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_两岸能否撰作共同的中国近代史
时间：2019-02-17 05:34: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相对于日本、韩国、美国乃至欧洲，台海两岸空间距离最近，但由于目前的政治现状，相互之间的学术访问并不容易。对于大陆学者来说，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伤神费力不只是到了香港之后，先去“中华旅行社”换取正本的入台证，然后进入候机室等待飞往台北的班机；而是须在提交申请之后的两三个月中，焦急等待主管行政机关赴台批件。不少人可能只是上飞机前一天才拿到批件，火烧火燎奔到公安局办理加急出境手续，行装不得不在当晚仓促打点。若遇到两岸关系出现一点波澜，访问者或拿不到大陆的赴台批件，或在香港换证时遭到台湾方面的拒绝，怏怏打道回府，更是苦不堪言。当然，这样一种政治现状多少影响到两岸的学术交往，最初争得面红耳赤的是国共两党争斗的意识形态，如对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历史的表述，大陆学者称为“解放”或“建国”，台湾学者称为“沦陷”或“陆沉”；近来随着两岸独统之争的升温，新的意识形态缘于各自的民族主义，台湾方面强调本土性、主体性，大陆方面高倡民族复兴，坚持中原正统观念。总之，两岸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诠释仍有太多歧义，致使眼见的一个尴尬是：在东亚框架下，不同民族的中、日、韩三国能够编写共同的东亚近代史；在两岸民间来往日趋密切的今天，血浓于水的手足同胞却不能撰作共同的中国近代史。
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目的历史研究，曾刻意强化了革命/反动、进步/落后、爱国/卖国、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影响到两岸各自认知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涉及到国共和两岸关系，确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构筑，以及个人、家庭恩怨的纠葛。早在一九九六年，有大陆学者抱怨道：在国共关系研究方面，台湾方面更多采用讲述中共历史的反面资料，内心深存一种老大心态，把中共推翻国民党的历史过程，“简单地看成中共以小欺大，以下犯上，玩弄阴谋诡计，欺骗和推翻合法政府的‘篡权’过程。”（青石：《对两岸研究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史现状的省思》，《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十一期，121―123页）。当然，一九九六年距今已过去了十年，两岸亲历国共争斗的研究者多已退休，中青年研究者虽没有太多类似政治情结，但由于这段历史与现今关系过于密切，两岸学术交流仍未摆脱动辄引入善恶评判或现实政治的僵局。据说，大陆某民国史研究中心希望像清史工程那样，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国家重点资助项目，难以处理的是新编撰的《中华民国史》，包不包括一九四九年播迁台湾后的国民政府。答案是不论包括不包括，都将牵涉到“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这类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对目前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学者颇多批评的是不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国民政府的历史。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叙述程式只能视为《中华民国建国史》，或《早期中华民国史》，名之曰《中华民国史》，与历史事实不符。所以，刘广京、张玉法、陈永发分别撰写，二○○一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的《最近二百年中国史》，目前只能在大陆重点大学的港台阅读室被限制阅读；相信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永远不会有台湾版本。
作为台湾学术重镇的“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人缔造和培育，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对思想文化、学术建制的发展，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该院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语言所、近代史所收藏的主要资料，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经济部档案，以及大部分学术人员的研究主题，都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如果说政治史是历史的核心，那么历史语言所、近代史所收藏资料之重要，以及这些年来两个单位研究成果之丰富，在中国历史，或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某些方面确实具有“中央”意义。今非昔比，在目前台湾政局日益“去中国化”的鼓噪中，研究台北一条小溪的历史都可能得到政府资助，研究中国历史则受到诸多限制，从而导致历史语言所、近代史的中国历史研究日趋边缘化。面对这样一种窘境，学者强调以世界史的框架观察整个近代与前近代间的中国，以求超国族主义史学的狭隘视野和单一想象。具体到对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未来的思考，二○○二年近代史所林满红教授出版了论文集《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提出两岸宜共同推动以世界为框架的历史观，“以世界框架写的中国人的近代史，建构中国人恢宏的胸襟”（《以世界史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193页）。
撰作两岸共同的中国近代史，目的在于拓展中国人的世界坐标，大陆学者将如何应对，做出什么样的贡献，需要认真对待？毕竟，若想超越意识形态纷争，建构体现中国人恢宏胸襟的两岸交流新格局，自然应有较为接近的学术水准和大致相同的学术理念。试较两岸学术发展，平心而论，目前台湾学术界有值得敬重之处。首先，台湾学术界形成了较严格的学术纪律，并有相对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标准。不同于大陆近代史研究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史学革命，在“古为今用”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与传统史学的严重断裂；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基本延续着传统治学路径，六十年代后又受欧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不但专业分工明确，且强调立论的坚实可信，或确凿无疑。即使讨论宏大问题，也较注意从专业角度出发，“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形成风气的还有，当研究著述和学术报告发表之后，常会受到四面八方的攻错纠谬。如果没有研究、没有证据，撰文或报告者自然不敢轻易放言高论，经虚涉旷。
其次，台湾学术界对外交流主动和积极，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一九六三年三月，时任台湾近代史所所长的郭廷以教授在出席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时，曾向与会者致词道：“学术研究必须破除国界与主观，具有地域性的历史学更当如是”（《台湾的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机会》，《近代中国史通讯》第三十六期，112页）。此时，大陆学术界基本与外隔绝，而那个年代台湾近代史学界除得到包括福特基金等大量外国资助，且还有一大批年轻学人在欧美留学或访问。对现今学术环境的影响，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四十余名研究人员中，一半多有留学背景（据说，整个中央研究院八百余人中，有近五百人取得美国、二百余人取得欧洲和日本的博士学位）。本来，“转益多师”是现代教育的一个特点，台湾学者较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至少使之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学者交往时，具有较便利的语言沟通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展示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观念和想法。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国际交往，能够开拓研究者的学术视野，避免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鉴于近年来大陆学术的快速进步，在这两方面追上台湾似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先就专业化的发展而言，这体现在大陆学术主流对传统史学的回归和尊重。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近代史研究从“革命范式”（五十年代）、“启蒙范式”（八十年代）渐次转换到“现代化范式”及稍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此期间，引入西方当代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理论，虽也是一个努力方向，但主流更力求重返中国史学原有的历史脉络。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作为大陆学术典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乃至伏尔泰、狄德罗、韦伯和布罗代尔，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学者们高调推崇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穆等人的学术实践。长期被“革命史学”、或“启蒙史学”贬损的乾嘉风格，此时也得到了正面弘扬，以致有些旨在启蒙的学者不满地指出，乾嘉传统此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七期）。不过，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者来说，“乾嘉风格正是后来王国维、陈寅恪再三强调的（疏离于政治的）学术独立精神的源头活水”（罗志田：《“新史学”与民初考据史》，《近代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再就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来看，大陆似已开始占据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地利之便。虽则，大陆学术机构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气魄和财力，聘请外国国籍的研究者和国外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推广核心期刊审稿和研究人员升等的海外匿名评审，但由于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欧美学界现已较多转向内陆中国、边疆中国的研究，相关资料大都保存在大陆各图书馆、档案馆，而非台湾国史馆、近史所档案馆。国外研究者进行这些专题的研究时，更多会到大陆，而非到台湾收集资料和田野调查。在尽地主之谊的同时，大陆学者与外国研究者有比过去更多的交往和沟通机会。一位台湾研究者曾告诉笔者：由于没有大陆研究中国历史的地利之便，台湾有些会议已难以请到国外学者参加。不过，为加强国际交往，他们在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下，将学术会议的地点定在能够邀请更多国外学者参加的哈佛大学。至于研究者的海外留学背景，自九十年代以来，远渡重洋在大陆重点大学早已成为风气。笔者所在的历史系，近三五年里至少已有十几名学生在美国、英国等大学的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群中，大陆背景的教授和研究生已不在少数。当然，大陆现今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尚不足吸引人文学科的留学生们学成后回国，大部分人毕业后将首选留在美国。即便如此，美国大学中讲授中国历史的一批人具有大陆背景，必将有力推动大陆与外部世界更加密切的交往。相比之下，我听到一位曾在八十年代留学海外、并担任台湾大学课程讲授的学者不无担心地说：台湾今天的优越生活，使很多年轻学生已不像他们那一代勤奋苦读，准备英文，以赴国外留学。
不同于凭借行政权力的意识形态宣传，作为学术上的立言立说，“以世界框架写的中国人的近代史”尚须进行长期研究和反复论证，并可能还会在两岸学者交流中引发更多争议。如什么是“中国”，可能就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在林满红教授看来：就文化上的中国而言，是财产私有制、活络的市场经济、活泼的民间信仰、慎终追远的祭祖观念、以家庭企业为中心的生活活动、传统的人伦教育，以及与几千年中国文献相互衔接的繁体汉字等，“台湾人比大陆人更像中国人”（《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误解与纾解》，37页）。然而，在笔者看来，近代历史中的“中国”当更为多面和复杂。林满红教授陈述的这一意象，可能只是都市的、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富庶的“中国”；不一定包容了乡村的、底层的、边缘的、民众的、贫穷的“中国”。否则，近代中国历史就不会充满如此多的骚动不安，暴力流血。再如什么是“世界”，可能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近代中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台湾及两岸关系史上的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与亚太，乃至欧美的经济、文化、社会交往十分密切，确能从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框架”进行观察，但如果撰写内陆和边远地区的中国近代史，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就微乎其微。如果要编撰全体中国人的中国近代史，这一部分近代中国自然无法弃之不顾。所以，似还可讨论的问题有，能否将此“世界”定义为具有精神意义的个人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人权、理性、法制等普世价值。虽则，内陆和边远地区的近代中国相对封闭，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概念形成较易，但将自由这类普世价值作为“世界精神”的展现，是职业历史学家的一个高贵梦想。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阿克顿勋爵（Lord John Emerich Dalberg Acton,1834―1902）的终生夙愿是撰写《自由的历史》（History of Liberty）。五十年代，瞽目膑足的陈寅恪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心中感慨在于向后世传递“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谈及两岸共同主题的学术交流，自然少不了双方学术机构的竞争。二○○二年，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张玉法先生写道：一九九二年九月，他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访问，专程探望了郭廷以先生的夫人。郭夫人问及此行目的，他回答道：“应邀来北京近代史所访问。”接下来郭夫人的问题是：“我们能赢他们吗？”（即台北近代史所能否赢北京近代史所）张先生说：“应该能赢他们。”张先生就此话题还写道：十年之后的台北近代史所与北京近代史所已成为共同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伙伴。“我们与世界所有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都走在一条路上。虽然不一定能走在别人的前面，也绝不要走在别人的后面。”（《我对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回忆》，《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三十三期，62页）至于台湾是否落在了“后面”，这似乎已是台湾学界最近较多谈及的一个话题。台湾一篇评述抗战文化史研究的文章说：九十年代以前，大陆的研究不仅数量少，且绝大部分是介绍性和回忆性的文章；九十年代中期，这种情形有了重大的转变，单是期刊论文部分，属于“抗战文化史”范畴者即多达数千篇以上，其中有些具有相当水准。比较过去被认为在抗战史研究工作上领先大陆甚多的台湾，则明显出现消退现象。鉴于台湾大部分作品都是学术研究会上发表的论文，专书及学位论文并不多见，该文作者不无自嘲地说：“所谓‘中国崛起’的现象，似乎也出现在抗战文化史的研究上。”（冯启宏：《战争与文化：近十年抗战时期文化史的研究回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三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195―196页）
当然，学术上的“中国崛起”不能只有一个“中国框架”，同样应将之放在世界框架下进行参照和比较。就一般意义而言，两岸近代史研究似都存在着郭廷以先生所说的，运用中国史料自较方便，对于中国历史背景亦较熟悉，颇能站稳脚步，实事求是，“不过，他们似乎过于偏重史事本身的考证”（《台湾的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机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三十六期，112页）。张光直先生也曾指出，他在美国的学会中很少见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会场上辩论历史哲学、历史原则一类的一般问题，二十世纪没有一个中国历史学家成为有国际地位的历史理论家。在他看来，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应该体现在最终有一天英国的牛津大学经常从中国邀聘教授去教英国史、东欧文学和历史哲学，这一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说是成熟，“而我们才能肯定中国的中国研究是科学的研究了”（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考古人类学随笔》，81页，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所以，“以世界史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不应只是具体问题的研究，且还应有整体性的研究成果和更具原创意义的思想贡献，这对两岸学者都将是严峻挑战。至于学术竞争中的谁输谁赢，对于不负领导责任的布衣学者，恐怕没有太多实际意义。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够自觉超越地区或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就可能提出更多新鲜的议题和思路，深入观察人类文明演化的巨流，反思个人安身立命的时空定位，并进而涵泳世界公民之广阔胸襟。对此，孟子早就说过：“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孟子・万章下》）
（《中华民国史》，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书局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七年版；《中华民国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中华民国史》，朱汉国、杨群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张玉法著，台北东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最近二百年中国史》，刘广京主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二○○一年版；《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林满红著，台北麦田出版公司二○○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