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之外无政治] 考研政治肖秀荣
时间：2019-02-16 05:46: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阿伦特似乎具有不可救药的古典共和情怀,以至于凡涉立国之思,必征引古希腊城邦政制,奉为典范。其之怀思浓郁,情见乎辞,几达难以自抑。这不,在《论革命》这一名篇中,阿教授喟言彼时政治实为一种单纯凭恃“劝说”,而非暴力的生活方式。就以“劝说”死囚饮服毒酒自尽这一习俗而言,足证雅典公民哪怕身陷此等境地,亦享免于肉刑羞辱之尊。苏格拉底之死,即为一例。而且,好像老爷子拒绝友人协助越狱,而自甘领死,“从容就义”,也正是基于此种死法不失尊严,相反,倒恰恰彰显了公民的守法美德和生命的凛然尊严。吾人今日回视,翻检他人家史,倘若对于此说心存疑虑,那么,似乎无需用阿氏理论,不妨搬用中土古圣之言,自相劝解:“礼尽而已,岂有加也!”
有意思的是,就连阿伦特也坦承,此种“礼遇”,仅限于城邦公民,并为之唏嘘不已。不是公民,自然不属此列,于是,“劝说”不再,尊严撤席。譬如,奴隶虽然是人,但又不被当做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具有“物”的法律人格,打入另册。连命亦且做不了主,当然谈不上什么尊严不尊严的了。可见,尊严附着于公民身份,是“公民”特有的人格禀赋。换言之,是一种政治身份的法律特权。而且,但凡超出城邦,彼此取消公民资格,只有敌友之分,则暴力例属天公地道,不言而喻。其间情形,真如修昔底德所言,“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对此,阿氏并未过多着墨,西方的自然法理论家们却好像颇有心得,看在眼里,记在纸上,铺衍为长篇大论,“淹死霹雳春”,以文绉绉的“自然状态”一言以蔽之。此时此刻,“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真的是城邦政治的“首要问题”呢!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希腊人所玩的政治是城邦之治,也就是说,是协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利益的技艺,有关权力的组织与运作的格局,营建共同体的法权程序。如涉城邦之间,特别是复数的希腊城邦与波斯之间的冲突,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敌友立现。那时节,政治退位,暴力登场,各凭肌肉说话,大家一起返回自然状态。――凡暴力垄断真理之处,即无政治,当然无任何尊严可言,而不论这暴力为自己取的名字叫做“革命”还是“战争”。
由此可见,西人对内行公民之道,对外凭霸权之力的双重标准行事风格,其来有自,源远流长矣!不过,最需留意的,尚非在此,而是他们关于“政治”的定义,这才是精妙所在,而为立国之公理,镇国之重器,城邦存续之根本。就上述例证而言,以公民之道对待“自家人”,表明政治不是别的,真的是共同体过日子的法子,一种关于公民共同体的组织与程序的公民联合行动方式,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组织性生存。换言之,政治以解决公共权力的正当性为鹄的,属于围绕着正当性的取得、分配和展示所进行的权力意志活动,而基此达成的围绕权力进行一般交往与行动的法权体制,就叫政治秩序。倘若政治浩然,有道又有方,则由此形成的不仅是政治,甚至是一种优良政治。其兴革有常,更张无私,则生民免灾,天下有福矣!从而,所谓政治,从来都是国家政治,而以平等个体的公民生活为内核,必定是非私人性的,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权力意志展现形式。
因而,凡此公民联合行动方式,排斥了革命与战争,当然只可能存在于共同体之内,而无法行之于外了。职是之故,后世的霍布斯才会直认,存在着同样正确的两条公理:人待人如上帝,人待人如豺狼。前者存在于公民之间的互动之中,关乎国族生存,彰显的是政治的道德合理性;后者道尽了国家间关系的真相,旨在区分敌友,讲述的是政治的技术合理性。二者同样为真,正说明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性自然而又扭曲,古典命题恒旧复恒新。然而,话说回头,一旦人类为政治所裹挟,则虽然城邦政治指向自由,其实却又在剥夺自由,则自由安在哉?难怪,千古苍茫,人间多难,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隙,而政治从来都“不政治”,取消政治,甚至于反政治。
的确,如果城邦之道即公民之道,就不能诉诸战争与革命,因为无论是革命还是战争,都离不开暴力,一旦动武,就意味着政治无效,政治秩序惨遭共同体放逐,政治与共同体一同被放逐。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之处,谈何政治?政治又有什么用?所以,就像古典希腊政制所昭示的,政治意味着“城墙之外无政治”。这才是西人政治经验的精华所在。谁能得此真传,谁就能位尊九五。君不见,两千多年后,身处两洋围夹,偏安一隅,得意复自怜的老美也颇得其中三昧,而娇声喃喃:“政治止于水边”,实为一脉相承。由此,进而言之,吾人回视晚近以还那叫做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头孽种,视其象,析其理,追本溯源,明白其取舍,反而可能倒不再愤愤于“双重标准”,而以会心一笑打发了事了。
至于内外的界限如何划分,也是颇有讲究的,全无定法,端看当时当地的取舍标准与价值理念。但是,不管风云变幻,围绕着“自己人”打转的轴心,基本如一。可能,种族、民族与宗教这些根本性标识,以及如今的“国籍”与“政体”这一法权配件,或显或隐,有意无意,构成了辨别敌我的基本标准,撕扯着人生与人心。如同上文所叙,倘在希腊城邦,城邦公民之间可谓“内部”,行政治之道。至于奴隶,不算人,更非公民,不在政治秩序之列。城邦之间当然是“外部”,各拥其制,凭恃暴力张本。俟至希波有隙,大兵压境,则全体希腊城邦联为一体,顿成“我们”。好比如今不管非裔华裔,只要拥有美利坚国籍,即为“美国人”,因而,得享头号强国“护照的人权汇率”的照应,虽美国大兵作奸犯科,国际战犯法庭(ICC)亦且奈何不得,提堂听审的不过是类如卡拉季奇一类的倒霉蛋。而在“二战”之前,即便早来新大陆,劳心劳力,投靠输诚,可因肤色深黯,还是不免被排除于“自己人”之外。――因为有敌人,所以才有自家人的认同,此种“我们”与“他者”的区辨及其诡谲互动,恐怕并非属于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新玩意儿,也不是那叫做“西方”一家的章法。但是,因为内外有别,而对内行政治,奉守公民之道,赋予全体公民组织性生存,的确,属于源自希腊而相沿不废的西方政治之道。走笔至此,耳畔响起梨洲先生昔年的喟叹:“理一而分殊,统之在道者也。”证之于此,则城邦之道者,即此内外有别的公民之道也。
是呀,对城邦共同体行公民之道,“人待人如上帝”,这一共同体才有凝聚力,也才有战斗力,不然,谁替你卖命,又为何要将一腔忠诚托付于此呢?!而且,公民之道,重在一个人字,“初为人,然后治天下”,东西古今,心同理同,原是常识。而人之为人,重在尊严与自由,自然人由此而为公民,是公民才会有责任,也才会负责任。――朋友,政治是共同体最高的善,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要讲政治,这才叫政治,天大的政治也!“大洋国”之所以不能持久,就在于漠视于此,而将政治屏蔽为一种私性存在。另一方面,敌人之所以被置于优先论述地位,在于常常只有通过敌人/他者,才能界定自身,不存在富有意义的对立面,即否定了自己。而对敌人行暴力,彰显的恰恰还是保卫公民之道的决心。敌友划分是且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反映了民族生存的政治本质,只适用于“非常时刻”。否则,春秋无义战。老想着把别人家炸回旧石器时代,在敌国的国土上尽情投射贫铀弹,向弱国倾倒核废料,凡此行径,以邻为壑,卑劣无耻,内外倒是有别的了,却说明大家其实都去古未远,还奢谈什么政治?!因而,城邦政治如何扩展为世界政治,一国人民的永久和平如何进益为普天之下的大同福祉,是希腊智慧无法应对,却是今人不可回避的难题。
正是在此,政治领域中的道德是否与应否区别于其他领域的道德,从来都是一个问题。换言之,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关系,是政治的真正困扰所在。而因为它们牵扯于国家与政治、战争与敌人、权力与真理以及人性及其政治性等诸多命题,使得“兽性的恶”与“道德的恶”,甚至于什么“无辜的人类的邪恶”,难解难分,而判定“道德的恶”才是罪或者原罪的论断,因为区分它们的标准本身就存在分歧,一旦面对现实,同样常常一筹莫展。凡此困局,不仅让善良的芸芸众生无以措手足,更是给“强者行其所能为”,提供了不尽的口实,而困扰着千古心灵,持续不断地拷问着“何为政治?”或者“何为真正的政治?”这一人类存续本身的元问题。
晚近以来,一种解决之道是强调国家位格的至上性,即国家是具有决断权的政治统一体,而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言,“政治统一体即主权”,尤其体现为一种战争法权。在此统一体中,社会是也必定是多元的,而国家则必须是统一的政治体。如果说“平时”尚且看不出其经济、政治、道德与宗教的“多元”差别的话,那么,在“非常”世态,则“政治的统一性”而非“多元性”的生死存亡意义,立现于世。因而,在“国家间”政治上,自应是多元的;而在“国家”政治意义上,必定归结为政治统一体。也正因为每个国家都坚守自己的政治统一体位格,所以,世界体系才是多元的,也才能是多元的。对于一切正在为自己的政治成熟准备洗礼仪式的后发国族来说,似乎,这一施密特式的教训,充满了诱惑,一如其让人心怀忐忑。
而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何种政治,都源于人性恶。如果政治性即人性,而人性是永恒的,无进化的,非扬弃的,那么,政治本身就是恶,恶的化身与集中展示。换言之,政治的本质在于权力,它本身是恶的存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必需。进而,如果说社会是我们需要运用理性进行调节的对象,那么,政府则是我们邪恶的产物。在此,即便将人性的善恶转化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问题,从而使得其间的差别只是一种政治对立,可因为政治的先在性决定了政治的概念不可能从乐观主义出发,因而,这样的转化并不能消泯真正的问题。毋宁,它使得问题更加尖锐。但是即便如此,如果说卡尔・施密特的政治概念在于以性恶,所谓“无辜的人类邪恶”为立论点,而彰显敌我关系的对立的话,那么,在下以为,恰恰相反,政治的概念确实是立基于“无辜的人类邪恶”,但却是人类和平的缔造者,否则,哪里有什么政治本身的存身之地?可怜的人类又要这叫做政治的劳什子做什么?所谓的希腊城邦政治岂非等同于呓语。恰恰在此,重温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不仅在于记取“以自由立国”才是真正从政治心性上武装国族,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忘使“国家性”贯通于“世界性”,而对政治统一体进行软化,对于国际关系的自助体系性质善予中和。如此这般,才是好战人类自求多福之道,也就是一种公民之道。
因此,上述内外之道,实为一体之两面,分合无时,取舍有定,行藏间端赖一心。倘若均以苍生为念,不忘普世之福的话,那么,据此敷衍而来的政制与法权,也就不在乎算不算什么政治不政治的了,更无需辨析它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
这样说,终究不免让人笑话:哈,好一个妇人之仁。那好,转换一个思路。就当下中国学思而言,对于源自希腊智慧,中经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和施密特一脉的西方现实主义政治智慧的再认识,不仅在于从另一角度审视自由主义政治言说,看清其背后国家格局与民族关系的真正面目,而且,还在于看到,晚近世界的频密互动,伦理的普世化、经济的全球化与技术的一体化,造成了一个匀质的世界现象,在将政治放逐的同时,隐蔽了中心与边缘的宰制关系,因而,回归到政治的整体性及其决断本质,遂成为中国成长为一种政治民族,秉获成熟心性的必由之途。如此,“城墙之外无政治”,但普天之下有政治,便是启示,更是天命。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二○○七年版;[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