方在视觉上绝对的在场象征着绝对的权力，而在有限视阈下活动的唐源，暗示的是一种被束缚和被监控的状态。然而这种隐秘的凝视力量在确认权力主体的同时，也间接地承认了凝视对象的力量。唐源作为罢工的组织者遭辞退，是对离轨者的第一次放逐，是秩序以“规训和惩戒”的方式，要这个离轨者“认清时代”（赵学尧语）。对唐源第二次放逐的叙事，是在柳叶叶的视角中完成的，在消失了三章之后的第九章里，被“主流”放逐了的唐源决定开始自我放逐。他放弃了以劳工身份同资本对话的幻想，而是“按你们的规则出牌”，同“你们”打仲裁官司，以这样坚硬的对抗方式，显示了他逆境中仍敢抽刀顽抗的胆识。这也是唐源最后一次出现在赵学尧的视阈里，之后的叙事则由俯视的视角转换到仰视的视角，这本身隐喻了囚徒在沉潜之后的超脱和飞越，唐源以精神教父的形象担当了引导文学新人的功能，直到被新人所超越。在外聚焦视点中，增强了唐源疯人身份的确定性，邋遢、暴躁、身体残疾，但意志无比坚定，将从前“追问意义”（赵学尧语）的形而上思考落实到具体勇敢的行动上，并影响调动了春天维权服务社的所有人员，从成立到扩大，凝聚起上上下下的二十几个人的力量。杰姆逊说：“当代理论对中产阶级价值观进行批判的同时，暗暗地有一个自己崇拜的英雄――疯人。”英雄式的疯人必定暗合了某一特定群体的诉求。唐源从组织罢工、被打瘸腿、甚至遭驱逐始终影响着一群追随者，其中有工友、受害者、大学生志愿者、甚至后期倒戈、脱离权力结构的常来临。柳叶叶对他的认识是从不理解――驱赶――承认――最终接受精神的引导，出狱后直奔春天劳动服务社大门。从她的视角看，唐源是“社会工作者”，从事着“社会工作”。唐源在视角转换前后，始终处于在镜像中被他人观看的位置，成为一个用视点和语言建构出来的人物，这样的叙事策略无疑模糊了人物自身的心理意识，但恰恰是这种疏离表达，承托了作者曲高和寡的微茫希望。转换视点后的唐源在被作者无限拔高的同时，离轨者的再次被放逐命运便不可避免，如果前一次的驱逐是规训和惩戒，那么这次则是彻底的放逐：维权服务社被砸烂，唐源被凶徒追杀命悬一刻。然而驱逐再次被作者阻隔，唐源有惊无险、悬而未死，猛然唤起了柳叶叶对关于人类福祉事业的意识觉醒，是对“我们”语义指涉的巨大肯定。唐源的那条断腿隐喻着牺牲的代价，生的结局则是离轨精神悲壮的永恒希望。如果说放逐是对秩序的维护，那么反放逐则表现了作者对离轨者颠覆病态资本社会的善良祝愿。给疯人以癫狂的空间和信心，让疯人保持疯癫也正合乎德鲁兹的观点，即将疯狂视为逃离历史、逃离符码之网，逃离控制与异化的唯一获救之路。
　　疯人唐源的存在使“资本万能”的秩序社会出现局部的塌方，在他的行动下，主流的“轨”正在被解构，一种真正的符合市场化标准的健康的生产关系正朝着唐源及追随者们努力的方向被逐步建构，这样的叙事立场也承托了作者渺茫的希望，现实之轨遭遇了想象之轨。作为现实的离轨者，唐源是被秩序所排斥的异端；而以想象的良性生产关系之轨来衡量，赵学尧、马明阳们则成为离经叛道者，他们以资本万能、金钱至上的信仰磨刀霍霍，宰割羔羊般的劳工们。一方是为劳工代言的离轨者，另一方是替资本说话的“经理人”。疯癫与文明，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讽所包裹的是否定中的肯定，迷茫中的信仰，是一种不满于“想象性的解决”的深沉诉求：诉求一份纵疯人恣意的狂妄，诉求一个给良知苏醒的空间，诉求一个于重叠镜像中敢于癫狂怒目的离轨者形象。
　　
　　资本背后的权利欲望
　　王静斯
　　
　　《问苍茫》是曹征路的一部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新作，继《那儿》之后，作家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转型时期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作品极具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正如作家本人所说：“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根本不考虑这和什么派有关，只是要把那些被遮蔽的东西如实揭露出来，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学精神所要求的。”作家以尖锐的笔触直指资本逻辑的制度安排，揭示了资本运行的实质――在资本和利益面前，一切人的命运都变得无足轻重，而掌握生杀大权的只有资本的掌控者――幸福村的大老板文念祖。
　　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聚敛巨额财富的资本家，他们由普通的农民瞬间转化成为了备受社会各界尊重的“企业家”，作品中幸福村的“大管家”文念祖便是其中的一个。在小说中，文念祖并不是作家着力塑造的典型人物，但他却是小说中掌控所有人物命运的关键性人物，他在幸福村一手遮天，他是幸福村的“王”。而这种王权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传统思想，是中国农民在反抗压迫的漫长历史中与生俱来的。而它也正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文念祖的生活追求和生活哲学，它时时刻刻地渗透和表现在文念祖的身上，可以说文念祖的身上延续着这种中国农民传统的王权思想。这就使文念祖在拥有了大量的资本后进一步转战政治领域成为了必然性，也可以窥见文念祖攫取资本背后贪婪的权力欲望。
　　对于文念祖而言，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脑海中马上凸显出来的便是需要多少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都被简单化、庸俗化成为了金钱。任何事、任何人都是金钱的符号、金钱的附庸。在文念祖看来，资本就是一切，资本是他赖以生存的工具，他以资本作为武器发动“起义”，来赢得他真正想得到的权力和地位，来实现他封建传统中“王”的理想。作为幸福村的“大家长”，文念祖对不同的阶层都显示出了一种“王”的姿态，任何人在他眼中都是无足轻重的，他用资本管理和支配着幸福村的方方面面。对于以五姐妹为代表的底层打工阶层，只有他们的罢工影响到公司的经济效益的时候，文念祖才会想起他们，然而一句“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嘛，要几钱，话我知”，也便解决了问题。对于夹在老板和打工者中间的处境极其尴尬的中层知识分子，文念祖虽然表面客气，然而心里对他们却持有极其轻蔑的态度。因为无论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常来临，还是大学教授赵学尧，要想开展任何工作，离开文念祖寸步难行。也就是说，无论是底层的打工妹柳叶叶，还是中层知识分子常来临和赵学尧，他们所有人的命运均掌握在文念祖这个“王”的手中。在这样一个一切以资本为中心的环境之中，文念祖把他们当成棋子随意摆弄。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文念祖，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谈及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发展、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在幸福村这个小的范围内，文念祖以拥有巨大经济资本的优势，实现了他的王权理想，买断了其他人的命运。
　　对于文念祖来说，仅仅在幸福村中称“王”是不够的，他的欲望不能仅仅止于对于幸福村的统治，不能仅仅止于对于女人的玩弄。传统的王权思想促使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大的舞台――政界。也就是说，文念祖由农民变为企业家的角色的转换并没有带动他内在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并没有改变他农民出身的“暴发户”的本质。他盲目而疯狂地追逐名利，他继续扩充着他这个“王” 所统摄的领域。当他在掌控了大量的资本之后，金钱在他的眼中已经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符号，他的目光开始透过资本，向极具诱惑力的权力奔去。在政治方面，他开始着力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不断谋求着在政治领域的攀升。在小说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文念祖在政治问题上的谨小慎微、处心积虑。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区里要推荐他做省党代表了，进了那个圈子，他就又进一步了，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出事情，任何事情都不要出，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不想看见”。文念祖是聪明的，在出书的热潮中，他利用手下赵学尧的劳动成果，将其学术著作买断，挪为己用，以此提升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形象。他极力地将自己装扮成为一个文化人，为将来的仕途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至此，文念祖拿资本作为武器又在政治领域为自己掘出了一条大道。其做“王”的传统理想进一步得到了实现。我们与其说他在攫取资本，不如说他攫取资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于权力的欲望。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王权意识的国家，王权意识几乎与国家的建立是同步的，中国的农民在不断的斗争与反抗中，更是对做“王”的诉求极其迫切。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王权思想对于农民的影响极其深刻。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发达地区依然延续着这样的思想，特别在一些农民出身的企业家身上，这种思想仍然极其的严重。他们不注重内在的素质的提升，而善于做表面功夫，急功近利地追求名誉和权力。而以文念祖为代表的企业家为什么在占有了大量的资本后，他们的欲望并没有停止，而是处心积虑地继续转向了权力领域？这种王权思想为什么能够驱使着文念祖通过手中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地谋求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的地位和利益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念祖的思想行为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是契合的，文念祖身上潜隐了中国农民传统的王权思想，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在了他的血液中，融在了他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进而沉淀成为了一种无意识行为。在这种无意识行为的影响下，在生活中，他把纳妾看作顺理成章；在政治上，他盲目地追求权力，他认为权力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地位和身份，权力就是身份的标志和象征。他要进一步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获得满足感和认同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去支配他人。他意识到在控制了巨大的经济资本后，并不能赢得真正的地位与尊严，在其他人眼中仍然是没有学问的“暴发户”。而真正能够使他摆脱“暴发户”身份，真正能够使他脱胎换骨掩盖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低下的卑微地位，真正能够使他获得尊严的方式便是在政治领域攫取巨大的权力，哪怕这种权力是形同虚设的，他也会不惜重金去购买。他真正要的是支配他人的欲望的满足，是自身权力欲望的满足。与其说他在控制了巨大的资本后将注意力转向了权力，不如说他真正的目的便是权力，而资本只是他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
　　可以说，文念祖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王” 的思想，是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传统思想沉淀在文念祖身上的无意识行为，即使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仍然无法动摇。文念祖在获得自身的地位与权力欲满足的同时，他还在以资本进行着某种“起义”。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农民从来都是挣扎在生活的死亡线上。他们一直是备受压迫的对象，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农民阶级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自身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因此，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所形成的对做“王” 的理想的追求是由来已久的。而小说中的文念祖作为农民，正是延续了这种对“王” 的理想的追求。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一直渴望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渴望成为国家的主宰，渴望建立一个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是利用宗教为工具，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的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突的话，那么文念祖也是一个“起义者”。例如，对于以赵学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他把手中巨大的资本作为工具，将他们玩弄于掌股之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体现了一个农民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起义”。在文念祖看来知识分子算不了什么，他们只是他装点门面的工具，在资本的重压面前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出让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果说历史上数次农民起义都因为小农意识等某种局限性以失败告终的话，那么可以说，文念祖的用资本“起义”， 谋求权力、利益、欲望，谋求话语权，文化地位以及政治地位的活动是成功的。
　　作家以客观的叙述方式，通过文念祖这个权力和金钱的集中代表触及了劳资矛盾中最尖锐、最核心的问题，关涉到了不同阶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同时作家关涉到了以文念祖为代表的，大量有着类似经历的农民出身的资本家在攫取巨大资本背后所隐藏的权力的欲望，揭示了这种用资本兑换权力的现象，而这正是作家塑造文念祖这个人物形象的亮点所在，体现了作家对这一群体的忧虑与思考，也体现了作品极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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