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子也不发光]是金子总会发光
时间：2019-02-17 05:34: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从二○○二年岁末的《英雄》到二○○六年岁末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国商业大片――更宏大的说法是“中国电影产业”，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奔跑，把那套传统的经济学逻辑抛在了后面，还没看见自由竞争，就进入了心照不宣的垄断。中国媒体在一旁扮演的角色，与片方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像一出五味杂陈的喜剧。这条路上，张艺谋的三部大片，是三个显著的坐标。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零点，已经“传说”了很久的《英雄》露面，全国票房一片红。票房过亿之时，很让有些人兴奋了一下，似乎看到了国产电影战胜好莱坞的曙光。“二十一日当日，光是徐家汇永乐影城票房就达四十万元人民币，打破了由《泰坦尼克号》保持了多年的单日三十二万元纪录。”（中国新闻网）根据媒体公布的数据，《英雄》投资二点四亿人民币，票房二点三五亿人民币。二○○四年《英雄》进入北美市场，又传出被发行方米拉麦克斯公司为保护自己的影片将之雪藏两年，《纽约时报》做了两个整版（实际上一个版是广告，另一个版有半版剧照），暑期黄金档（实际上那是暑期档末期，已入淡季）连续两周票房第一等消息（《外滩画报》）。几个属实又打马虎眼的报道，加上票房数字的“硬道理”，给人的印象是，好莱坞排挤中国电影，但《英雄》用事实说话，最终为中国人扬眉吐气。我想，张艺谋的武侠片代表国产影片，它将战胜好莱坞，拯救中国电影，批评张艺谋就是不支持国产片，这个逻辑就是这么逐渐奠定的。
《英雄》的运作和宣传，虽然投入、规模、手段都超出以往（比如明星们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包机宣传），但大体在市场范畴之内，《天地英雄》为避其锋推迟到次年上映，也还是出于商业逻辑。媒体虽然在前期报道中拼命炒作，公映后不厌其烦地报道一个个票房“突破”，但在对影片本身的批评上并未却步。早在九月《英雄》为满足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报名条件小范围放映后（这种“申奥”点映日后也成惯例），很快就有评论见报，批判该片“手中无剑、心中有贱”，糟蹋传统、崇拜权力的奴性历史观，这类观点鲜明到位的批评，导致了《英雄》引发的普遍争议，体现了媒体批评的效力。但到了二○○四年七月十日《十面埋伏》首映，一切都有了变化。
那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夜晚。在暴雨成灾、交通瘫痪的北京，一场豪华首映庆典高歌猛进。一边是《十面埋伏》，一边是“水淹七军”，现实给了我们一个不太工稳的对仗。
《十面埋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政策扶植”。北京影院从七月十六日影片公映到八月初，与之同期的新片只有七月初上映的几部显然缺乏竞争力的国产片，比如《自娱自乐》，名字这么不吉利，碰到大规模的“埋伏”也只能自娱自乐了。而《蜘蛛侠（二）》、《史瑞克（二）》、《哈利・波特（三）》、《二○四六》等热门大片被压后到八九月份，于是从六月的《后天》、《特洛伊》到秋季好莱坞卷土重来就出现一段显眼的空白，从造势到公映，七月被“埋伏”得从容不迫。同时一个名词正式诞生了――“国产片保护月”。
这种档期安排立刻引起质疑，片方回应是某些影片主动放弃竞争，保护国产影片是国际惯例。某位官员为此痛心疾首，似乎质疑这种安排就成了对中国电影的不尊重。“国际惯例”是有的，但那是一套政策法规，我们是特例，明显是为一部电影亮绿灯，却必须拉上几个垫背的。我们从前的“惯例”是为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主旋律影片”拒绝好莱坞，如今却有一部商业电影奏响了“主旋律”。更微妙的是，“埋伏”之后，“国产片保护月”只在二○○五年保护了一把徐克的《七剑》，到了二○○六年就失效了，“国产片和进口片的比率几乎达到一比五”（《扬子晚报》）。
《十面埋伏》和媒体的一番博弈也耐人寻味。它在拍摄的前、中、后期对宣传的口径、节奏、新闻点的掌控，比《英雄》更为熟练。从透露“《英雄》之后还是武侠片”，到乌克兰选景，从拍摄高度保密引发的偷拍事件，到剧情、剧照、海报的逐步曝光，从戛纳电影节“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掌声，到歌舞晚会式首映礼的创造（首映式不放电影，除了防盗版，显然也吸取了《英雄》点映遭恶评的教训）……《十面埋伏》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了制高点。
《十面埋伏》七月十六日公映前只在戛纳露过面，能看到的国人极少，随行记者也不会写不利言论。于是基本看不到影片的媒体完全成了片方操控的对象，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前期炒作的任务，或许还以成为“合作媒体”为荣――那至少意味着“独家报道权”。
中国媒体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电影上表现得最鲜明也最荒谬。七月十六日《十面埋伏》零点起映，很快媒体做出了有趣的集体反应――以前的期待、赞美一概变成了批评、嘲讽，像是期待已久的笑话终于抖出了包袱，要自己做主出口恶气了。也许是这部电影本身确实不值得讨论，认真评说也罢，讥讽谩骂也好，都淹没在无数口水之中。媒体先捧后骂，观众越骂越看，看完也骂，循环往复，这场壮观的热闹比《英雄》上了一个台阶，但少了一份力量。片方、媒体、观众共同明确了游戏规则。
即便有行政力量和媒体护航，《十面埋伏》还是没能刷新《英雄》的神话，根据媒体公布的数据，它投资二点五亿元人民币(另说二点七亿元)，收获一点五亿元人民币，对票房和政绩的渴望暂时受到了挫折。不过它真的为中国电影设下了重重埋伏，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处于不平等、不透明状态下的大片体制已初见端倪，到了二○○六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它更加名正言顺、振振有词。
《十面埋伏》打造中国暑期档的愿望没能实现，《黄金甲》转入了最为稳妥的贺岁档。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公映，投资号称三点六亿元，截至今年一月中旬，票房二点八一亿元（《北京晨报》），新的神话诞生了。
表面上看，《黄金甲》是自由竞争结硕果，不过这果实的肥料不一般。它有成功的营销方式，临近年关团体票大卖，比如北京移动的抢票活动，数量相当之巨。另外，“发行方与全国数字院线签署垄断放映协议，从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二○○七年一月十四日，整整一个月时间内全国数字院线只能放映《黄金甲》，而不得放映包括《伤城》、《三峡好人》、《面纱》在内的任何贺岁影片”（《南方都市报》）。这份协议被视为市场环境下的商业合同，但我们不应忘记，当初建设数字院线，有保护中小投资电影的意图。
几大主流院线更是《黄金甲》的天下，《三峡好人》在北京绝大多数影院不放，放也是一天一场，安排在上午、中午、二十二点以后等最差时段，且放一两天就以没有观众为由下档，全然不顾观众意愿，果然让它成了市场上的地下电影。设想《三峡好人》的票房有跟《黄金甲》比肩的潜力是不现实的，但是它从来没有获得一个平等的市场机会却是眼睁睁的现实，这类影片从来是以市场公平的名义被市场不公流放。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担任评委的俄罗斯导演索洛维约夫抨击本国的电影发行体制，说占了主流的私营影院只放好莱坞影片或俄国人拍的美式影片，年轻电影人的作品根本进不了影院，他希望俄国政府能建立统一的国家院线来解决这个问题，还“希望中国能吸取我们的教训，不再重复我们的道路”。可这位导演哪里知道，我们的主流院线倒是国有的，至少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可造成的局面还不是一般无二？
行政部门坐视一个不公正的市场形成，此时的“不管”与“埋伏”时期的“管”异曲同工。这种畸形市场也是自《英雄》以来顺理成章的结果，在振兴民族电影产业的旗帜下，行政力量或明或暗的支持，院线不顾一切的牟利需要，与强势的片方共同营造了满城“黄金”的垄断局面。
《三峡好人》“殉情”的姿态、贾樟柯的质疑，为一个事关文化产业发展，本应引起政府部门重视、进行广泛而严肃讨论的问题揭开了盖子，却迅速化为一场娱乐“口水仗”，似乎只是两个人、两部影片之间的“恩怨”。在网上随意检索，不难发现，有关这场纷争的报道大同小异，要点集中在：张伟平说《三峡好人》获金狮奖有“猫腻”，贾樟柯要告张伟平，张表示奉陪，事情起因则被归结到“获奖片碰撞大片引发恩怨”，而报道中充斥着“骂架”、“官司”、“不忿”、“诽谤”、“讥笑”、“停战”之类的词汇，另外就是两人被引号引起来的、相当情绪化的表达。
表面上看，媒体不偏不倚地报道了“客观事实”，但它是经过选择的事实――选择“新闻点”，选择报道词汇，更选择理解这一事件的思路。这是在“吸引眼球”、“娱乐大众”甚至“读者至上”的理念下，由媒体自觉制造的典型闹剧，新闻事件所蕴涵的问题被轻轻抹杀，它暴露了中国媒体追逐所谓“新闻”的惯性思维，以及普遍缺乏深度分析能力的致命弱点，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不能宣之于口却一概明了于心的“业员关系”。我们时代的趣味确实不佳，而媒体是以大众的名义制造这种趣味的第一责任者。
没头脑的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片方的共谋，而片方也没闲着。实际上，《黄金甲》比《英雄》、《十面埋伏》更进一步的是，它完成了对媒体的控制，全面占据了主动。
二○○六年九月，《黄金甲》点映，“观众”一致赞好，号称“零板砖”（不准确，我至少看到过一篇批评文章），这个良好的口碑纪录平稳地维持到了公映前。不过，点映不久，周润发就说看片的都是“自己人”，导致他与制片人张伟平交恶。究竟是不是“自己人”，又怎样做到了“零板砖”，那些看片写稿的记者、影评人，那些作为合作伙伴的媒体心中有数。“外人”能看见的不过是，最重要的首映宣传，主演周润发消失了。
待到《黄金甲》和观众见面后，媒体又开始恶评如潮，没看过影片的借口即使失去，照样能完全忘记点映期间自己的说辞。这套自打嘴巴的游戏屡屡上演，此时已令人厌倦。媒体立场这种怪异的翻盘，则在言论自由、客观报道的名义下被化解。四处开花的新闻，不外乎高票房、口水仗、冲击奖项大有希望。影评的意义也基本失去，一篇篇关于“丰乳”、“把人抽成肉酱”的评论文章，反而能让片方化被动为主动，让更多的人买票捧场――这是我们时代的趣味。更令人感慨的是，曾几何时，我们欢呼网络媒体带来的言论自由，现在却发现它不仅欢迎片商的官网落户，自己也差不多成了“准官方网站”。
平心而论，将媒体一概视为与商家合流，将记者一概当做片方的吹鼓手，抹杀那些围绕《黄金甲》的批评和讨论，轻慢有些记者在种种压力下周旋的无奈，无视新闻竞争的现实和某些媒体试图有所作为的努力，并不公正。但面对“唯票房论”的单一思维，面对“战胜好莱坞”的官方目标，面对荒谬的大片体制，它们溅起的几丝浪花，作用微乎其微，很快就淹没在市场和娱乐的滚滚波涛之中。遑论那些与片方露骨合作的媒体，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时至今日，张艺谋影片的质量，已不重要。它们象征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而崛起的不过是几个拥有特殊待遇的片商、导演，以及他们背后的影院经理、政府官员。现实永远比影片荒诞。在“文化产业”的旗帜下，在市场的狂欢中，荒诞不过是一种微弱无力的感受，它不能抵消不公正给人的压迫。
二○○六年，许多人记住了一部小成本、高收入的影片《疯狂的石头》，银幕上的光影、坐席间的笑声告诉我们，商业片还有另一种逻辑，一代更年轻的导演将会浮出水面。不过，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掉进光鲜的陷阱中呢――据说那是一条和世界接轨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