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追求：非观光的游记_瑞士观光火车游记
时间：2019-02-17 05:35: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而发生了大量观光客跨国界的移动，以消费为基础的旅行也成为文化研究领域当中重要的议题。正如有关旅行研究的重要著作《旅行者的凝视：现代社会中的休闲与旅行》（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一书作者约翰・乌利（John Urry）所说：“将休闲与旅行视为（西方）现代生活核心的研究视角是必要的。”诚然，休闲与旅行的出现，与西方现代性的形成有相当紧密的关联。不过，在该书以及日益增多的相关专著当中，我们只看到旅行概念在西方的演进，或者说，只看到在西方范围内的以消费为基础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观之下，我们就看不到，当时西方的旅行活动业已大量进入到东亚，而面对强势的西方，东亚也开展出不同于西方的旅行实践。事实上，如果考察西方以旅行为主题的各种文体，从十七世纪以来欧洲船舰探险式地进入东亚后巨细靡遗的观察文字，到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大众小说《环游世界八十天》的畅销，都显见东亚并未在西方的视域之外。从另一方面来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帝国力量大举进入东亚，也正在此时，东亚国家开始出现一项极为特别的文体――它们或被以“游记”、“日记”等不同名称命名，但是，就内容而言，这些作品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均非抒发游山玩水心得的感性之作，而同样都是对西方国家进行不同面向的考察，其中，西方文明之道更是这些作者所强烈关心的焦点。尽管作者们对于文明目标的追求与国家的改革之道各有不同见解，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做西方之行的时候，多具有官方身份，或者是有一定声望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些人在旅行期间所做出的某些观察，往往影响到其日后的政治行动，甚至进而影响到政府决策。
正如万国博览会对于西方知识体系、消费社会乃至殖民关系扮演了多重的角色，旅行亦是如此。就西方社会史或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旅行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在旅行的名义下包括不同的意涵，从对陌生国度的探险，到工业革命之后所逐渐成形的大众旅行，以及由之衍生出的旅行文学等等。如果探溯西方现代性形成之前的旅行史的演进，很明显的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旅行原本属于贵族阶层子弟扩展视野、培养性灵的专利，英国贵族子弟的“壮游”（The Grand Tour）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壮游”所指的是英国贵族阶层将年轻子弟送往欧洲大陆旅行，借以开阔视野增长见闻的仪式。随着西方工业力量的逐渐形成，旅行的视野也跨越欧洲的疆界，瞄向未知的领域，例如广阔的非洲。十八世纪以来，前往未知领域“探险”，成为众口称颂的英雄业绩，而这些事迹转化为文字所催生的探险故事，更成为出版业的重要支柱。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一七九五年深入非洲南部的蒙哥・帕克（Mongo Park），回国之际便受到全民狂热的欢迎，而他以其探险家活动为题材出版的相关书籍，更得到读者的认同。在此之后，传教士也加入探险家的行列，例如传教士大卫・李文史东（David Livingstone）十九世纪中期深入神秘非洲的故事，同样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探险并非仅止于个人的英雄行为，而在实际上有特定的国家力量与知识生产机制在其背后作为支撑与运作。以法国为例，追随在英国人之后，法国人也迅速加入到“认识”非洲的行列当中。一八二一年成立的“巴黎地理协会”其章程第一条的部分内容便是“对前往未知国度的旅行者给予奖章鼓励”。事实上，这一态度，也是在延续着十八世纪以来高举“启蒙”、“理性”大旗的百科全书学派对知识的构筑逻辑――对“物”的搜集与分类。只是，隐藏在搜集与分类背后的，则是西方对非洲之我者／他者、理性／非理性、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这种知识体系当中的西方优越感，日后也演绎出“优胜劣败”的逻辑，并成为西方帝国力量外扩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壮游”还是探险故事，乃至伴随而来的将他者纳进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些时期的旅行者还仅限于少数贵族子弟或冒险家。旅行之得以大众化，其关键在于科技力量的中介。工业革命以来地铁、火车、轮船的出现，改变了既有的时间与空间感觉。除此之外，社会时间的改变，也在这同一时期出现。一八六七年英国国会通过《工场法》，规定了一个星期当中有半天（特别是星期六）的假期。这一规定亦得到资本家的赞同，其原因主要在于苦思提高工场效率之道的资本家们意识到，适度休息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当然，大众旅行的出现，除了与时空感觉及社会时间的改变有密切关联之外，观光景点不断地出现、旅行产业的兴盛等也都是促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而随着大众旅行的兴盛，大众化的旅行文学也更为兴旺，作为大众旅行文化象征的明信片于一八六九年在奥地利发行，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摄影图画明信片也在一八八九年问世。可以说，随着大众旅行的兴起，各式各样的次文化也应运而生。
西方大众旅行兴起的年代，其实也正是西方帝国大举进入东亚之域的年代。面对西方帝国力量的冲击，东亚也开始出现一类特殊的文体，或为从官方立场出发对于西方国家的考察记录，或为知识分子式的关于西方社会的观察随笔。准确来说，这类文体或许不能称之为游记，反而较接近于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写作《美国的民主》的心情――以反思欧洲文明为出发点，前往美国考察该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以使对母国有所助益。依时序而论，一八四二年英国与清朝的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接连惨败的年代，原本不济的国势为列强所恣意侵凌。在同一时期，邻国日本也未能抵挡西方力量的入侵，一八五二年的“黑船事件”使得日本被迫打破锁国状态。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与日本也并非对西方一无所知。明清以来，不断有传教士前来中国，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认识西方世界的主要渠道，而锁国时期的日本，则主要依赖江户时代以来的兰（荷兰）学建立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搜罗世界各国不同政治制度、民族特性而写就的《海国图志》，不仅成为清代末期中国人认识西方的较为系统的参考书籍，也深为已感受到西方重大威胁的日本所重视。
不过，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兰学，都未能使得东亚国家亲身面对西方文明，直到西方军事力量进入之后，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如果从对国家改革思潮的影响力来衡量，那么可以说，福泽谕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造访欧美所写下的《西航记》与《西洋事情》等著作，首先揭开了东亚游记文体的序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尴尬的年代，一方面，国家内部，政权处于变革前夕的骚动中，另一方面，英美等国接连地入侵，让日本强烈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力量。这时，日本的锁国政策并未全面解除，当时对西方国家有所憧憬的年轻人，出国渠道无非两条，要么冒触犯锁国令被处死的风险偷渡出国，要么就是受幕府派遣出访海外。没落武士家庭出身的福泽谕吉，原本一心仅以前往长崎学习兰学为满足，未料有机会受幕府之命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数次随考察团出访欧美。社会制度的差异是福泽谕吉遭逢西方文明后所受到的最大冲击，他曾在日后的《福翁百话》当中回忆参访巴黎的亲身感受：目睹欧美重人权的社会，封建制度下出身没落武士家庭的他感到钦羡。同样的心情，也呈现在《西航记》当中以“不论富贵”来描述欧洲的议会制度一节。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社会制度的比较并未停留在个人主观感受的层面，相反，福泽谕吉将之拉到背后的整体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层面。《西洋事情》的写作模式便是从各国的政治、历史到军备与财政等角度进行介绍。如果说，《西洋事情》旨在详尽地介绍西方文明之道，那么一八七二年的《劝学篇》则是累积对文明的思考，提出以文明之道践行“从一身之独立到一国之独立”。事实上，对于被称为日本最大启蒙主义者的福泽谕吉，这部作品也是其“健康民族主义”时期的尾声之作，在此之后，以文明差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与脱亚论便逐渐出现在福泽谕吉的著述当中。
若说福泽谕吉以启蒙者之姿介绍了西方文明，那么，明治政权成立之后所派出的“岩仓使节团”，则是在西方文明当中找寻日本的定位，并将之转化为国家政策。一八七一年从日本出发的“岩仓使节团”，花费两年时间周游以西方为主的多个国家，进行考察。该考察团返日之后，写成五巨册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以下简称《回览实记》）。这一趟以考察西方制度为主的行程，刺激了日本从城市空间改造到科学技术创新等各层面的改变。作为科学技术象征的万国博览会就是一个例子。在《回览实记》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看到，当岩仓使节团成员参访一些大而强的国家时，在这些人的心中，不免发出日本如何与之对抗的疑问。不过，当观览维也纳所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之际，这一行人终于心中释然。他们发现，展览场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即便是大而强的国家，看到来自小国极富竞争力的科技发明，也必须给予尊敬。“大国不足畏，小国不可欺”不仅成为在万国博览会上岩仓使节团的观察心得，“小而强的国家”也随之成为明治初期日本的国家定位。不过，如同日本专研岩仓使节团的学者田中彰所指出的，亲领西方文明之后的岩仓使节团，在回程经过东南亚国家时，便已然开始以迈向文明的日本之姿看待“落后”的东南亚国家。
正当日本大幅迈开追求文明的步伐之际，清朝也派出官方使团考察西方国家。一八六八年的“蒲安臣使团”便是清国所派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团。蒲安臣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由他引领，清廷大员们历时两年走访欧美各国。关于这一趟西方参访，当时熟悉中外交涉事务的志刚著有《初使泰西记》与《初使泰西纪要》，不过，他的这两本书多集中在对西方民俗风情的考察，两部考察文字也并未促使清朝进行制度改革。尽管“蒲安臣使团”的考察西方，所给出的经验仅止于风俗人情的比较，不过，或许因为清朝的持续积弱不振，在此之后的旅行文字，还是逐渐趋向制度与工业发展的比较。在这些观察西方的文字当中，博览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例如在郭嵩焘的《巴黎与伦敦日记》当中便可读到他对博览会的热切参观，王韬的《漫游随笔》中也可见到他对英国博物馆的描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则描述了他所参加的一八七六年美国为纪念建国一百周年于费城所举行的万国博览会，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更记述了在一八七八年万国博览会上亲登热气球升空的感受。除此之外，清代第一部由女性所写的海外游记当中（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也深切地记述了参访一九○三年大阪博览会的所见所闻。这一情况或许可以说明，在被视为政治寓言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以及深具社会批判意识的吴研人的《新石头记》当中，何以博览会成为强国的象征。事实上，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正是源于旅行参访而诞生。深具改革意识的民间企业家张謇，在参访过日本一九○三年劝业博览会之后，曾经上书清廷，希望能由官方筹设博物馆与图书馆合一的博览馆。不过，这一上书石沉大海，于是，在一九○五年，张謇遂由己力于南通盖设中国第一个博物馆。
尽管西方是文明的代名词，不过，对于东亚的游记写作者，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及其富强之道，也逐渐成为西方文明之外的另一个重心。旅行纪实当中，较早感受到中日不同改革之道的，可能是郭嵩焘的《巴黎与伦敦日记》，他观察到，中国留学生在英国不过数人，而且全数是学海军；相反的，日本在英国学习各种技艺者有二百多人，而且多是学习制度而非兵法。郭嵩焘因而对“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的做法极感不安。随着国力的增强，十九世纪末期的日本，成为交织东亚复杂历史的中心。一方面，日本成为东亚邻国政治改革者甚至流亡者的前往之处。如对朝鲜来说，其时的本国情势是外有西方力量入侵，内部则改革与保守两派力量角斗激烈，“文明的日本”便成为改革一派的希望。俞吉就是一个例子。他曾前往日本就读于福泽谕吉所创办的庆应义塾，受福泽谕吉熏陶甚深，日后还翻译了《西洋事情》一书。中国的例子则有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日本潜沉期间大量阅读已经翻译为日文的西文政治社会书籍，此事在他的《论学日文之益》一文中曾以说明。一九○二年梁启超赴美旅行所写下的、堪称中文旅行纪实翘楚的《新大陆游记》当中，其实也透露出，他受到了当时在日本被推崇至极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在这部庞杂的游记当中，除了如同百科全书一般地考证了各地人口、华人分布情形、留学生在读学校与留学生姓名等之外，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流诸端倪，例如“余游美，无一事为美人忧为美人恐者。虽然，有一焉。则欧洲及其他各地之下等民族，日输入美国，而为其国民是也”。再如论及印第安人于美国之弱势处境时，梁启超认为：“要而言之，若三十年后再游美国，欲见红印度人之状态，唯索诸于博物院中之塑绘而已。优胜劣败之现象，其酷烈乃至是耶！”梁启超对优胜劣败逻辑的崇信，当然与明治维新成功之后的日本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清朝的惨败于日本等现实因素有直接的关联。
另一方面，清末旅行者的身份，除了官员、公费出国者乃至政治流亡者之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别――赴日留学生。或因日本的文明改造成功，也或因张之洞的鼓吹留学日本，至二十世纪之初，已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求学，一九○五年中国赴日学生多达一万人左右，早稻田大学更设有“清国学生部”。与梁启超相同，对社会进化论的崇信，以及对中国富强之道的思考，也展现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二年赴日求学的黄尊三的《三十年日记》（日译本题为《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记》）当中。
对东亚来说，旅行所牵引的议题是极为复杂的，西方的强势力量固然让东亚知识分子产生学习西方文明的心理，然而，所谓的西方文明因为观察视角的不同，被“翻译”引介的层面与内容也有所不同。意味深长的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意味着西方的专利，至少对部分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例如清朝的梁启超或是朝鲜的俞吉――是如此。他们开始以日本为中介，学习日本所翻译的西方文明，以之作为本国改革的思想资源。这时，旅行不再只是一种身体的移动与心理对西方文明的观察，更包括西方思想在东亚的旅行与转化以及可能的在地实践。在此背景之下，东亚的历史叙事才真正拉开了另一个从旅行延伸而来的序幕。
