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警世忠言　后事之师]

　　李锐《怀念十篇》里响着的钟声 　　 　　李锐《怀念十篇》中有几篇文章，几年前在报刊上发表，就以它的悲剧性和睿智的风格拨动过读者的心弦。犹记当日展读时，心情随各段的节拍而起伏，看到叩人心扉处，不觉泪珠盈睫，怅惘沉思。倒没有掩卷废读，反而怀着颤动的心潮，急切地逐字逐句看下去。明知那些阴沉凶险的情节早已导致撕碎人心的后果，还要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看个究竟！
　　文章现已辑集成书，如今从头析赏，依然受到深深的触动，引起苦苦的思索，既打动了我们的感情，也打动了我们的理智。往事萦回，历历在目，产生一种窒闷欲绝的感觉，未曾愈合的伤口隐隐作痛。此时此地，这些文章中凝聚的血泪，比血泪写成的文章更使人悲痛，对这些人物的追怀悼念越是强烈，就越发使人严肃地思索历史的教训，谛听警世的忠言。
　　本书十篇文章，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触及当代的重大问题。最早一篇写于一九三九年，最后一篇写于一九八二年，前后四十三年。正如作者所说：“这四十三年的中国，真是充满了硝烟和血腥，战斗和创伤，苦难和欢乐。应当说，这十篇文章，都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吧！”
　　如果稍稍剖视一下，十位令人无限怀念的人物，个个都有非同寻常的事迹，独特的性格。书中天南地北，血火流光，有地下的活动，地上的战斗，有“四面江山来眼底”的名胜，还有但丁写《神曲》时想象不到的地底的一角。这些人都是祖国的精英，人民的好儿女。正是由于有了许许多多象他们这样的人，不论是寰宇知名或默默无闻，才构成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中坚部分。他们过早地走向生命之途最后一站，大致可归为两类情况：一部分是当阶级的民族的敌人凶恶地举起了钢刀，他们英勇不屈，为人民解放事业毫不犹豫地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另一部分却是由于自己营垒内部癫痫疯狂，自我摧残，迫使他们横遭凌辱，抱恨辞世，或被折磨成疾，长才未尽。尽管文章写得清顺晓畅，却又不容快读，字里行间洒满了一言难尽的苦楚，不免时留疑窦，费人思索。读时常常为一阵阵袭来的悲哀所打断，又觉得书中响着震耳不绝的钟声，不容得一页页轻轻翻过。“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李白诗句)那是为祖国的厄运同声一哭，为无法补偿的损失沉痛致哀；还要抹去泪痕，睁大眼睛，向着已经升起的希望之星大踏步走去。
　　作者对他所写的人物，不作重彩铺陈，亦无精雕细琢，他运用叙事之笔，饱蘸深情之墨，抒发了刻骨铭心的怀念。虽看不到五色缤纷，却在平静的描述中荡漾着真挚的衷情。书中青年群像都有一种内在的高尚美，读来促人奋起。
　　郭亮在大革命时期是湖南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这个不及中等身材的被同志们昵称为‘郭矮公’的人”，在革命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他平易近人，从不疾言厉色，讲话时总是诚恳地看着对方。他的谈话和指示工作，使人信服，使人不敢对他讲假话。”
　　“他精明强干，有巨大的工作精力。”“他是一个勇敢而有智谋的人。”(页120―121)
　　
　　正是这个郭亮，论学历，不过第一师范毕业；论年齿，刚才二十来岁，已经成了坚强活跃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和工人运动领袖。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黎明前，“一个灿烂的春花怒放的生命，一个正走向成熟的革命家，突然夭折了！”他被反动政府杀害于长沙，头颅被悬在长沙和铜官示众。鲁迅在上海为此写了两篇杂感，以极愤慨的心情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历史已经证实，鲁迅说得多么正确！
　　我们从小说和电影里认识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是怎样的一位年轻人呢？
　　
　　“他只有短暂的初恋，没有结婚……”
　　“在中学时，[文]立征是一个非常用功、沉默寡言的人；午饭后必临魏碑，当作午休。”(页17)
　　“这个沉默寡言、曾经热心于化学试验的人，由于斗争的需要，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普通一员，成长为一名深受鲁南当地人民爱戴的游击战士和指挥员。”(页18)
　　“在日寇扫荡、围剿、封锁和日、伪、顽合流向我们进攻的情况下，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立征爱吃高粱煎饼卷辣椒，常穿一件破棉袍。”(页20)
　　
　　在三十年代民族危机的重压下，先进青年最关心祖国命运，嘤鸣求友，孜孜探索：
　　
　　“我们尽管是初会，可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真是相见恨晚。那时我年未及冠，〔谢〕文耀比我大四、五岁，我们的话题却没有触及年青人喜欢谈的爱情之类，完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页34)
　　“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是必须找到共产党，否则，我们这只小船就没有舵，怎样在风浪中前进呢。”(页36)
　　
　　书中再现了三十年代前后青年的风貌。时代的风雨催促他们觉醒，这些热忱的年轻人，对自己刚开始的生活抱着崇高的理想，以虔诚的态度和非凡的毅力，紧张地寻求人生的真谛，报国的途径。他们走向生活的最初步伐，今天仍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使人感到必须立足于祖国大地去追寻人的真价。在生活之流中实现抱负和希望，离不开学识和品格的磨炼。他们的富于感染力的形象，在新时期给人以新的启发。肩负着引导青年职责的人们，也要理解和体贴年轻人，正确对待他们的激情。
　　作者早岁负笈江汉，他所接触的首先是两湖青年。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戊戌维新以来就是中国先进的省份，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描写过湖南先进青年的面貌。历次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大运动中，这里都响起了惊雷。两湖青年振臂前行，后继涌起，群芳异卉，英材奇木，为海内共见同钦，而绝不是什么独秀孤葩。文章描叙了磨难和死亡，崇高和永生。春华遭摧折，芳馨自长存，这就是在湛蓝的长空下为他们建立的洁白大理石纪念碑。
　　书中对田家英、周小舟、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元帅的痛悼，对刘澜波的纪念，都似一面面朴素而珍奇的明镜，照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悲壮美的形象。作者善于摄取难以去怀的细节，情真意切的印象，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謦，看到了人的本质并不是什么抽象物。这五篇文章已经赢得、而且会继续赢得更多读者的击节称赏。
　　记叙周恩来风仪谈论的作品何止千百，作者未研朱墨，只描摹谈淡几笔，就向读者展示了有声有色的肖像画：
　　
　　“葛洲坝工程发生问题时，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总理为此召开了三天会，在会上讲了这样的话：李锐在哪里？他当年对三峡的意见是正确的，……。当总理听到会场上有人说我还被关着时，就接着说：李锐还关着？可以给他做些事嘛，别白吃饭，提些意见，也是劳动嘛！”(页20)
　　
　　总理会兼听，发扬民主讨论：
　　
　　“关于三峡的上马之风，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刮起来的。总理受命管了这件大事。他找我个别谈过，听取我的意见，还要我把有关的材料、图纸给他看。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国务院一次议论三峡的会议上，众口一词认为应尽快动工，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总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大声说道：有一个人说困难，这很好。毛主席多年来听了主管长江工作的同志的宣传，很赞成搞三峡这个工程(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的词句)。”(页72―73)
　　
　　周恩来的形象高大，因为他置身于大众中间：
　　
　　“[有一次，为了选择几个水力发电模型展览]模型在宾馆安置好后，总理特地来仔细看了一遍。来时天色已经很晚，我有点抱怨，说等了好久。总理轻声对我说：有时我还不是跟你一样，我的时间也并不能全由自己支配。尽管已经很晚了，总理还在楼上楼下，逐间房子查看有无不妥之处。”(页75)
　　
　　这就是十亿人口大国的总理！这里只有借用前人碑文里两句：“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
　　彭德怀耿耿忠诚，赫赫战功，铮铮风骨，沉沉冤屈，书中用不到一百字，传出了彭总最后的呼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彭老总从成都被揪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残，此后又被囚于暗室，专案审查，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去世前已瘫痪，他对最后被允许看望他的侄女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页93)
　　
　　作者说得好：历史何等公正，人民何等幸运，十年动乱之后，人们终于读到了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的《彭德怀自述》：
　　
　　“《自述》是‘犯人’的交代材料，……是为了弄清所谓‘案子’而问而写的。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却是一部中国红军建军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十年革命战争史……”(页93)
　　
　　庐山会议之初，有人建议彭总作系统发言，百战功高的将帅难道忘记“知己知彼”的常识么？否，――
　　
　　“彭总表示，有些意见，希望同主席敞开谈谈，但由于自己个性，怕谈不好。”(页65)
　　
　　人物被写活了。从厚度来说，这是一方浅浮雕。达・芬奇说过，镜子也能使平面显出浮雕。高悬的明镜啊！
　　周小舟在抗战前当过毛主席的秘书，庐山会议前是湖南省委书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广州含冤谢世。田家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当过中药铺学徒，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被通知撤职交代，搬出中南海，五月二十三日被迫致死。周、田均有才情，爱诗文，持正不阿，无奈“才如江海命如丝”！两篇怀念文章，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是从心坎里倾注出来的真挚诗篇。特别是写庐山的游处与漫谈，梦魂萦绕，又多轶闻，真是“万家忧乐到心头”(页56)！如果起司马迁于地下，他读后想必会说：“异哉所闻！”“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老同志都知道，在东北老一辈同志中，刘澜波是一位中心人物，人们永远记得他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东北军所做的工作。他有幸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升起的曙光。书中写他总是衣冠整齐，注意仪表，不愿被目为病夫。他并非要把自己打扮成吓人的衣架，而是力疾工作。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重视知识和人才；提出决不能允许继续重用那些坚持错误、顽固地抵制三中全会精神的人；他十分严肃地审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他的是非观念和原则精神，会被正直清醒的老同志看作是一种鞭策和激励。尽管死神在逼近着，书中刻划了这位眷念党和国家命运的老人形象：
　　
　　“一九七九年初回原电力部工作之后，同过去相比，我感到澜波似乎判若两人：那种遇事谨慎为先，说话平和为上，乃至沉默以待的明哲保身味道，已一去不返，而换成了一个言谈容易愤激，喜怒形之于色，甚至‘爱放放炮’，有点偏激的人了。当然，最根本的是，他比过去更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他的外形已是一个面带病容的老人，然而精神却是一个心藏烈火的青年。”(页83)
　　
　　这篇文章很耐看，有些段落一经咀嚼，韵味不尽。在革命阵营中，作者阅人多矣，下面一段话最堪注意：
　　
　　“近日我常想，我所见到的最后这三年的澜波，这光彩照人的澜波，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吧。过去这光彩，是被过多的拘谨(也许还有一点韬晦)掩盖了。有些不幸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去世的老同志，也许终其一生也没能够完全显露出自己的光彩来。这是真正的不幸――个人的，更是历史的不幸。”(页91―92)
　　
　　我多么热诚地企望老同志在晚年都大放光芒，不让刘澜波专美于前！
　　这些文章以对祖国命运缱绻之情，诉说了真善美的力量被摧毁的沉恸，永远难以填平的缺憾，倾流着圣洁的情谊和无法排遣的渴想。音乐虽难直接描绘高耸的山岳，澄沏的明月，深邃的森林，但能抒发它们所引起的感情。这些文章咏叹干城国士的不幸遭际，痛悼他们含冤抱恨，歌颂他们品质高贵，这是一阕发自肺腑、噙泪低吟的安魂曲。
　　诗文总受时代的制约。长久以来，我惋惜散文作家未免太吝啬了，作品里常常力避感情流露，甚至排除和放逐了自己。狂风暴雨摧残十年后，云散天开，散文又有很大的发展。只是有时读到某些怀人伤逝之作，尽管题为我和谁氏，令人骇异的是，攀附之心太盛，丧失哀诔本旨；笔下喧宾夺主，竟散自悼气息。前人要求：“铭诔尚实”(曹丕：《典论论文》)，“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陆机：《文赋》)。本书作者说：“这十篇东西都是我的理智、尤其是我的感情迫使我非写不可的。”如果当作一种尺度看，这也是新时期恢闳博大的体现。
　　抒情散文所写的，应该是作者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置身其中，以自己的双眼观看，自己的两耳听闻，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心房感受，而后用自己的笔墨写出来。这里怎么能排除“我”呢？“我”首先是自己，又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哀乐相通、命运与共的。本书未用违心之论妆点一番，也摒弃世俗陋习的污染，作者声称：“而是自己以为非写不可才命笔的。”我们看到，字字行行，都是为了表现他所钦敬的和亲近的同志，而不是为了自我表现。这是个不能忽视的格调问题。
　　本书展现的是一片秋色，这是它所描述的那个严峻的岁月所决定的。秋山秋野，秋雨秋风，并不是济慈所吟颂的“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秋颂》)，而是萧森衰飒、芳林寥落的秋。秋色中出现了“以胭红抹上残梗散碎的田野”，那是冤死的同志们酒下的斑斑血泪！
　　有人劝告说，这些往事怎么老是写不够呢？作者对此并非没有考虑，从自序里得知，老友的女儿向他提过历史的教诫。他写完有时不得不放在抽屉里，寄出前又大都请人过目；还有人敦促他写。难道我们同意终日以泪洗面，在哀痛中消沉，而不相信能够开创新局面么？当然不是！可是，在疯狂的年月里，那些横遭摧残、蒙冤而逝的英俊难道是能够忘怀的吗？他们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们怀抱的理想就是我们的理想，他们手执的火炬就是引导我们前进的火炬。他们的厄运也曾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厄运。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幸赍志以殁，我们终于活过来了，沐浴在新时期的阳光里，难道忍让他们人琴俱亡吗？我们有责任使人们不忘记他们，让他们在报刊、书籍、银幕、舞台和一切艺术形式中再生。“高山仰止”，这里提供楷模和教本，有助于切实发掘历史教训，激励我们推进“四化”建设。诚然，如就总体说来，应有比例限制，但对那颠倒一切的年月，写的真是不够。不仅不够，还不深不透！恽正叔《南田画跋》说过：“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写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后能为之。”何况现时迫切需要严肃认真地再思三思呢！
　　人们都知道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里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千真万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证实了恩格斯精辟的论断。可是，现代物理学尽管有了巨大发展，经典力学中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在地球上并未失效，五千年古国的习惯势力和乡愿精神也还起作用。杜牧早已敲过警钟，《阿房宫赋》的结尾几句值得再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本书以我国优秀人物的悲剧命运来表现逝去的时代的迷误，从中悟出警诫当世的忠言，听到发聋振聩的钟声，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更积极地奋起发扬优良的传统，捍卫和创造美好的事物。我们是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乐观论者，深信悲痛真诚的文字能够唤起读者内心扬善制恶、奋发前进的愿望。这该是本书创作的主旨吧。
　　在写作方法上，作者采用了速写技法，突出人物的特点，不作生平概述，而选取记忆中印象最深、感染力最强的情节，以叙事与抒情相穿插，在谈往、揭露中抒发悲愤情怀，触及当代人人悬念的重大历史问题。作者纵笔得体，有时一泻而下，洋洋洒洒；有时又加剪裁，嘎然而止。各篇之内，有放有节，含而不露，欲说还休。我们想起国画和书法的理论与技法，比如强调笔法为主导，与墨法有机结合，互相映发，描写物象，表达意境，取得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挥毫作画写字，有露有藏，点划虽断，而笔势相续，称为笔断意连，意到笔不到。李世民评王羲之墨迹称：“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笔不周而意周。”在《怀念十篇》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手法和艺术特色吧？
　　最后还应谈及作者和他的其它作品。我与作者虽无一面之缘，不过职业习惯驱使我由书知人。以下的叙述，撮录自他的著作。
　　作者生于汨罗江畔，那儿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的摇篮之一。从小学到中学，在长沙度过。大革命时当过童子团的小队长，每次游行示威，下乡宣传，他都兴奋地参加，一直爱好左翼文艺。一九三四年到珞珈山读工科，主办过学生会的刊物《救中国》。一二・九运动中，冒着阵阵江风，在武昌汉阳门码头露宿坚持斗争。这时如饥若渴地找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到北平接上了关系。正规学校的课堂和课堂外的社会活动，为后来的革命生涯做了文化与思想政治的准备。芦沟桥的烽火燃起，他投身到鲁南前线的抗战工作中。其后流转江淮，奉调回湘。一九三九年底从重庆到延安。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二年，先后在延安、赤峰及湖南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亲历了“黄土蓝天间白云”的革命圣地生活，见到抗战胜利时“山中火炬喜如狂”的情景，进军东北途中又见“敌后疮痍在眼前”，以及渡江入湘迎接解放的“满城鞭炮火花声”。这都使他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一九五二年转到工业系统工作，水电八年，“大飞一角”，使他得知经济建设问题。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一召上青云”，“身在盘涡谷转中”，“谁知一跌坠渊深”，这帮助他从“不知世事”到颇知世事，对中国社会获得了新认识。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因“抢救运动”住过保安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五年五月在京郊“幽居八度霜”，三十多年中两度“呆呆墙角望”。错误的批判，残酷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而登峰造极，使他体会到这一套斗争程式，在党内外为害之深之广。至于乌苏里江畔的农业劳动，大别山里当文化教员，也使他增长了生活知识。多方面的经历玉成了人！三中全会后正确措施下达，他思念故人，喜瞻前程，欣慰地感到“当年企盼的党的集体领导、高度民主生活，正在到来”(页69)。老骥又上征途，他再度改行上阵。
　　作者在本书之前出过好几本书了，有必要附带论及。按写作先后为序，最早的是在延安写的文章，其中反映了解放区、国民党区和敌占区的某些侧面。原先并未辑印成书，由于庐山会议之后挨批斗，检查他“放过什么毒”，当时幸蒙一一找来，二十年后得以编成《窑洞杂述》，一九八一年在长沙出版。一九五八年八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现在看来，仍是同类出版物中唯一称得上比较谨严的著作。此书在国内的遭遇与作者自身的沉浮有关，不到两年就停止发行。“文革”的狂飙使它在国外风行起来，经沙里提(AnthonyW.Sariti)译成英文，一九七七年由纽约夏普出版公司(M.E.Sharpe，Inc，Publisher)出版，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政治学教授斯图亚特・R・施莱姆(StuartR.Schram)作序。这位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的教授，对于作者的陈述有赞同的，也有误解和反驳的，但仍指出，这本传记“显得诚实而不夸大”。最后强调称：“李锐的青年毛泽东传记，提供了最好的一卷本的关于毛泽东阅历和思考的源流的总述，毛泽东的识见正是从这个源流中成长起来的。因而，该书不仅对于研究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的学生们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每个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感兴趣的人也是一本必不可少的读物。”
　　还必须谈到，去年纪念毛泽东诞生九十周年时，本书作者发表了《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提供了过去长期被疏忽的早年史实，指明了他十分崇拜的人物，所读的觉得新鲜的思想资料，所触摸到的时代的脉搏，养成了高于他的理论家品质的实践家品质。文中深刻地指出：“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这是一篇重要的学术思想论文，不仅是作者个人的可喜收获，而且是毛泽东早年思想研究的重大突破。我们高兴地看到，年纪和公务都没有阻挡住作者，他还在学习，还在成长。历史新时期赋予有幸躬逢的人们多么旺盛的活力啊！
　　一九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龙胆紫集》是住京郊狱中思绪的升华，是诗体的自叙传。单监幽居无纸笔，当日用药棉签蘸着龙胆紫悄悄地写在马列著作的边沿空白处。这本诗集是“四人帮”疯狂肆虐、迫害老干部的铁证。和《怀念十篇》一样，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投影。《怀念十篇》正好可做其中一部分诗的本事注释。两书都有补史证史的价值。读时感到凄苦之外，可也有一点喜悦，因为看到了片断的渴望得知的背景材料，一种满意和感谢之情油然而生。
　　人们不无遗憾地觉得：研究当代往往难于研究三代，在探索途中，阵阵风雨和若干沟壑阻碍了前进。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较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取得。有些报道、纪要和散发的材料，很难据以作出正确的判断，连基本事实也难以从中探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假大空”与文学上的“高大全”、艺术上的“红光亮”排除了历史的真实。她们本是相依为命的同怀姐妹，她们只能充当妾妇、婢仆和花瓶，而不能提供真象、实录和信史。若要从她们那里查找什么寻常的六个W，结果会遇到令人不快的诸如此类的W：Wacky(可疑的)，Weasel(模棱两可的)，Wanton(不负责任的)，Wastage(废物)，Wrong(错误的)，Wry(荒谬的)。人们期待着正规的开放历史档案、公布重要材料的成文制度，热望给予研究者以切实的便利，即使在诗文里得见吉光片羽，也会引起极大的兴趣。《怀念十篇》中储存了一点信息，例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事，“大跃进”，“神仙会”，影响当代历史的巨大不幸，都应有翔实的记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写下来藏之石室也好！
　　我们完全赞同这样的提法：“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页68)我们又想到，孔子说过，夏礼殷礼，他能说出来，夏殷的后代杞国宋国则不足以作证。为什么？“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里的“文献”二字，与今日概念不同，那里是包括历代的历史文件和当时的贤者。显然可知，贤者对历史负有传信的责任。作者一度待召金马，“比一般同志更直接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之中”(页52)，“比一般同志可能感触更深一些”(页55)。出自对历史真实的真诚渴望，我们恳切地敦促作者继续拿起史笔来，对党负责，对后代负责，写出实情，垂诫万世！
　　
　　一九八四，三，二十五，流溪荔圃。
　　
　　(《怀念十篇》李锐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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