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的人到自然的人:自然传奇2018年全集
时间：2019-02-15 05:28: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如果要列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最有争议、最有影响的十大小说的话，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查特利夫人的情人》一定在当选之列。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小说所经历的种种风波和磨难足以证明这一点。
《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描写了英国中部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拉格比庄园的主人查特利夫妇生活平淡乏味、没有生气，没有幸福。瘫痪的丈夫没有生活热情，美丽的妻子在无聊中打发光阴。然后，查特利夫人遇上了家里雇用的看林人麦勒斯，她爱上了他。拉格比庄园的贵族家庭在几经波折后宣告破裂，查特利夫人和看林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爱的理想。
这个貌似单调的爱情故事之所以引起轰动并成为争论的中心，是因为D.H.劳伦斯在其中对性和性爱的直露描写。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西方严肃文学圈子里出现这样的作品，大有“伤风败俗”的味道。当然，如果《查特利夫人的情人》的本质和特点仅止于此，这种轰动与喧哗也就只是短暂的一瞬。而事实上，从小说于一九二六年问世以来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它的热情一直未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暗示或证实了一点：这部小说的成功远远不是由于它的那些描写，而是它的真正的属于文学的价值、是作品的故事人物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心理使它具有了久而不衰的魅力。
《查特利夫人的情人》的故事在三个主要的人物之间展开：拉格比庄园的男主人克里福特，女主人康妮和庄园的看林人麦勒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三角恋爱的表层关系揭开，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三角里，实际上只有两个角具有冲突的潜力和意义。换句话说，真正构成克里福特、康妮和看林人之间的冲突关系的内在力量实际上只来自于两个阵营：来自克里福特和麦勒斯，女主人公康妮是处于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人物，是一个中间性的存在。
克里福特是英国贵族的一员；一个继承了父亲的煤矿、庄园和爵位的从男爵。他“穿着讲究，系着从邦德街买来的漂亮领带”。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是上流社会的一个聪明、有才华的成员，也是一个有管理能力的矿山主。
在小说中，克里福特被描绘成一个受到两种文明夹击的现代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有教养的贵族，十八、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绅士风度和观念在他身上仍然散发出幽幽的阴气。他祟尚理性、精神和自我控制，有着一整套把自然的感情和生命转化成人的精神文化附庸的思想观念和方式。他是一个典型的文明人，与自然格格不入。面对一派明媚的春光，一片葱绿的草甸和蓝色的铃兰花，他的感叹是“色彩不错，不过对一幅画而言没有任何用处。”他对自然的认识是从是否对文明有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立场出发的。正象他的瘫痪和失去性功能所暗示的一样，在同自然的接触时他是瘫痪的(他只能借助机器和他人的帮助才能出门去树林)，在同人类情感的接触里他也是瘫痪的(他不存在任何正常人所有的性欲和性功能)。
另一方面，克里福特又是一个完全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甚至成为其中一个积极成份的矿山主和作家。他信奉“工业先于个人”的原则，可以充满热情地研究关于煤的化工处理技术的书籍，可以装配收音机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听喇叭里发出的叽哩呱啦”，也可以精心地管理他的矿山，其老练、利落和刻薄的程度决不亚于任何现代企业的董事长。
这两个方面的特性构成了克里福特的本质。十九世纪的绅士理性对人的异化和二十世纪工业发展对人的异化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使他“几乎变成了一种动物，有着坚实、有效的外壳和软搭搭的内部的东西，一种现代工业和金融世界里的奇怪的螃蟹或龙虾，甲壳纲的软体无脊动物，有着象机器一样的钢铁外壳，内部却是无骨的软体。”(第102―103页)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文明。
与死亡相对的是生命，与文明相对的是自然。与克里福特相对立的人物，看林人麦勒斯所代表的就是自然，是自然中的生命。
麦勒斯来自矿山的劳动阶层，在文明人中尝够了绅士圈子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抱着一种对人类的厌恶，独自躲进了树林，成了拉格比庄园的看林人。在猎狗、野鸡、松树、山花的世界中，他生活得十分平静，完全同自然溶为一体。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不提及小说中的一段著名的情节。康妮初次造访看林人在林中的住处时，碰上他独自一人在房子后面洗澡：
他的苍白瘦削的背弓着，伏在一大盆肥皂水上面，他把头伸进水里，不住地灵巧而又奇妙地晃动；他抬起洁白而细长的手臂，把耳朵里的水挤出来，既迅速又轻柔，象一只独自戏水的伶鼬。……一个独往独来的动物的完美、洁白和孤寂的裸体。一种纯洁动物的美。这不是一个美的物体，甚至不是一个美的身躯，它是一团火焰，一团温暖的生命的洁白火焰。(第62页)
这个意象再现鲜明不过地暗示出麦勒斯的本质：这是一个与世态炎凉无关的超凡脱俗的存在，一个现代的自然之神潘，作者甚至用了伶鼬的意象来描绘他，把他形容成了一只纯洁的动物。
恰好因为麦勒斯是这样一头纯洁的动物，所以在他与康妮相识之后，他并不以一个文明人所特有的方式来评价这位爵士夫人――她的社会地位和这个地位赋予她的种种社会符号或“文明”符号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在他眼中，“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只年轻的雌性动物，一只吸引着他的雌性动物。”(第111页)正是依靠了这种“动物性”，依靠了他的感觉、他的完整的身躯和生理功能、他粗犷又不乏细腻之处的爱以及他同树林和自然的亲密无间，麦勒斯才可能同自己的主人克里福特分庭抗礼。
当然，“动物性”并不是麦勒斯的全部本质，这个现代的野蛮人不可避免地也有某种思想方式，而他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则完全与他的“动物性”相吻合。他的信念是自然主义的；人都“本应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应该崇拜伟大的神灵潘。他永远是大众唯一的神灵。……让所有的人都做自然神的崇拜者，做异教徒吧。”(第281页)这个自然神的福音传教士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他懂得在自己居住的树林外，有一个虎视耽眈的“庞大的恶魔，随时准备捣毁一切不适宜于自己的事物。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来捣毁这树林，风信子花将不再盛开，所有柔弱的东西都将在钢铁的冲撞下消亡。”因此，他便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古老的骑士精神：他要保护象风信子一样柔弱的康妮，“在麻木不仁的钢铁世界和机器化的贪婪巨怪把他和她毁掉之前保护她一阵。”(第111页)
克里福特和麦勒斯各自代表的是文明和自然两个阵营。他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人格化了的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浪漫的、未被现代工业文明践踏的自然与现实的二十世纪英格兰中部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自然是胜利者，自然的代表麦勒斯是胜利者。
在克里福特和麦勒斯之间的，是查特利夫人。从表面上看，她是克里福特的不忠实的妻子，是麦勒斯的狂热的情人。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一层表面社会地位和关系剥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另一层象征性的关系：康妮是一个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人，她一只脚被捆绑在拉格比庄园，另一只脚则踏在庄园墙外的树林里。因此，我们毋宁说，康妮是文明的不忠实的妻子(妻子必然意味着某种社会契约和规范的约束)，是自然狂热的情人(情人又必然意味着对社会契约或规范的某种程度上的违背与冒犯)。康妮从克里福特爵士的夫人地位上和拉格比庄园女主人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投入看林人麦勒斯的怀抱的过程，是一个文明人转变成一个劳伦斯式的自然人的过程。
康妮是一个“面色红润、长着柔软棕发和结实身材的乡村味十足的姑娘，她动作舒缓，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活力。她有一双大大的充满好奇的眼睛和一种柔和的嗓音，似乎刚刚才从她出生的村庄来到这里。”(第6页)就本性而言，她是一个属于自然和乡村的人。但是，她这种自然的素质却受到了文明和上流社会的污染。她的父亲是一个皇家院士，母亲曾是一个活跃的费边主义者，她和她的姐姐一道游历过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等著名的文化中心，并在少年维特和狂飙突进运动的故乡与狂想的德国青年一道度过青春焕发的时光。后来，她结识了克里福特，为他的思想和才华所倾倒，同他结婚。她同失去了性功能的丈夫一道搬来英格兰中部，做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克里福特爵士的妻子。
康妮的天生自然的本质与她的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和历程构成了她的双重人格。她本能地具有倾向自然的冲动和欲望，却又受到文明的吸引和束缚。在遇上和爱上看林人麦勒斯之前，她过的是一种文明的痛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男人们对她作为女主人的那一半本质非常和气，但却粗鲁地对待她作为女性的一半，完全抛弃了或忽略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她。”她所生活其间的文明的人们彬彬有礼地把她属于自然的本性扼杀殆尽。就在她处于一种半死半活状态之际，她遇上了只顾首先把她看做一个“雌性动物”而不是查特利夫人的麦勒斯。看林人采取了完全与克里福特相反的方式来对待康妮，来爱康妮，他成了康妮的救星，使她重新获得了她曾经失去的自然本质。就这个意义而言，克里福特和麦勒斯又不过是康妮这个人物的双重人格中的两个相互冲突的部分，克里福特代表了属于文明的康妮，看林人代表了属于自然的康妮。康妮最终抛弃克里福特投入看林人的怀抱，实际上是她最终否定自己的文明人格而选择自然人格的一种隐喻。
康妮从文明的人到自然的人的转化，是通过性爱来完成的。性爱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是一个具有极深刻和丰富的象征意义的主题(motif)。劳伦斯曾对自己的友人写信谈到，“我总是力图……使性关系(在人们眼中)变成有意义的和珍贵的，而不是可耻的。……这是一部性小说，但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性小说。……我真诚地相信需要建立一种东西――性的意识，因为这是所有真正的美和温存的源泉。这两种事物……可以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①小说通过康妮这一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无疑与劳伦斯的这种计划是吻合的。
在文明的世界里，康妮得不到真正的性爱，因为克里福特本人是一个失去了性功能的人。当然，克里福特的残废在这里决不是一种生理上的缺陷了。他的残废象征着他失去了人的自然本能的残缺不全的存在状态，暗示了他在感情上的无能。“这是一种奇怪的造物，只有犀利的、冷冰冰的意志，没有温暖，没有一点温暖！”(第129页)而且，这个象征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克里福特所代表的一种英国式的工业化文明已经丧失了“温存”的能力，丧失了生殖能力，濒临灭亡。与克里福特相反，麦勒斯是一个健全的、能够“温存”的人，他可以象一只动物那样自由自在，听从自己的感觉和本能的召唤，置社会、阶层等关系于不顾。
康妮在第一次与麦勒斯发生关系时，仍然是一个文明人，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中间人。她渴望爱，希望去树林，去林间小屋，希望见到麦勒斯，但她的爱和渴望仍然是一种精神或理性的东西，是克里福特式的“残废”的爱，因此她畏惧、犹豫甚至厌恶她与麦勒斯的行为。“难道这是必要的吗？”她问自己。“多么可笑。”她对这种自然的本能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理智态度。渐渐地，这种理智变成了痛苦。与麦勒斯的接触加深以后，康妮开始感到一种自惭的悲哀。“我不行”，她哭泣道，她承受不了本能的压力，又摆脱不掉文明的人格对她的桎梏，直到她的自然人格真正复活、直到她在这种复活的动力下彻底抛弃了作为查特利夫人这一个文明的躯壳、直到她完全背叛了克里福特和他的拉格比庄园之后，康妮才第一次真正地成了一个女人，这个二十世纪英格兰的夏娃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亚当，找到了一块他们曾经失去的自然的乐土：在一次雷阵雨中，她突然脱掉了身上的一切衣物，赤条条地冲进绿色的树林，冲进雨雾，跳起了狂欢的舞蹈；看林人也跟着脱得一丝不挂，同她一起向大雨滂沱的树林深处奔跳(第206―207页)美国作家M・肖勒曾经这样描述过《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我们在想起这部小说时会回想起一幅图画：在背景里，黑色的机械冷酷地伏卧在昏暗的天空下面；前景是鲜嫩闪亮的绿色树林，在林间的空地上，两个赤裸的人在欢快地舞蹈。”②马克・肖勒没有夸张。这一幅充满浪漫情调的图画的确是整部小说的中心意象，是小说要表达的浪漫自然主义理想的一个最生动有力的象征。
康妮通过性爱的途径所走过的从文明人格到自然人格的蜕变过程，阐明了劳伦斯的一个信条，那就是，“个人之间的温存与激情能超越意识和人格的界限，同样是这种个人之间的温存和深深的激情能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精髓。”③现代人的生命复活必须通过一种纯洁的爱的方式来完成，而这种爱又意味着彻底突破意识、理性和个人的壁垒，超越原有的自我，也意味着抛弃工业文明的残废的道德、伦理等等。一句话，否定自我之中所包含的克里福特的存在。只有这样，人才能把自己从现代工业文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重新恢复自己作为人的本质。这种现代人的人性涅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是一种与自然的彻底融合。康妮同看林人的性的结合使她超越了原来的自我，超越了原来文明的存在状态，这就意味着她也超越了作为一个社会中的文明人的痛苦；而这种超越的结果，是她与自然的亲近，甚至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她与麦勒斯第一次真正的性的结合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一小块松柏环绕、绿叶遮天的林中空地里，在一堆树枝搭成的床上。这种结合把她完全改变了。小说是这样来描写的：
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温柔的喜悦里，象春天森林中的飒飒清风，迷朦地、欢快地从含苞待放的花蕾中飘出。……她是一座森林，暗黑色的橡树纵横交错，同无数绽开的花蕾一哼唱着。在她千丝万缕相互交汇的身体内，欲望的小鸟正做着美好的梦。(第129页，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这些自然界的意象现在成了康妮的形象，她从拉格比庄园的查特利夫人转化成了一个没有姓名和称号的女人，成了一片生机昂然的树林。
D・H・劳伦斯在《查特利夫人的情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文明工业社会的唾弃和对自然的向往是动人的。这也是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以前的千百年中许多诗人作家们的共同梦幻。华兹华斯、拜伦、夏多布里昂、哈代……无数的作品、无数的诗行描绘了无数的梦，而这些梦又都有着同样的色彩――对人类已经失去的处女地无限眷念。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类在工业化改变了地球面貌之后为了补偿他们的损失，便建立起许多“天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用以调节自我在紧张的工业文明中所感受到的压抑和张力。这种公园或保护区的作用在他看来与梦的功能是一致的。的确，对于那些在拥挤喧嚣的都市忙碌的人来说，劳伦斯的《查特利夫人的情人》不啻为一座环境幽静甜美的天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它能让那些在冬日的黄雾中匆匆穿过伦敦桥的T・S・艾略特的同辈们，在它的怀抱里安然休憩，重温纯真的人类原始时代的纯真的梦。
但梦总归是梦。梦是美好的，却很脆弱。劳伦斯的这种温情的梦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逃避现代文明的方式，是西方人在二十世纪面临崭新工业文明和文化时无法接受挑战的懦弱。正如《查特利夫人的情人》结尾处对康妮和麦勒斯的前途的虚化处理一样，劳伦斯和劳伦斯们的这种逃避主义也只能是一首没有结尾的梦幻曲。
①见格兰汉姆・豪《黑暗的太阳：D.H.劳伦斯研究》奥克悖冈出版公司一九七三年版，第149页。
②M・肖勒《D・H・劳伦斯》，德尔出版公司一九六八年版，第66页。
③《黑暗的太阳》第1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