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金沙江边走] 金沙江支路200号怎么走
时间：2019-02-16 05:46: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选择“美沙酮维持治疗过程中的脱失问题”作为研究选题,纯属偶然。因为原先所实施的一些项目主要是性行为干预,并没有直接接触多少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吸毒人群,对于美沙酮的药理学知识更是一无所知,所以,对于人类学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选题。
尽管如此,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一选题又是必然的选项。因为自二○○一年参加“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国际研讨会”以来,我在北京、山西、四川等地多次参加“中英项目”的田野工作和影视人类学的拍摄工作。二○○六年秋,受四川省P市基层民间组织的邀约,先后主持完成二○○六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与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二○○八年国家级配套经费项目。目前,正在主持实施二○○八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与二○○九年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将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的艾滋病防治三大干预措施,即安全套的使用、同伴教育的培养以及美沙酮维持治疗策略的推广,整合到项目的设计之中,利用文化敏感性策略,推广艾滋病定点定时干预模式,重点解决少数族群性实践的行为干预难题与美沙酮维持治疗过程中的脱失问题。
目前,不少项目都试图通过高校与民间组织合作,最大限度地进行艾滋病防治的有效社会动员和干预实践。近年来,所有实施的项目均根据人类学的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的原则,取主位的研究视角,以问题为研究取向,理论研究与干预实践相结合,利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观察参与、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行为数据,在分析和研究行为数据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综合性的行为干预模式。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发现艾滋病防治的重点和难点是吸毒网络与贩毒网络重叠的吸毒人群,以及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与商业性行为高度纠结的“小姐”群体,于是自然而然地将研究对象逐渐扩展到吸毒人群。毫无疑问,针对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吸毒人群开展脱失问题的社会文化行为研究,确实充满田野调查的风险和挑战,又显现出学术研究的魅力和难度。
要想做好吸毒人群的田野工作,就必须坚持一些职业伦理。比如,不管访谈对象处在怎样的生存状态,作为善于与边缘、弱势、低层人群打交道的人类学者,需要做到从内心深处懂得尊重访谈对象。然而,有时,个体的职业伦理难以适用到特定的场合。比如,假如强戒所并没有从犯人管理模式向病人管理模式转变的时候,那么在准军事化管理的场所里进行访谈,显然难以做到对访谈对象的形式上的尊重,在民警办公室做访谈,就没有让访谈对象坐在民警的椅子上,更主要的是访谈对象不敢坐,而只能站着,或蹲在地上,或坐在小板凳上接受访谈。这是非常无奈的事情。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吸毒人群进行田野工作,往往涉及个人的、敏感的、隐私的话题,如性实践的性行为学特征、有关毒资来源的违法犯罪行为等;有些话题访谈对象并不愿意触及,如受伤害的经历,像乱伦、强奸等遭遇。并且他们对调查者的研究动机特别敏感多疑,最怕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者是为公安卧底的。可以说,将自己的研究目的向访谈对象解释清楚,消除其内心疑虑,是最困难、最花费精力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获得访谈对象的知情同意,如果访谈对象不愿意谈论,尽管信息非常重要,极具学术价值,都不能勉强。因此,田野过程难免留下许多遗憾,如许多访谈个案无法做到完整。
正因为访谈对象的特殊性,所以在田野工作过程中,严格限制向访谈对象提供任何经济形式的报酬,哪怕面对以路费或买烟名义的索要,都须委婉拒绝,以避免酬金被作为毒资。然而,作为减轻危害的研究项目,我们尽可能提供与经济报酬相应的安全套、清洁针头以及访谈对象大多因注射造成皮肉破溃而急需的消炎药。更重要的是,要在访谈过程中耐心倾听访谈对象的任何形式的倾诉,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减轻心理压力和精神压抑,哪怕是暂时的舒缓。此外,在访谈结束后,通常进行健康教育的叮咛,包括提供一些美沙酮维持治疗方面的知识,消除其美沙酮知识误解,并尽可能解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如办理低保手续、办理喝(艾滋病病毒感染,或美沙酮维持治疗)免费药的条件或其他事项(免费HIV检测途径、清洁针具交换的场所等)。
此外,在田野工作过程中,还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首先,公平地没有区别地对待所有的访谈对象,无论是在经济回报上,还是情感投入上。毕竟,吸毒人群是非常敏感的特殊人群,任何事情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对日后的田野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烦。其次,必须十分公平地分享所有的欢乐和忧愁,为了至少让吸毒人群感受到真诚的态度和没有潜在的危害,以致几乎所有的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访谈都是在环境恶劣的吸毒现场进行的。当然,对于吸毒人群的吸毒犯罪违法行为的信息如何处理,也是极具职业伦理挑战的话题。按照合格守法公民的要求来说,在获知吸毒人员具体吸毒、违法犯罪的事实时,理应报警,以便消除公共安全隐患,减少社会危害,但就职业伦理而言,我们又绝对有责任保护访谈对象的利益。这就是说,为了公平起见,不应该将访谈对象的信息作为危害访谈对象的证据。因此,一种可行的实践是,将一些行为数据模糊化,如简单化或不加深究,如谈到做生意,只说做生意,而不必细问什么生意,到底是做“小姐”,还是贩毒,从而避免职业伦理两难。
在没有直接与吸毒人群打交道的经验的人听来,在吸毒人群之中从事田野调查会遭遇感染HIV及其他血液性传播疾病的职业风险的说法,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如果目睹了田野工作的民族志访谈现场的话,就不免会为调查者捏一把冷汗了。笔者几乎近一半的访谈个案是在P市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点外的小亭子里进行的,那是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病人喝药(美沙酮)后,偷嘴时集中打针吃药(海洛因)的地方,地上脏乱地扔着注射后的针头、棉球、各种包装袋、烟头等。当然,地面上到处都是病人吃药抽烟后吐的痰液,尽管亭子旁的六角梅,在璀璨的阳光下盛开着一簇簇美丽的鲜花,但路人大多掩鼻而过。一般而言,注射吸毒人群大多患有各种传染疾病,如HIV、乙肝、丙肝等,参与美沙酮维持治疗的病人中,根据“二○○八年P市疾控中心美沙酮门诊工作总结”,全面抽血五百七十三人次,其中丙肝阳性人数一百五十七人,超过27%,比例不可谓不高。在美沙酮维持治疗病人中,入组以来,有二十四位男性HIV感染者,十九位女性HIV感染者。至于具体的访谈个案中,更有五位访谈对象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些访谈对象甚至一边接受访谈,一边还拿着针头给自己或者帮别人注射。有时,访谈对象还握着明晃晃的匕首或短刀,在发痒的伤口不停地抠,刀上甚至还沾着血液呢!笔者是在已经得知这几个访谈对象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情况下进行访谈的,无论是带血的针头,还是沾血的匕首,就近在身边。有时做完半结构式访谈,刚好是午餐的时间,还得请访谈对象一起共餐,想到与可能感染各种血液传播疾病的病人一起用餐,尽管从知识层面上来说知道绝对没有问题,但终究还会有发生各种意外或突发事件的顾虑!要知道,吸毒人群具有各种常人所没有的行为特征,甚至是反社会人格特征!
此外,由于访谈对象的特殊性,要找到既对自己安全有保障,又让访谈对象感到安全的场所,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假如病人因偷嘴(喝美沙酮过程中偷吃海洛因等毒品)而被朋友点水(向警察告密),那么他就随时都有可能因尿检呈阳性而被移送强戒所。在有些社区,如门诊旁边的电力局,就不允许吸毒人员进入,所以常常无法在社区的休憩场所进行访谈,有时只好请访谈对象到自己住宿的宾馆去,但有些访谈对象不经同意就会使用各种宾馆设施。除了患有疾病之外,还有吃药(海洛因、病毒、麻果等)或喝药(美沙酮)导致的各种副作用(如占用卫生间半个小时不出来),要做到对访谈对象毫无心理顾虑,那真是自欺欺人!但之所以能够自如地做到轻松应对,就是因为内心有一条强烈的信念: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在宾馆做访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其实,想到吸毒人员不顾后果的觅药行为,有些还是偷盗高手,或者是专门收烂账的主儿,每次做完访谈后,考虑到人身安全,在地方朋友的善意劝导下,都不得不调整房间。针对吸毒人群进行田野调查,确实不像其他的研究对象,可以真心实意地交朋友,而必须考虑一些必要的人身安全防范措施。
从事公共卫生的行为干预和美沙酮维持治疗策略推广的吸毒人群研究,自然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常在金沙江边走,无疑要经受一些道德考验,这里既有非吸毒“小姐”的生意招揽诱惑,更有吸毒“小姐”的虚幻蛊惑,有些难免会以精通特殊性技巧进行极尽色惑的能事。从专业需求和数据品质的角度而论,有时确实存在利用观察参与的方法对访谈数据进行测谎证伪的冲动,因此,稍有不慎,就有道德风险。加之,社会之浮躁,物欲之横流,道德之沦丧,人性之懦弱,诱惑之强烈,想要做到常在河边走而鞋不湿,显然并非易事。然而,之所以能够淡然应对,主要依赖职业伦理规范的约束,公共卫生风险意识的抑制,社会责任权利义务的强制,人生境界风轻云淡的感悟。
除了职业伦理和职业风险问题之外,在吸毒人群之中进行田野工作更有知识性的挑战。如果仅仅是要了解美沙酮的药理学知识及其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国际性实践历程,那么这部分知识似乎还可以在短期内弥补,获得大致的领悟。然而,假如要对所有的近似美沙酮药物的药理学知识以及相关新型毒品与美沙酮交叉耐受性都有所了解,显然就很困难。现实情况是,吸毒人群在美沙酮维持治疗过程中,往往又有多药物滥用或借助一些辅助性药物一起注射的情况,加上他们又有其他精神疾患,因而,要想完全洞察美沙酮维持治疗策略推广实践中的所有问题,在知识储备的意义上说,自然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
参加对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效果及其脱失原因的探索,既要对各种毒品有所了解,又要对吸食毒品的行为细节从事考察,更要洞察吸毒行为造成的各种危害,这些综合性的研究都极具知识挑战性。必须在整合论的指导原则下,根据行为模式的框架,进行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综合性研究,才可以探究地方性的美沙酮维持治疗脱失率高的各种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必须根据文化敏感性策略,对地方的移民城市特质、族群构成特点与性产业和毒品环境及其毒品文化行为进行全面考察,才能洞悉地方特殊场景下的毒品复吸和美沙酮维持治疗脱失率高的问题。就以移民特质而言,学界几乎很少有人涉足,至于该地区少数族群特性与P市毒品环境的内在关联,目前尚无研究涉及。因此,就地方族群文化知识储备而言,自然面临极大的挑战。
在阳光灿烂的冬日里,在蔚蓝的天空下,与不那么阳光的特殊人群进行频繁的亲密接触,在访谈过程中,亲眼目睹吸毒人群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处境,在场景性感染下,笔者经常是茶饭不思,心情极度抑郁。即使返回北京多日后,在处理分析数据的过程中,仍然是夜不能寐,萦绕脑海的始终是两个看似简单、实质上是世界性的难题:吃药(海洛因等)的人为什么总要复吸?喝药(美沙酮)的人为什么总会脱失?在问题的纠结缠绕之下,几乎进入药物滥用的成瘾状态。当然,有时也会不停地质问自己:真的有必要浪费这么多脑细胞来思考这些根本就解决不了的问题吗?一个大学人类学教授与吸毒人群在多大程度上还共享人性的特质?哪些特质?
自迪尔凯姆确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原则以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一直相当强调研究的价值无涉。为了客观地研究某一现象或命题,要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做到冷漠而无动于衷,以便比较、提炼、概括一般的解释通则。然而,面对基本上已经万念俱灰的吸毒人群,真的可以做到冷漠无情地与访谈对象保持客观距离,而无需真情投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根本就无缘接近原本就遭受社会歧视和隔绝而自我封闭和难以沟通的吸毒人群,也就无法获得研究所需的各种有关吸毒人群的行为数据和文化信息。不过,假如对访谈对象太移情,又很容易造成情感伤害和对研究动机的误解。例如,如果询问太多有关性行为学特征的问题,那么访谈对象有时会反感,很可能认为你很“色”,或很“流氓”,有时访谈对象的态度甚至十分冷淡,仿佛你是在哀求她,而她可以对你不理不睬。面对这一情感伤害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何苦从北京跑来受这份委屈呢?
传统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弱势、边缘、低层人群,这一有意或无奈选择的研究对象偏好,必然注定人类学者要与社会文化最低层人群进行亲密接触。在频繁密切的交往过程中,在访谈和追溯吸毒人群的最初吸毒原因、走向不归路的过程、凄惨的情感经历、痛苦的吸毒戒断症状时,无论对访谈对象自身,还是对访谈者而言,都是极其痛苦的心理感受和体验。许多悲惨的经历,是访谈对象不堪回首的,也是从内心深处不愿意触及的。如果提及这些痛苦历史,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造成心灵的再次伤害,有时真的不忍心涉及这些话题。然而,对访谈者又何尝不是这样?即便是在视觉上,每天亲眼目睹这些吸毒人群的凄凉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人的惨不忍睹的悲苦状况,就感到极度不适。自然,心情和心理上都会感到极其沉重――总感觉有一块沉甸甸的铅块挤压在心头,访谈之后,绝对不想与任何人说话。可以说,已经到了心理承受的极限!
不过,更多的时候,访谈者是对目标人群抱有深深的同情,采取批判医学人类学的立场,深入探究吸毒人群陷入毒品危害并由此造成极大家庭和社会危害的社会根源的。这就是说,不仅仅强调吸毒的家庭和社会危害,而且更强化从批判的立场看问题的实质,从社会背景来探讨吸毒人群的社会健康及其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如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阶级、性别、族群以及其他的歧视、贫穷、结构性暴力、社会疾病、居住条件或工作状况)。
毫无疑问,疾病不只是病原体和生理失调的直接后果,更是生产性活动、资源和生产组织方式、实施方式以及基于社会资源分配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差异导致的社会疾病。疾病既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所以,需要深度理解社会与生物的连结,深刻剖析有关文化、行为、环境、社会结构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般而言,通过长期深入的民族志田野工作――这正是人类学的学科特征之一 ――获得的有关社会文化行为的数据是非常可靠的, 这是人类学安身立命的不二法宝。然而,对复杂的、特殊的、敏感的吸毒人群进行田野工作,获取个人的、隐私的、敏感的行为数据,并深入探寻行为数据所隐含的深层的社会意蕴与公共卫生的内在关联性,非常具有挑战性。其根本挑战在于,考虑到人身安全和感染风险,无法对访谈对象进行深入的证伪和测谎,更无法利用人类学最具专业品质的获得数据的“观察参与”方法,而只能采取“参与观察”的手段。
如前所述,由于访谈对象的特殊性,除了难以找到访谈对象之外,有时,访谈对象因长期吸毒造成了伤害,如因脑损伤,通常记忆有困难;或者因服药的副作用,一进卫生间,半天不出来,只能焦虑地干等半日;有时服药或注射之后,访谈对象随时会昏睡过去,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根本无法继续访谈。加上场所的不安全性,或访谈对象忙于生计或寻找毒资,要想做一个连贯的、完整的访谈,都非常艰难,更难以进行专业意义的证伪和测谎了。从技术层面说,田野工作严谨实行的一对一的访谈原则,虽然保证了数据的专业品质,但又限制了行为数据的验证。此外,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访谈严格坚持文化相对论的不作道德价值判断和非伤害原则,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还是在行为数据的潜在危害方面,都秉持对访谈对象不构成潜在危害的原则,不采用录音、摄影等技术手段。这自然是自缚手脚,但又是最高的职业伦理标准。因此,从专业意义上说,如何对吸毒人群的社会文化行为信息进行数据品质的验证,也成为极具挑战的话题。
不过,如今已经顺利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中国―默沙东艾滋病项目研究报告――《心瘾之战,还是心理―社会之战?美沙酮维持治疗脱失问题的人类学研究》的撰写任务。这还是令人颇感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