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独立与靖国神社|靖国神社14名甲级战犯

　　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一直燃烧不止，并欲罢不能――对于那深藏的动机，众多的论者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位。一方面，在成为首相之前，他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关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来自自民党内部的异议也颇多，可是他依然力排众议而继续参拜，这种异样让人不得不稍费思量。如果说，原本小泉对靖国神社并没抱有特殊的感情，那么，参拜就不意味着对参拜行为的欲望，而是要通过参拜达到某种政治效果。按着这样的分析线索，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遗族会这一团体在选举中的作用等较为清晰的结构关系图就会浮现出来。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也就是面向自民党集票机器日本遗族会的一种姿态。我们看到，代代任日本遗族会名誉会长的都是自民党的旧田中派（旧桥本派）之类的鸽派，小泉的种种表现，也可看作是自民党各派阀之间争票的反映。但是，反过来再想，就算是这样，也只是以自民党派阀为基轴的想法，并不让人觉得这是构成小泉如此钟情于参拜靖国神社的必要条件。小泉纯一郎这个人，是以不受制于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政治手法而博取好感的政治家。也正因为如此，参拜背后总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起作用，让人不禁心生疑惑。
　　总的来说，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经团连等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还有形成日本中间偏右言论的《读卖新闻》的渡边恒夫，都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持否定态度。但是，在此我想进一步――从小泉内阁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入手，间接地做些思考的尝试:日本现在的民族主义动向，在何种政治环境下成立，并尖锐化。首先，现在的小泉政权所抱有的大的政治目标是把长期以来作为公共事业的邮政事业“民营化”。但很明显，此项“改革”的很大动机，是把日本的普通大众托付给邮政业的邮政储蓄以及简易保险等资金纳入到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中去。来自美国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布什政权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是冲着这个来的，而这样的要求正逐步得到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在观察围绕着小泉纯一郎二○○五年的政治构图时，首先应意识到，这一切是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为中心展开的。同样，现在日本的民族主义，可视为以在“国民经济”走向解体过程中弥漫开来的社会不安为背景的动向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万能的。即使我们说在东亚各地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中有着决定性差异，也并非言过其实。例如，中国二○○五年四月间高涨的“反日”游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摇摆的中国社会矛盾对国际社会发出的自我主张。并且，不管那自我主张的表现形态如何，那当中应该是隐含着面向世界的某种信息的。但另一方面，于战后六十周年的八月十五日聚集在靖国神社的二十万日本人（据神社调查）所表现的东西里，却几乎看不到任何信息性。当然，据右翼结社的成员称，他们每次在忠实地实施“护持天皇制”、“不许冒犯靖国神社”的行为。这也许会让人感到某种政治性（对亚洲的敌对性）。但他们的表现，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希望日本人以外的人们听取自己主张的意图。在明显欠缺与他者沟通的意义上，那真是一种几近于自说自话的非政治性的言语。此外，除了右翼成员之外的聚在一起的大众，对于自己行动的后果对东亚的人们带来怎样的意义，几乎处于无意识的状态，那种只面向内部的感觉真是不言自明。
　　关于靖国神社的历史性，自战前开始孕育了怎样的连续性，以高桥哲哉为首的日本的论者们已经使之问题化了，在此，没有必要重复相同的见解。顺便提一下，如果假定二○○五年八月十五日聚集到靖国神社的人有二十万，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个靖国神社明确表示否定见解并进行内在分析的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获得了三十万的读者。当然，在此想申明的，并不是单纯地让二十万人与三十万部书这两个数字相对峙。
　　其实，战后六十周年聚集于靖国神社的人数规模远在前一年的六万人之上，可以说是无意识的现象。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面对二十万人无意识的行动，三十万读者想寻求精神分析的答案这一图景。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将意味着什么――必须自我分析那个理由的必然性已经被意识到了。
　　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虽是少数派（约五十多名年轻人），但在八月十五日持明确政治主张登场的人们，还是值得特书一笔。特别是他们的行动，无疑给靖国神社这个日本人无意识的场撕开了一道裂缝，带来了某种觉醒（或治愈）作用，而阻止他们行动的日本警察实际上是想原封不动地保留靖国神社这个无意识的构造，起了无意识的“看门人”作用。
　　八月十五日当天，战后一直坚持批判日本遗族会的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的有关人士近三百名，在东京的教育会馆举行了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集会。同时，当天接近正午时，约五十几名举着“反对赞美侵略战争！”“打倒小泉！”标语的无党派市民出现在靖国神社附近。他们是为了申诉“靖国神社并不是祈祷和平而是为‘追悼’战死兵士做心理准备的场所”而聚集到这里。当他们试图接近靖国神社的正门时，其中的四人被警察逮捕。当天在神社的四周，又有两名被称作“中核派”的“新”左翼的活动家和两名右翼活动家以“妨碍公务执行”为理由被逮捕。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对八月十五日逮捕八人的经过做了记述:
　　在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周边，十五日，以妨碍机动队员警备活动为理由，警视厅对被视作过激派活动家的六名男子和右翼团体成员两名男子，以妨碍公务执行和器物损坏的嫌疑当场逮捕。被视作活动家的六人均保持沉默。
　　实际上，《朝日新闻》之外的报纸，也做了内容相近的报道。但遗憾的是，就连《朝日新闻》也只是把“警察发表”囫囵吞枣地照搬上去。特别让人不得不注意的是使用了“过激派”这个警察用语。我对上述无党派市民组织“反对小泉参拜靖国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较为熟悉，他们甚至没有使用棍棒等简单防护工具的经验，当天也只完全赤手空拳地抗争机动队（警察）的制止行动。
　　战后被保持日本秩序的一方所使用的“过激派”一词，正渐渐与“九一一”后全球化的“恐怖主义”话语体系相契合。但，日本国首相对一个宗教法人做公事参拜，基本上是违反宪法的，而且战后被“合祭”的战死者的名册是由当时的厚生省提供的，这也有违反宪法的浓厚嫌疑。尽管如此，如果对有强烈违反宪法嫌疑的靖国神社的存在方式提出异议，就要被贴上“过激派”标签，媒体的这种现状，不得不说是有很大的扭曲。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指出，今天的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改定宪法的呼声高涨，也是与把自律性市民公共圈作为特殊政治倾向排挤的警察国家的巨大化紧密相连的（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定位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一环的现象）。
　　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的最大利处是，作者尖锐指出，靖国神社是把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族的悲伤转化为“喜悦”的炼金术装置。此外，在高桥的著作中，作为应引起注目的事态，记载了对亲人的灵魂被“合祭”在靖国神社中而感到痛苦、提起诉讼的人们的事迹。如果提起诉讼的是日本人，那么诉讼是作为侵害基督教等信教自由的问题而被提起的;而元日本兵、军属的韩国人、台湾人的“合祭”问题也非常深刻。韩国人以及台湾人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提出，尖锐地揭出了作为日本侵略和殖民地化的结果的靖国神社，甚至企图剥夺个人的自我认同的本质。这样，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因为提起问题的尖锐性，鹤立于日本出版的其他有关靖国神社的书籍中。
　　可是另一面，虽然《靖国问题》为了简明易懂地说明靖国神社的问题性，从东亚的人们的感情反应出发，积极地介绍了对靖国神社的“合祭”感到痛苦并提起诉讼的人们的事迹，但在含有相反例子的问题上，就没有跟上。例如，在台湾政治中，有时“日本”作为政治筹码被使用时，不如说迎合日本保守政治的主张也不少。当然，我并不是说，对靖国神社的“合祭”感到痛苦的亚洲的人们不具代表性。但如果我们试图对靖国神社这一存在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也还是需要重新思考东亚视点的复数性。就是说，东亚的诸国、诸地区的人们，到底是以何种感情记忆，对日本帝国所进行的战争和殖民地支配做出认识的。
　　日本对于东亚诸国、诸地区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是我个人最关注的。但在这里，鉴于篇幅和笔者力量的局限，不如换一个角度推进问题，就是试着考察日本的批判运动圈一直持有的历史性潜在能力的问题。
　　选择从这个方向推进的最大的理由是，由包括在靖国神社被逮捕的四位在内的我的朋友们组成的组织的行动动机，尽管并不是直接含有亚洲的视点，但从结果上看却是如此。这一点相当意味深长。
　　举一个例子。我想起了一九五二年在日本爆发的居民反对美军建设炮弹射击场的斗争（石川县内滩町的“内滩斗争”）。他们斗争的主要理由是，对土地强制征用和生活权受到损害的反抗，当时并没有把朝鲜战争作为斗争的前提。意味深长的是，据说当时他们完全没有理解，为什么在自己的斗争中，会有许多在日朝鲜人团体前来协助。但是，从结果上看，这次反基地斗争，最终上升为具有东亚冷战（热战）意识的斗争。在这里重要的是，某个运动集团的内向性的要求与具国际感觉的道义心并不能被简单地泾渭分明地分开。这次基地斗争，就过程来说，不可避免地是与日本中央政府对决，那当中有非同小可的决意――如果非要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那就是对日本国家权力的“独立”心的要求。现在，如果我们翻阅有关内滩斗争的种种记录，就会发现参加斗争的那一个人一个人的觉醒过程真的是跃然纸上。并且自那以后，这次内滩斗争成为日本“草根民主主义”的原点，始终警醒后人。
　　下面，为了使这段历史脉络更清晰，试着引入完全相反的例子。那是通过战后的左翼作家堀田善卫的双眼映出的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军基地内劳作的劳动者们的声音――通过被称之为历史的私语的片断，而呈现给我们的图景。以下部分，引自作者获芥川奖的出世之作《广场的孤独》，主要是主人公青年记者记述的在横滨美军基地干活的劳动者的声音。在那里，劳动者这样倾诉着。
　　“你瞧！在这飞机场里一干就是十年多。战争的时候被东一头西一头地派到支那和东南亚的飞机场，然后一下子就打完仗啦。这一想，飞机场的差事算是完了，没想到原封不动就被进驻的人接收啦，这不，又是十年啦！”
　　声音的主人是五十岁上下的漆黑壮汉。
　　“以前是帮日本打仗，现在，又帮老美打仗。这世道，太神啦！”
　　这里描写的是从过去的战争到朝鲜战争中，日本底层民众那种冷眼观世态的无可奈何。所以，反过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文脉中发起的反基地斗争，是为了对这种心态宣战。就是说，如果面对要成为国际冷战秩序共犯者的日本国家时，不能确立“独立”的心性，反基地斗争也就无从成立。纵观反基地斗争从初始阶段国内的生活权问题发展为国际连带斗争的轨迹，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从“独立”得到的思路，这一切就不可能。
　　现在想回头看看四名被逮捕者所在的团体八月十五日以后的活动。名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行动委员会”的这个团体从八月十五日起，更名为“八月十五日救援会”，通过派遣律师、激励逮捕者等手段，积极展开一连串的救援活动（四人于八月二十八日获释）。在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以非国家、非党派的立场活动的名为“救援联络中心”的机构。
　　“救援联络中心”发起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当时，以反越战、日美安保条约斗争为首，各种市民运动高涨。对待这些斗争，逮捕当然是不在话下，通过警察暴力实施的镇压接踵而至。为了救援被捕者和负伤者，各个地区的救援会和有关具体事件的救援组织都大量地组织起来。为了援助各种救援组织，在它们之间起联络作用的就是“救援联络中心”。这个中心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国家权力对单个人民基本人权的侵害，被视作是对全体人民的镇压;另一个是，面对国家权力的镇压，不问牺牲者的思想信条、政治见解如何，均全力救援。
　　当然，这个“救援联络中心”是在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用说，这种方式并不直接地自动适用于别的国家、地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的是，这个“救援联络中心”所追求的“独立”的方式，成为今日日本运动圈的一个传统。另有一点意味深长的是，上述无党派市民团体活动家们的行动，正是在四名友人被不当逮捕后，变得精彩纷呈。在某种意义上说，从不当逮捕到救援活动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构筑新的公共空间的过程。并且，仅在事件后的两三天内，抗议声明就被翻译成中文、韩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出现在他们的网页上。当然，只是抗议声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还很难说他们的行为是否深含国际性契机。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反靖国的行动，确实是因韩国和中国的“反日”游行的触发而开始的。
　　现在讨论延伸出来的问题。也就是，如果说，他们较为激进的活动方式对于东亚文化空间是有意义的，那么其脉络到底是怎样的呢？
　　对靖国神社断然展开反对行动的无党派市民组织的源流，实际上与过去某个运动团体的挫折经验有些许关联。没有明确的指导部，一边潜在于市民社会中，一边直接与(日本的)国家权力对峙――具有这样运动性质的团体，在战后日本首次现身的是一九七五年被逮捕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人们，他们当中的数人，直到现在还身陷狱中。他们当时被从七十年代前期多发于东南亚诸国的排斥日货运动中涌现的反新殖民地主义斗争所触发，以象征过去帝国主义的昭和天皇的苟延残喘为民族的耻辱，计划对天皇乘坐的列车实施爆破。但这个计划由于种种计算的误差而失败，最终计划改变，那些没有派上用场的炸药，被安放在象征新殖民主义的三菱重工的大楼里。当天，虽然该组织的成员用电话通知三菱重工，请公司组织员工及所有其他人员撤出大楼，但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导致出现数名牺牲者（包括死者八名），那之后，被逮捕的成员一生都为此罪所悔恨，直至今日。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所提出的“清算过去”的主题，一直持续着。一九八九年昭和天皇死去，大半媒体都不断重复赞美昭和天皇的报道。当时就有许多活动家和数名知识人站在这个主题的延长线上做出抗争。这一切又在九十年代后期衍生出反对“国旗、国家法制化”运动。也就是说，挺身实现对东亚侵略和殖民地化进行反省的姿态这个“反日”思想的潮流，在日本虽然是少数，但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构筑了抵抗的传统。日本人自身扬起“反日”的旗帜――这现象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意义还没有以明确的方式被确立下来，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人们来说，也确实有难以理解的脉络背景。但这个传统作为对来自过去被侵略、殖民地化的国家、地区的触发的回答，同时也作为连接那触发与“自我否定”的所在，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
　　这里稍作重复，据我所知，上面提到的四名被捕者所在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市民团体，是不拥有任何所谓的学术专家的团体（即使能得到我这样的在大学任职的知识人作为同伴者的协力）。从他们口中传出的主张，乍一看并不是直接表现对亚洲的同感，或重复在中国和韩国所见到的口号。从他们口中传出的主张，首要的意义是对欲构成以靖国神社为首的象征权力的文化空间不能苟同的姿态，另一个特征，是对小泉政权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激烈的批判意识。他们对于东亚的历史，几乎只拥有常人水平的知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承担起了暴露靖国神社作为内向性装置的意义。如果试着一个一个地询问这个团体的活动家的思想信条是否可以用“反日”来表现，恐怕大多数成员都会答“是”。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有想成为日本人之外的什么人的欲望，也不是想通过暴力的方式给国家权力以打击。身为日本人但同时要把“反日”作为思想信条的精神构造向外国人加以说明，并不那么简单。但有一条可以确认的是，他们虽是少数，却也成了日本的传统。
　　有一点象征意义的是，八月十五日被逮捕的“中核派”活动家等“新”左翼党派的力量，好像被捕者的人数（二名）所诉说的那样，事实上维持其政治活力的循环已经终结。到八十年代为止，以反抗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等旧左翼权威为使命登场的新左翼党派，实际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以一定的精英指导部为头脑控制各种基层组织和大众团体的组织、运动论，实际上已经走向终结。当然，如果无党派的市民团体的直接行动本身，并不能单独给日本的国家权力以打击，它同样也不是打倒小泉政权的前奏。但这个团体担负自己的责任而行动，以自己的力量展开救援活动，不断地向其他运动团体展示这种“独立”的风骨，确是不争的事实。
　　但这样的“传统”在东亚到底拥有何种意义，是今后的课题。并且从大处着眼，这与今后日本政府在东亚起何种作用（或者完全不起作用）也不无关系。现在的日本，一方面逐渐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超国家金融资本使国民经济半殖民地化，外交功能上，也做出除了与美国统一步调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样子。对这样的日本来说，首要的关键词难道不是“独立”吗？不过更根本的是，对日本人来说，“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日本人自身有没有抓住它的可能？其实是既古犹新的课题。当然，“独立”一般总是让人联想起所谓政治独立的课题。但在与政治邻接的“文化斗争”的领域中，同样有必要使“独立”这个关键词所拥有的力量充分机能化，这也是知识人的使命。
　　这也正是竹内好在日本通过《旧金山和约》从“占领”状态明确独立时所写的《国家的独立与理想》（一九五二年）中所展示的结构。就是说，所谓国家的“独立”，除单从形式上考量是否完备之外，必须从那当中是否包含了“理想”的层次上加以思考。竹内好发表这个随笔的时期，正是日本把独立理解为与西方世界“单独”讲和并制定为既定方针的时期。竹内好所希望的独立概念，是必须包含与被侵略过的中国的人们的和解在内的讲和，那也不只是在外交层面上说话。面对不充分的形式上的独立，竹内好的头脑中一直坚持与永久革命相似的自我否定的实践。也就是说，日本人应通过对自身文化体质的彻底批判，促成“文化的独立”。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审视靖国神社时，可以看到，它可能持续成为日本人“文化的独立”的不充分性的指标。它既是宗教从政治中独立出来的指标，也是表示日本人对过去被战争体制滋养的文化装置的独立度的指标。靖国神社这个组织，当时是通过日本的旧有统治阶层和美国当局的“合作”，才确保了地位。战后日本的政治中心性，经常是通过遮掩日美合作的痕迹而发挥机能。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文化的独立”并不是凭单纯的“反美”意识而实施的。在这里，“独立”并不单指脱离对美国的从属状态，也意味着从与美国的世界战略关系暧昧的日本政治中“独立”，还有为了达成这样的“独立”所需要的我们对自身的“文化的独立”。
　　对于日本人来说，恐怕通往上述意义的“文化的独立”的道路，还极为崎岖。但可以预想的是，如果不寻求这样的“独立”，不劈波斩浪，日本人就无法与亚洲的人们相会。或者反过来说，日本的“文化的独立”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总体的希望所在。(胡冬竹译)
　　（《靖国问题》，高桥哲哉著，黄东兰译，三联书店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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